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形成,既是特定时代美国国家实力及其国际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美国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薄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相对有限,总体说来是一个区域性国家,其国家利益和影响力都主要限于美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区域的联系主要限于经济和文化往来。与20世纪相比,19世纪世界各地间的联系相对松散,这使美国能够相对独立地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大陆扩张。由于自身实力相对弱小,美国直接介入与欧洲列强的角逐显得力不从心,其首要任务在于发展和壮大自身。19世纪的欧洲是大国林立的场所和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世界事务取决于欧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现象,但欧洲大国林立以及相互之间频繁的激烈争斗状况,促使美国政治家们决心远离欧洲政治舞台。对于新生而又相对弱小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只有对欧洲军事和政治纷争保持相对超脱姿态,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欧洲政治纷争的纠缠,避免引火烧身,专心发展和壮大自身,相对不受干扰地进行海外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幸运的是,当时的欧洲多极均势格局和英国的相对优势,也使任何大国都难以独自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也为美国规避战争风险和独立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提供了可能。总之,所谓“孤立主义”是美国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基本国策,是美国根据自身国力和利益做出的一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战略选择。但是,到19、20世纪之交,整个世界不再是19世纪的世界,美国也不再是往日的美国,美国保持“孤立”的基本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历史上美国人相对普遍认同的国家利益观念和价值追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世界现代化、全球化全面推进,国际格局深刻变化,民族民主革命浪潮遍及世界,这些都是世纪之交世界变化的突出表现。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现代世界中,国际政治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世界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必然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和对外关系。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尤其主要大国,也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美国这一参与角逐全球霸权的后来者。
整体世界诞生是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转折点。资本主义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和扩张力,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结成为整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商业、传教、探险、战争和征服等活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被纳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体系。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殖民体系的形成,表明世界真正实现了由分散向整体的过渡。整体世界的诞生,必然程度不等地改变各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相互依存趋势的发展,世界客观上日益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必然要求加强国际间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合作。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固有的弊端,造就了国际社会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尤为突出的是,带来了列强之间规模更大、程度更为残酷而激烈的竞争和较量。无论主动适应和平合作趋势的发展,还是被迫应对残酷而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任何国家和民族从此都不再能够脱离世界而保持“孤立”。到世纪之交,几乎所有世界大国利益都呈现出遍布全球的特征。在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都程度不等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在1898年的美国历史学会上,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演讲中说:“各国闭关自守的屏障,就像中国的长城一样在到处倒塌。今天,每个国家都在挤着别的国家。” [1] 美国政界和军界人物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和利益观。1895年,西奥多·罗斯福写道:“我们都在凝视着未来,试图预告本世纪伟大工业革命造成的巨大而无声力量的作用。”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说,对未来“严重漠视”和“缺乏理解”是严重问题;传统固然重要,但美国人必须置身于正在出现的全球化中,才能正确领悟往日的经验。 [2] 1899年,美国助理国务卿莫尔说,美国已经从“一种对是否卷入(国际事务)相对自由的地位转入一种世界强国的位置……在原来一些我们只有经济利益的地区,现在我们也有了领土和政治利益” [3] 。大西洋曾被认为是美国得天独厚的安全屏障,但科技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很多美国人转而同意“海上实力论”的提出者马汉的观点: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同样的水域既是进攻的障碍,也可能成为进攻的通道。 [4] 进步主义思想家赫伯特·克罗利强调:“曾使美国在反对外来进攻时具有军事安全的地理上的孤立不应使美国人民对相应的孤立主义产生盲目感。现代海军力量的发展和现代民族政治利益的广泛扩大已经削弱了他们的安全性,并使美国与欧洲在共同利益的接触方面出现多种可能性。” [5]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在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地位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国家利益差异和相互冲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资产阶级已经由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统一和“人民主权”的领导者转变成被压迫民族的奴役者和掠夺者,转变成全球范围内相互角逐霸权的竞争者;被压迫民族则走上了争取自身解放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民族自决和人民解放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遍布全球的时代潮流。不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对立,现代化、全球化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同时也加剧了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随着世界被瓜分完毕,囊括全球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尖锐对立的国际关系格局最终成型,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更加激化。在这样一种截然区别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中,美国似乎与其他大国有所不同。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拥有热爱民主自由和反抗殖民压迫的历史传统,一向自我标榜与众不同,但它本质上同样是一个以垄断资本利益为转移的帝国主义大国,在19、20世纪之交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相对领先位置,同样以西方所谓的“文明国家”立场对待落后民族和国家,竭力掠夺和奴役异族,并参与霸权角逐。无论是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斗争浪潮,还是列强间日益激烈的相互角逐,都不能不影响到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变化,不能不引起美国统治者们的高度关注。
与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特定阶段相适应的是全球范围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19、20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各国由自由竞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尖锐,社会变革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与此同时,落后国家和人民争取自身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也遍布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相互联结,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人们心目中万恶的根源,面临着严重威胁。美国统治集团始终以其自身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为准绳,把美国标榜为民主国家的“榜样”,宣扬美国肩负着引导人类走向自由的“使命”,不仅歧视乃至仇视各国人民革命,而且把德、日、俄等国专制独裁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也视为对“自由”制度的威胁。作为一个自诩具有“道德优势”的“文明国家”和“民主国家”,该如何应对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和武力冲突,不能不成为美国统治阶级忧虑万分的问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适应这种变化,仅仅着眼于国内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关注世界变化。
现代化浪潮的全面推进和全球化趋势带来了大国关系格局的剧烈变动,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出现明显的变化。英、法等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国家呈现衰落之势,西欧在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格局中的突出地位受到冲击。美、日等非欧洲国家日益崛起,并呈现后发赶超之势,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原来地处现代欧洲边缘的俄国也走上了加快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在这些变化中,德国在欧洲腹地的崛起,则是对传统国际关系格局最直接、最严重的冲击。德国的崛起不仅直接动摇了拿破仑战争以来相对稳定的欧洲均势结构,构成了对英、法等现代化先发国家的严重挑战,而且因其特别热衷于传统的军事和领土扩张,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影响到美国在美洲、亚洲和太平洋等地的扩张。随着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和美国、日本等非欧洲国家的崛起,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的形成,国际关系体系真正具备了全球性特征。在世界日益成为整体的背景下,不同区域的联系日益加强。美西战争引发了大国关系的变动,美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需要利用列强在远东形成的均势,以及美国对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阿尔及西拉斯会议以及日俄战争的干预,等等,都彰显了美国与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密切关联。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欧洲国家影响力的衰退,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规则和观念也遭遇挑战,但欧洲在国际竞争舞台的中心地位和各大国的国际影响力依然不容忽视。美国传统的对欧政策侧重经济、文化扩张并保持政治孤立,但在20世纪之初整体世界初步形成、美国实力迅速上升的新格局下,这一政策自身的内在矛盾性日益凸显。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述,“正是商业的声音在不停地呼唤,美国是属于世界的,它是不可能关在小小的政治匣子里的” [6] 。1901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阐述了类似观点:欧洲已将美国视为威胁,美欧不是妥协就是战争;要使它们不敢开战,除非美国更加强大。 [7] 西奥多·罗斯福说:“国际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正在增长的互相依赖与复杂性,愈来愈使得坚持恰当地整顿世界秩序成为所有文明的、有秩序的国家应尽的义务。” [8] 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日益密不可分,美国政治精英们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20世纪初期,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依然在拉美和亚太地区,但插足欧洲大国政治已成必然之势。参议员亨利·C.洛奇1895年指出:“华盛顿让我们退出欧洲,但是,与此同时,他指出我们真正的前进路线是西方。” [9] 总之,孤立主义传统强调美国要避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卷入欧洲冲突,而19、20世纪之交的世界变化表明,美国将不得不主动介入欧洲大国间的军事和政治纷争。换言之,既然“世界事务取决于欧洲”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美国要想称雄世界,就不能不重点处理好与欧洲国家尤其欧洲大国的关系,强调避免卷入欧洲军事和政治纷争的孤立主义传统显然不合时宜了。
到19、20世纪之交,现代化、全球化已把美国造就为先进的世界大国,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事实上已经跃居世界首位。相对于其自身巨大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美国的军事力量发展相对滞后,但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非军事领域的竞争优势十分显著。
在现代社会,科技和经济越来越成为支撑国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与同期其他大国相比,世纪之交美国的科技和经济优势异常显著。美国不仅是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中的重要国家,而且是第二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主要发源国之一。1885年,美国工业生产超越了曾经号称“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越德国,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相对份额为23.6%,远超紧随其后的英国(18.5%)和德国(13.2%);其工业总潜力也远超英、德两国,以1900年的英国为100%,则美国为127.8%,德国为71.2%。其他发展指标也显示,美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地实现了后发赶超:美国钢铁产量在1890年开始位列世界第一,1900年时约为英德两国之和;到世纪之交,美国的能源消耗超过了德、法、奥匈、俄、日、意的总和。 [10]
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优势更为显著。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比英、法、德、日四国总和还要多。美国不仅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世界领先,而且农业相对发达,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主要大国第一、第二产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困境。1860—1900年,美国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多。1860—1913年,美国农场数目由200万个增加到640多万个。美国仅19世纪最后20年新垦殖的土地就达到8100万公顷,超过了英、法、德三国耕地面积的总和。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和耕作技术的迅速改进,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高。农业产量迅速增长,以小麦为例,1860—1900年间增加了3倍,占了世界小麦产量的23%。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各领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还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和“过剩资本”。美国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市场相对广阔,社会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经济发展推动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城市大量涌现。美国1783年人口只有300万人,1860年为3200万人。19世纪晚期,美国人口总数从1870年的3900万人增加到了1890年的6300万人。1914年,美国人口约为9800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国民总收入为370亿美元,接近主要欧洲大国国民收入总和。战前人均国民收入只有英国与美国接近:英国为244美元,美国为377美元,英国约为美国的2/3。
与科技领先、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财富和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实力和国民财富总量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意义日益突出,美国的科技和经济优势在它与列强的角逐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就有英国人警告说,“胜利的强国将是具有最强大的工业基础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工业和科学发明创造力的人民将打败所有其他的人民” [11] 。相对其他先进国家,美国生产和资本集中程度相对较高,这也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20世纪初,美国形成了摩根、洛克菲勒等八大财团与六十家族。1918年,仅摩根、洛克菲勒两大财团就独占了美国全部国民财富的1/3。19、20世纪之交,美国国内兴起了反托拉斯运动,但政界精英对大公司在美国参与国际竞争中的角色基本上都持赞赏立场。
由于特殊国情和传统,兼之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美国军事力量发展一直相对滞后。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下,美国海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位居世界第三的海军力量。美国在18世纪末就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历经19世纪,尤其在南北战争、西进运动、进步运动的推动下,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经济与政治发展相对协调,国内政治和文化氛围相对宽松,社会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相当显著,这些都造就了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扩张欲,推动着美国迅速融入密不可分的现代世界体系。
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显著提升。在19世纪80年代前,“外交家和作家们还很少把美国与六个公认强国——英、法、德、奥、俄和意大利——相提并论” [12] 。但到20世纪初,人们谈到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大国时已经不再把美国排除在外了。观察家们越来越相信“托克维尔神话”:20世纪世界将成为被美国大老板和俄国皮鞭控制的世界。 [13] 1900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出版了《美国经济霸权》一书,预言:到20世纪中期,世上将只剩下美、俄两大国,美国将拥有经济优势。国际社会一度到处充斥着“美国威胁论”。一位法国外交官在1903年充满忧虑地问道:“我们是否面临美国的威胁……旧世界将面对美国而走向失败?”一位法国史学家在1905年写道:“在报纸上、会议上、议会里听到的,除了美国威胁外别无他物。”一位英国记者认为,未来的英国只能面临两种选择,或与美国联合,“或沦落到讲英语的比利时的地位” [14] 。美国舆论也对此前景持肯定态度。鉴于英国正走向衰落而美国日益崛起,西奥多·罗斯福预言:“20世纪仍将是英语民族的世纪。” [15]
美国自立国起就一直梦想以自身模式“改造世界”。他们称美洲大陆为“新世界”,以别于欧洲“旧世界”,称美国不可能重走欧洲老路。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美国政治家也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欧洲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及其对“利益”和“野心”的追求,是导致战争不断爆发的原因。欧洲各国把“势力均衡”视为欧洲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但美国人认为,“旧世界”之所以不断发生战争,根源就在于,“对事实上既不可企求又无法实现的均势状态没完没了的追求” [16] 。在他们看来:“通常所说的势力均衡不过是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想的物质表现,是政治反动和宗教蒙昧主义的物质表现,是神圣同盟和卡尔斯巴德法则(the Carlsbad Decrees)的体现,是普鲁士下士军人的藤条,是俄国人的皮鞭,代表的是与自由和个人权利为敌的一切。” [17] 在美国人看来,均势造成了欧洲的灾难,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的安全,这既表明了“旧世界”王公贵族的“愚蠢”,也是美国人尊崇“理性”精神和“理想主义”原则的结果。在美国实力相对弱小时,他们强调美国要以“榜样施教”,为了不被“旧世界”毒化,要避免卷入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19、20世纪之交,美国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全面领先,他们因此更加相信其肩负着“特殊使命”,相信美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美国舆论认为,美国的迅速繁荣壮大充分证明了“自由制度”的优越性和美国人的“道德优势”。当美国人自我期许的“道德优势”获得国家实力的支撑后,美国政治家们开始致力于以其“理想”和“原则”干预世界事务。
美国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增强,推动着它对外联系的发展,也刺激着它向世界扩张的欲望。这种扩张欲望与美国传统的以自由制度“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激情相结合,催生了各种新扩张主义思潮,预示着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不仅宣扬了海军制胜论,还发起了反孤立主义宣传运动。他断言:“没有一个国家,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大国今后应当保持孤立政策”;美国必须以武力保卫它在全世界的商业利益。 [18] 19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参议员说:“在我们还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时,孤立主义政策很有益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已有65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为了我们未来的利益,应该放弃孤立主义。” [19] 麦金莱总统宣称:“孤立主义已经不再是可行的和合乎希望的了。” [20] 当时众多政界精英,都对孤立主义持否定态度,希望美国人有“远大眼光”,积极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布鲁克斯·亚当斯、安德鲁·卡内基等学界、财界精英也明确反对孤立主义。反孤立主义者往往被称为“国际主义”者。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首次突破了美国固守西半球的地理界限,把美国的利益和影响推向世界。战后,美国得以控制加勒比海和通向中美地峡的通道,沟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并吞并夏威夷,占领关岛、菲律宾等群岛,打开了向远东扩张的通道。接着,美国在远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力图把“门户开放”变成各国共同认可的国际关系准则。
面对一个发展水平显著领先、综合实力空前强大而声称不走“旧世界”老路的新兴大国,世界各国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迎接这一挑战。基辛格在谈到19、20世纪之交美国实力大增和外交政策变化时写道:“任何国家的实力如此大增,没有不想化为全球影响力的,美国的领袖也不免心动。” [21] 但是,如何把实力化为影响力,美国的政界精英有不同理解。虽有综合实力优势,但美国是世界霸权角逐场的后来者,此时的世界已经不再是18、19世纪的世界。从美国自身看,其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军事扩张和建立殖民帝国并非主要优势。因此,美国选择不同于欧洲传统的新扩张道路是必然的。
20世纪初期,随着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注重国际和平合作尤其大国合作成为现代世界的必然要求,但尊崇强权政治和片面强调国家“集团自私”合理性的“传统的均势现实主义”观念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这是20世纪初期世界变化与国际政治传统观念、传统扩张模式形成冲突的突出表现。
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联系的加强同时造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影响:更加频繁激烈的国际冲突和更加普遍而迫切的国际和平合作要求。近代思想家对和平合作的呼吁和论证,国际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国际和平运动的兴起与和平力量的壮大,各类国际合作组织的日益增多,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相互依存趋势日益显著的国际社会对和平合作精神的呼唤。在早期论证和平合作趋势的学者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等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亚当·斯密反对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和以邻为壑的竞争心理,并得出结论:“邻国的富乃是本国获得财富的原因和机会。” [22] 赫伯特·斯宾塞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国际和平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和平”“独立”“友好”和“诚实”是工业社会“最和谐一致的典型特征” [23] 。如果说亚当·斯密和斯宾塞的观点只是先进工业国家先进人士的看法,那么,到世纪之交,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情况又大不相同了。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殖民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本主义成为一统天下的世界体系,世界相互依存的趋势更加显著。但是,这不但未能使大国间的和平相处与合作成为事实,反而使战争与冲突更加频繁、激烈,战争目标和手段进一步向着无限化方向演进。日益增加的国际共同利益和更加频繁、激烈的战争,使人们愈加渴望国际和平与合作,和平合作与武力争斗两种价值取向间的观念分歧也更为显著。爱好和平和进步人士均感到忧心忡忡。反战斗争与和平运动风起云涌,其实正是世界相互依存的反映。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在社会主义等新兴进步思潮的传播中,传统的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政策都遭到了批判和抵制,这对于推动世界向着和平、民主、进步方向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平反战运动的兴起和列宁主义反战理论的形成,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人民反战斗争与和平运动对穷兵黩武的扩张主义势力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统治者的外交思维和决策。1880年,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格莱斯顿以外交政策为诉求在大选中击败保守党。格莱斯顿倡导英、俄、德、奥、法、意六国通过和平合作缓解国际紧张局势。他强调了尊重民意和顺应潮流的重要性。他说:“显见一国际新规律正渐得举世人心,且将转移世事运作之道;此一规律肯定独立,蔑视侵略,爱好和平,反对流血,重视长远,排斥短视;更有甚者,乃认定全体文明人类之公决为辨别是非善恶之至高无上之权威。” [24] 在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的情况下,英国作为霸权护持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避免列强之间的大规模决斗,格莱斯顿的言论反映了这种维护现状和既得利益的心态及政策取向,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世界变化和各国人民反战斗争的影响。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界的变化。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推动下,美国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传统的扩张模式,转而重视并积极推动大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和平合作,支持“民族自决”,倡导“门户开放”,通过强化自身的影响力,走上了致力于建立“非正式帝国”的新扩张主义道路。
尽管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一定程度上成为时代潮流,并影响到国际外交,但这一时期的各大国统治阶级从其自身立场出发,仍然把反战斗争与和平运动视为异己力量,并不能真正顺应民意。但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间尤其大国间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性。古典经济学对国际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推崇是从维护先进工业国家利益出发的,但说明了一个事实: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先进的科技、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社会制度等非军事因素的意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本身足以使它处于有利的国际竞争地位;相对和谐稳定的国际社会,有利于落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先进国家和平地扩张自身利益和竞争优势。然而,残酷无序的国际竞争现实却不断地强化着“强权即真理”的政治逻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激烈争斗中,传统扩张模式和国际竞争观念的局限性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
英国学者霍布森批评说:“一些国家把不同国家之间健康的、鼓励性的竞争变成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生存斗争。”他认为,战争和关税保护是“最天然、最浪费的国家竞争形式”;在文明发展的背景下,文明进步应该“越来越关心国家资源的集约化或质的发展” [25] 。他强调,要以国际协调代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武力争夺。他说:既然制止个人之间或家族之间原始的生存竞争有助于进步,“我们为什么不能期望以相同方式,先让国际和平扩及文明国家及其附属国,然后囊括整个人类呢?” [26] 他希望“文明国家”(即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开发”落后国家和地区。他说:“我们应希望与其他国家分担扩张和开发事业。” [27] 为保证国际和平与共同开发殖民地,霍布森还提出了反对领土扩张、维护民族国家生存与独立的主张。他说:“未来国际主义的希望寄托于独立国家的生存和自然成长。没有这类国家,就不可能有国际主义的逐步发展……” [28] 英国国际法专家诺尔曼·安吉尔断言,在工业时代,战争完全是一种时代错误。他说:“真正构成繁荣的各种因素同军事或海军力量没有丝毫的联系,不管我们的政治术语怎么说。” [29] 霍布森和安吉尔等人的观点反映了一种渴望改变观念、放弃传统扩张和建立相对稳定开放的国际新秩序的愿望。
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舆论中,放弃传统扩张和通过推进大国和平合作实现国家政策目标成了“文明国家”的“道德优势”,成了美国实现“领导世界”目标的重要依据。在19世纪,世界事务取决于欧洲乃是天经地义的现象,欧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政治观念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潮流的广泛兴起、国际格局多元化和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少数欧洲大国主宰世界的传统格局和欧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因此,就美国人而言,无论强调顺应世界变化,还是强调尊崇美国传统和自身的“道德优势”,他们都拒绝照搬欧洲国家的经验。
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表明了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觉醒,对世界旧秩序构成了挑战。“民族自决”成了西方各国劳动者、社会主义者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共同目标。在国际关系中,德、日等后起的大国仍然致力于以武力扩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落后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不可避免性。美西战争后,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进国家,美国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抢占殖民地和兼并他国领土的传统扩张模式。此前,英国已启动了把“帝国体系”转变为“联邦体系”的艰难历程。如马汉所述,殖民地的独立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在谈到英国试图以“帝国联邦”取代帝国体系的意图时,他说:“从‘帝国联邦’一词系统阐明的思想表明,海外属地和宗主国本身已经度过并超越了这样一个时代:即双方都承认它们终究必将分离,就如同儿子离开父亲的家,各自建立自己的家庭一样。” [30] 显然,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家们已经感受到世界的变化,意识到列强肆无忌惮地主宰和奴役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时代迟早将成为过去。在这一世界性历史变化的深刻背景下,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甚至认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目的不是扩张,而应代之以提高效率和内部发展。 [31] 显然,武力征服和领土占领等传统的扩张方式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
20世纪初期,一系列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是美国、日本等欧洲圈以外强国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多元化客观上要求推进国际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要求建立更为稳定开放和兼容并蓄的世界新秩序,结束少数欧洲大国按照一己之私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结束以欧洲经验形成的国际政治观念和扩张模式的主导地位。
总之,19、20世纪之交世界的变化是深刻的。19世纪及此前,世界事务取决于欧洲,少数欧洲列强按照自身利益观和价值观主宰世界,但这一局面正在悄然改变。这种变化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和世界进步的表现。无论是欧洲各国内部的变化,还是世界格局的转换,客观上都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变化。20世纪初期,在战争和冲突日益向着无限化方向演进的同时,和平、合作、发展和民主的潮流也逐步兴起,构成了对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和扩张模式的挑战,为美国另辟蹊径实现新扩张提供了可能。处理好变化世界中的大国关系,为其争夺霸权和新扩张开辟道路,成为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世界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原先在国际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的欧洲观念——“传统均势现实主义”似乎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既不能充分解释20世纪世界的变化,也不能引领新时代的国际社会革新。作为国际政治竞争舞台上的新兴大国,美国围绕如何在全新的世界中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按照其自身利益和价值诉求实现“改造世界”的梦想,各界精英们一时难以形成共识。关于20世纪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政策变化,人们或称之为“新扩张”“新扩张主义”,或称之为“新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新外交”等。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统称为“新扩张”或“新扩张主义”。但不管怎么表述,美国社会各界都明显地感受到世界的变化和及时调整扩张战略策略的必要性。而且,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既不能简单沿袭欧洲的旧观念和传统扩张模式,也不能简单重复大陆扩张时代的做法。美国的20世纪新扩张主义国际政治观念和扩张战略策略,正是在这种分歧和争论中逐步形成的。
19、20世纪之交,大国政治家依然把战争、冲突和领土征服等视为国际关系常态,一定程度上漠视了世界相互依存与和平合作趋势。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文明史观”以及自由主义的和平合作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传统政策——重视海外经济和文化扩张,尽量避免与主要大国的军事冲突——也制约着政治家们的行动。因此,尽管强权政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等思潮在美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力量。于是,世纪之交美国的扩张战略策略,在不同力量的冲突、激荡中不断调整。
美国内战前后,国务卿威廉·西华德等人就曾提出建立“太平洋帝国”的构想,主张美国采取军事征服和领土兼并的方式,由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内战结束后,扩张主义者积极谋求建立美国在加勒比海的霸权,修筑了沟通大西洋、太平洋的中美地峡运河,夺取了夏威夷等太平洋岛屿,进而企图向远东扩张。马汉强调,美国应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在加勒比海的霸权,开通中美洲运河,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确保美国的贸易和战略利益。参议员亨利·C.洛奇认为,美国已成为“世界性大国”,带着“19世纪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征服、殖民化、领土扩张的记录”,应参与角逐“地球上仍然荒芜的地方” [32] 。他在国会演讲中说:列强正掀起兼并外国领土的殖民扩张运动,“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中落伍” [33] 。在洛奇等人看来,美国沿袭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传统模式进行海外扩张是正常现象。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大海军”政策及海外军事征服、领土扩张政策的重要代言人。美西战争前,罗斯福就是由美国扩张主义者组成的“首都俱乐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借此平台宣扬立即吞并古巴、夏威夷等地的个人主张。该团体参与人还包括布鲁克斯·亚当斯、威廉·H.塔夫特、约翰·海、伦纳德·伍德、乔治·杜威等人。罗斯福宣称,“讲英语的民族的各个分支应尽可能地拥有世界上的地盘,这对世界乃是有益的事情” [34] 。他的逻辑是:“支配的本能可以使一个种族变得伟大”;“文明大国崇尚武力的干涉会直接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一个伟大文明国家的每一步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世界和平只有通过“文明民族组成的崇尚武力的国家”才能实现。 [35] 他公开宣扬对战争的偏爱。他相信:“一切杰出的种族都是好战的种族;一个种族一旦丧失了顽强战斗的美德,不管它还保留了其他什么东西,……那就等于丧失了跟最佳种族平起平坐的高贵权利;懦怯,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种族,都是难以饶恕的罪过”;“和平中的胜利绝对不如战争中至高无上的胜利那么伟大”。 [36] 这些观点中显然包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质。罗斯福曾参加了美西战争。他甚至叹息说:在美国,“唯一的麻烦是没有足够的战争来供人们参加” [37] 。在谈到美国在美洲的地位和欧洲列强的威胁时,罗斯福说:“要将欧洲大国在美洲任何地方取得新立足点的一切努力都作为战争理由对待。” [38] 美西战争爆发前夕,共和党主席马克·哈那曾讥讽说:如果罗斯福是助理国务卿,而不是助理海军部长,“我们会跟半个世界兵戎相见” [39] 。
由于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并不符合美国传统,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在美国影响较大,因此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主张难以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并屡遭抵制。在西华德的策划下,美国从沙俄手中廉价购得阿拉斯加,但这一行动同样备受非议。19世纪末,美国政局稳定,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空前强大,抛弃孤立传统以及加强海外扩张越来越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但美西战争中麦金莱政府表现出的扩张意图,还是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议。即便在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中,如“首都俱乐部”内部,同样有人持抵制态度。美西战争中麦金莱政府的海外扩张政策,在美国引起了广泛不满,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抢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殖民扩张主义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被称为“帝国主义”。因此,主张通过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建立“帝国”的美国扩张主义者,如罗斯福、洛奇、马汉以及麦金莱等人,就被人们称为“帝国主义者”;反对者成分比较复杂,但都被笼统地称为“反帝国主义者”。1898年,反帝国主义者在波士顿组建“反帝同盟”,发起反帝国主义运动。1899年10月,全国反帝同盟成立,运动被推向高潮。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下层民众参加了斗争。反帝国主义者开展了反对批准《巴黎和约》和反对菲律宾殖民战争的斗争。他们广泛开展宣传,发起了联名签署抗议信活动,并征集到了1896年总统选举80%选民的签字。尽管《巴黎和约》以57票赞成对27票反对,勉强通过参议院表决,但洛奇事后承认,《巴黎和约》的批准是参议院中他所知道的“最势均力敌、最剧烈、最激动人心的斗争” [40] 。可见,反帝国主义运动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巨大的。
持反帝立场的上层精英分子在运动的舆论导向和组织领导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民主党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莱恩、麦金莱政府前任国务卿约翰·谢尔曼、共和党领袖马克·哈那、众议院议长汤姆·里德、共和党元老乔治·鲍特威尔、前总统克利夫兰和本杰明·哈里森、参议员阿瑟·戈曼、劳工领袖塞缪尔·龚帕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霍尔、“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里奥特、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著名学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后来任陆军部长和总统的威廉·塔夫特、全国文官改革同盟主席卡尔·休斯等,都明确表明了他们的反帝立场。精英分子的广泛参与,使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为党派政治之争。尽管民主党中不乏帝国主义者,共和党中也有反帝国主义者,但“民主党人一般是反帝国主义者,共和党人一般是帝国主义者” [41] 。精英分子的广泛参与及其重要作用表明:不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人民群众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活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相当的抵制力量,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海外扩张问题上政见分歧的反映。
反帝国主义者强调尊重美国自由主义传统,提倡以理想主义“原则”对海外扩张适度施加自我约束。“反帝国主义同盟”在其纲领中宣示:“我们坚持对任何人民的征服就是‘犯罪性侵犯’,是对我国政府的著名原则的公开背叛。……一个自治的国家不能接受对一个不甘臣服的民族实行的统治,合众国不能按照古老的强权即公理的邪说行事。” [42] 由于此时国内社会问题相对突出,一些反帝国主义者认为,美国需要首先解决国内问题。他们担心殖民扩张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希望通过民主改革,优先把国内事情处理好。
然而,绝大多数反帝精英同样支持海外扩张,主张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一些人甚至不反对战争和领土兼并。克利夫兰对兼并菲律宾政策持有异议,但不反对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霍尔反对批准《巴黎和约》,但又强调门罗主义的合法性,并以此理由支持战争,赞成吞并夏威夷,主张把古巴变为美国保护国。他赞成吞并夏威夷和变古巴为保护国的另一理由,便是所谓“保护”不等于“殖民”。 [43] 霍尔反对立即兼并菲律宾,是因为担心美国自身实力不足,并担心过度介入远东事务会造成利于列强插足美洲的局面,担心由此造成“门罗主义的死亡”。 [44] 当时,相当一部分反帝精英都怀有与霍尔相同的担心。汤姆·里德反对领土扩张,但他的解释是:希望美国充分发展和地方分歧进一步消弭,然后进行领土扩张。他说:“过度喂食会引起消化不良……切勿操之过急……指日可待的帝国必须等待。” [45] 萨姆纳强调尊重美国民主传统,但同时信仰并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积极地为新时代美国全球扩张摇旗呐喊。卡内基强调尽量不动用武力,但支持领土扩张。他说:“我不是小美国派。我们拥有整个西印度群岛的时刻正在到来。他们会自愿投入美国怀抱。” [46] 乔丹主张,以“贸易”而非“合并”,实现对墨西哥的“和平征服”。 [47] 布莱恩反对吞并菲律宾,也反对占领殖民地,但认为菲律宾有商业利用价值,不反对将菲律宾变为美国的海外“加煤站”。在批准《巴黎和约》投票的最后关头,布莱恩还投了赞成票。休斯、埃里奥特、塔夫特等人并不反对海外扩张,也不会一般性反对领土扩张。还有一些怀有强烈偏见的种族主义精英分子,之所以反对领土扩张,是担心菲律宾、波多黎各等民族加入美国后会败坏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纯正性。显然,反帝运动中的精英们都支持维护国家利益,争论的只是如何进行对外扩张问题。
反帝运动参与者成分十分复杂,他们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不同程度地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但在具体反对什么、如何抵制等问题上缺乏共识。美西战争期间,麦金莱政府不仅直接出兵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和菲律宾,而且疯狂地把古巴和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于血泊之中。美国占领古巴、波多黎各等地的意图显然是,建立加勒比海霸权,控制中美地峡战略要地,实现太平洋战略和大西洋战略的连接,并占据跨越太平洋进入远东的扩张通道。麦金莱政府占领菲律宾的企图,是反帝国主义者们最激烈抵制的。罗斯福等人认为,菲律宾是确保美国海军力量抵达远东的战略基地,占领菲律宾有助于建设一支强大海军和发挥军事力量的投送作用,强大海军对美国海外经济扩张和走向广阔的远东市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洛奇曾解释说:“美国的政策不是像英国那样,动手夺取遍布全世界的遥远的领土。我国政府不宜采取这样的政策,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政策。因为我们在国内有充足的土地,但同时还必须记住这一点:在合众国内,我们控制着我国力量的核心堡垒,并具有作为一个民族的高尚之处,对于保卫核心堡垒至关重要的外围工事,我们必须既不应忽略,也不应放弃。” [48] 他赞成从经济扩张角度考虑菲律宾问题。他说:如果美国放弃菲律宾,“那对我们的贸易、商业和我们的一切企业将是一个不可估计的巨大损失” [49] ;“我们在太平洋那一边拥有的地盘,其价值对这个国家来说是无法估量的” [50] 。
帝国主义者还从瓜分世界的竞争需要出发,论证了占领菲律宾的重要性。他们担心“危险的德国和正在扩张的日本可能会捡起美国放弃的东西” [51] 。此外,他们还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出发,宣称一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适合生存,以此为美国兼并菲律宾的政策进行辩护。当反帝国主义者强调兼并菲律宾没有得到当地人民同意时,罗斯福反诘说:杰弗逊在取得路易斯安娜时也没有让那里的居民投票表决。帝国主义者更激烈地主张立即实现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变,并通过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实现目标。他们把反帝国主义者视为“过时”的人或“乡巴佬”。但是,帝国主义者并不能说服反帝国主义者。
由于帝国主义者好战成性和热衷于扩张殖民地的倾向,他们的扩张主张显然包含了更多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印记。他们既沿袭了欧洲国家军事征服和殖民扩张的传统模式,也保留着大陆扩张时代倾向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的痕迹,是美国从大陆扩张向全球扩张转变中的过渡性人物。菲律宾民族解放战争作为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帝国主义者,表明军事征服和兼并殖民地的传统扩张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落后国家人民民族意识觉醒和争取自身解放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关于海外经济扩张与殖民地的关系,卡内基认为,“‘殖民领地’,或者说附属国,并不是贸易所必需的” [52] 。萨姆纳认为,“以为一个国家在取得适当规模后,增加领土就等于增进财富和力量,这种观念乃是错觉” [53] 。关于国际格局变化和世界秩序重建总是伴随着战争的说法,反帝国主义者也多持反对立场。在他们看来,武力建构世界新秩序乃是“时代错误”。 [54] 布莱恩在演讲中警告说:共和党人像正与布尔人作战的英国人一样信奉“君主制”原则,他们实际接受了“欧洲的思想观念”,正在试图“仿效欧洲帝国”。 [55] 事实上,既标榜顺应世界变化,又宣扬维护美国民主传统,是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但他们都把对方斥为“过时”的人。
显然,正是时代变化和相对特殊的美国国情、传统造就了世纪之交的美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和一种新的扩张主义倾向的兴起。美国内战以来始终存在着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斗争,反帝运动可视为这种斗争的延续和发展。但一些反帝国主义者提出的相对新颖的扩张理念,尤其关于“和平征服”和“非正式帝国”的设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的变化和美国国家利益、价值理想的相对特殊性。当时美国已经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占据领先地位,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已占据优势地位,但军事力量相对弱小。跨洋越海的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既不合传统,也非其优势所在。在占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美国是后来者,列强已把世界瓜分完毕,继续以武力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并非上上之策。美国拥有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优势,最关心的莫过于充分发挥其综合竞争优势,尤其非军事优势。美国是参与世界霸权角逐的后来者,当它加入角逐场时,世界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保持世界的相对稳定、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以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有利于打破已经形成的对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和画地为牢的排斥性竞争,有利于美国发挥自身非军事优势,有利于抵消老牌殖民大国在占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的既得优势,有利于美国实现渐进式扩张和在国际舞台的顺利崛起。事实上,保持世界相对稳定,实行“门户开放”,突出和平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对美国来说是最为有利的,正是世界变化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可见,由于时代变化、国情和传统的相对特殊性,美国人已不再满足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和价值观,需要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追求做出重新界定。显然,反帝运动既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也是美国统治集团政见分歧的产物,它推动了美国对外扩张战略策略的广泛讨论和逐步调整,对于美国在新世纪逐步走上新扩张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巴黎和约》批准后,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逐步消退。运动的失败表明:只要利益需要,美国在海外的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活动便不可避免。美国占领的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夏威夷等领土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但最终或被正式吞并,或被持续占领。这一事实表明,随着美国自身实力的壮大和全球利益的发展,只要利益需要,美国的海外军事征服和建立军事基地活动便不会停止。反帝国主义者虽然强调维护民主政治理想,强调经济扩张与和平征服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们同样坚定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支持海外扩张,甚至不会一般性地反对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从这种意义上说,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都是美国扩张政策调整中出现的新扩张主义倾向,它们的争论适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重建国家利益与价值理想关系的需要,是20世纪美国一再发生的外交政策大辩论的前奏曲。
美西战争引发的“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争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契机,美国一定程度上告别了传统扩张模式,走上了新扩张主义道路。战后,反帝国主义运动便结束了,但争论仍在继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对外扩张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它一再警醒美国的政治家们:对外扩张既要顺应世界的变化,又要充分兼顾本国国情和传统。在对外扩张政策的认识上,此后的美国两党出现了趋同现象。两党都致力于海外扩张,并就此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逐步走上了合力推进美国全球扩张的轨道。但与此同时,公开鼓吹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在美国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两党都致力于维护国际社会的相对稳定开放,标榜“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等美国式“原则”,努力克服对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
受斯宾塞等人的影响,强调适应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文明史观”成为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看待世界变化的理论依据。据同时代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和历史学家说:美国舆论相信,“一个模范共和国要影响世界的唯一办法是避免过去的错误,并为和平的工业主义树立榜样” [56] 。事实上,那些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包括帝国主义者或美西战争中的主战派分子,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世界的变化和反帝国主义的合理性。例如:马汉得出结论:殖民地的独立和解放已是大势所趋。参议员贝弗里治承认商业是美国的竞争优势,并宣称:“共和国的商业优势意味着: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 [57] 罗斯福强调美国具有“文明国家”的“道德优势”,把维持大国权力均势视为保持世界相对稳定开放的基本手段,呼吁实现所有“文明国家”的“和平”与“合作”,希望以此共同开发“非文明区域”。他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演说中,公开呼吁建立大国间的“和平联盟”,以维持国际政治的相对稳定。尽管如此,在美国舆论中,罗斯福好战成性的个性特征以及作为“帝国主义者”的印记,还是使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军国主义分子”的代名词。例如:在1917年的美国军官训练营中,一位成员在谈到其同伴们的精神面貌时说:“有那么多的罗斯福,你只要一转身就会被一个罗斯福绊倒。” [58] 罗斯福本人在晚年的自传中解释说:“我厌恶不正义的战争,……我厌恶暴力和流血。……我宣扬进行战争准备,为的是避免战争;我从不鼓动战争,除非战争是避免荣誉扫地的唯一选择。” [59] 不论其真实想法如何,这番自我辩白表明,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舞台上,公开鼓吹穷兵黩武是不得人心的。
罗斯福之后,塔夫特当选为美国总统。作为一位“反帝国主义者”,他宣布摈弃罗斯福的强权政治原则和“大棒政策”,转而以“金元外交”彰显反帝运动中提出的和平征服设想。塔夫特及其国务卿诺克斯都认为,国际商业联系将促成“一体化观念”和“人类利益团结起来”的现代意识,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并“显然指向国际联合”。他们力图把国家间尤其大国之间的纷争纳入非战争渠道。尽管“金元外交”不可能脱离为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服务的干系,但塔夫特认为:“发展和平关系与发展贸易关系之间并没有什么不一致之处。”诺克斯宣称,金元外交只是利用了“过去几十年国际合作取得的显著进步和巨大成果” [60] 。
反帝国主义者强调国内民主改革的优先地位,以此反对海外的过度扩张。但是,这一时期兴起的进步主义运动,正是以维护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原则为旗帜,通过对新时代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诉求的重新诠释,加速了美国新扩张主义时代的来临。进步主义改革派强调对内实行社会改革,缓解社会矛盾,赋予美国民主制度新的生命力,但同时也宣扬对外扩张,并把对外扩张视为维护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理想的必要手段。他们都信奉“文明史观”,思想观念都带有“民主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色彩,对国内舆论和政府外交决策都有很大影响。罗斯福、塔夫特和威尔逊都是进步主义改革的拥护者和活动家,都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保持世界的稳定开放。可以说,大国联合与合作观念在当时美国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
美国新扩张主义冲击了国际关系传统体系和国际政治传统观念。美国国会在通过对西班牙宣战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反帝国主义者提出的“特勒修正案”:西班牙必须撤离古巴,古巴应获得独立,美国也不得占领古巴领土。特勒修正案使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有所顾虑。麦金莱总统被迫承认,吞并古巴是“侵略罪行”。特勒修正案还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反响。一些被压迫民族因此对美国心存幻想,欧洲大国统治者们则为此感到震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愤怒地表示,希望所有大国“联合反对这种闻所未闻的举动”。她说:“要是宣布古巴独立,我们必须抗议这种先例。他们干脆宣布爱尔兰也独立算了!” [61] 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古巴,但新扩张主义的革命性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占领了古巴和菲律宾,但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民族自决”的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政府决心以其“改造世界”方案推进国际社会革新,表明美国新扩张主义原则被引入了大国政治舞台。对此,欧洲各大国既难以容忍,也难以拒绝,这既是美国实力壮大使然,也是世界发展变化的结果。
美西战争是美国从传统扩张向新扩张转变的逻辑起点。美西战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引发的争论,对于美国新扩张战略策略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说来,强调运用国家综合竞争优势的“新扩张”,成了20世纪美国海外扩张的基本特征和符合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这也表明,作为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世界大国,美国统治集团在转变国际政治观念和调整扩张战略策略方面,一定程度上走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从本质上看,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与垄断资本相适应的对外政策,“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 [62] 。美国新扩张主义同样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益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但这不应妨碍我们对其历史价值做出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