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冷战时期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的形势

冷战时期，非洲之角地区就因冲突频仍而备受外界关注。冷战时期遗留了很多问题，也是造成冷战后非洲之角难以摆脱武装冲突威胁的重要原因。自1947年3月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冷战开始，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展开了长达44年的世界霸权争夺，其中非洲特别是非洲之角地区是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发动“代理人战争”的重要场地。冷战时期非洲之角武装冲突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殖民主义时期遗留的边界冲突问题，新独立国家再次卷入国内政治冲突，军事独裁的长期存在，国家基础设施崩溃等问题不断涌现都令这一时期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的管理陷入僵局。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武器武装非洲之角国家内部冲突各方，给这一地区带来了连续不断的武装暴力和巨大的平民伤亡。武装冲突管理和解决成为这一时期非洲之角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 从欧加登战争看美苏争霸的影响

冷战期间，非洲之角成为美苏争霸的重要竞技场，特别是冷战末期，非洲之角地区爆发的“代理人战争”等武装冲突数量激增。1977年至1978年，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爆发了长达8个月之久的欧加登战争（Ogaden War）。这场激烈的军事冲突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加登地区的领土划分问题。在殖民主义时期，索马里受到西方列强的瓜分，原属索马里领土的欧加登地区先后被意大利、英国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决议将索马里交由英国托管，而欧加登地区又被交由埃塞俄比亚控制，由此引发索马里民众强烈不满。尽管从法律角度来看，欧加登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索马里人在此生存繁衍，位于欧加登地区、备受争议的豪德（Haud），历史上更一直是索马里游牧民族的传统放牧区和居住区。索马里人最初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被授予自治权，但当英国左翼和埃塞俄比亚声称对豪德—欧加登地区拥有主权时，这一权利也被取消。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都对欧加登地区“虎视眈眈”。1960年，索马里取得民族独立，1969年索马里发生了军事政变，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将军上台执政并成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巴雷在宣布自己成为索马里总统后，成立了最高革命委员会，解散了最高法院，暂停了宪法，并热衷于领土扩张，将索马里人居住的周边领土并入其中以成立“大索马里国”。1973年，瑞典石油公司在欧加登地区发现石油，刺激了埃索对该地区的争夺，埃索在此之前也分别开始了军事行动。同年，巴雷帮助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人成立了“西索马里解放阵线”（WSLF，简称“西解阵”），“西解阵”于1975年开始不断发起对抗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游击战，袭击埃塞俄比亚警察局和军队基地。位于索马里西部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唯一没有被西方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在1936—1941年曾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领过）。1974年，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简称“德格”） ^[1] 接管政权，推翻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所罗门王朝随之结束。1977年，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完全控制了德格军政府并宣布埃塞俄比亚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埃塞俄比亚一直面临多股分裂势力，包括“西解阵”“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活跃于埃塞俄比亚西部的苏丹叛乱组织，这令埃塞俄比亚陷入了数年的政治混乱当中。随着埃塞俄比亚政局动荡，厄立特里亚人、奥罗莫人、提格雷人、阿法尔人和欧加登人的民族叛乱在埃塞俄比亚周边不断涌现。 ^[2] 由此，巴雷看到了夺回欧加登地区的机会，他不仅获得了自己新组建政府的支持还积极与“西解阵”结盟。在巴雷的领导下，索马里于1977年7月入侵欧加登地区，全面支持“西解阵”。在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巴雷的部队共占领了欧加登地区60%—70%的领土，胜利似乎在望。同年9月底至11月下旬，索马里已经占领欧加登的90%地区，而埃塞俄比亚军队依然坚守最后的阵地。 ^[3]

欧加登战争也是冷战期间美苏在非洲之角“代理人战争”的一种独特表现。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处于苏攻美守的态势并维持了表面上相对缓和的状态。欧加登战争的爆发并非美苏分别支持的力量之间存在直接冲突，美国对索马里的军事干预程度远不及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重视和军事支持程度，然而美国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对是否支援索马里的态度始终犹豫不决引发美国国内不满，美苏之间渐趋缓和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痕。从1963年开始，苏联对索马里的资助稳步增加，索马里也在苏联的物质和军事帮助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苏联最初援助索马里的目标，是在索马里港口城市柏培拉（Berbera）建立海军基地，从而使苏联的船只能够直接顺利进入亚丁湾和红海海域，方便苏联同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开展海上贸易。埃塞俄比亚则在1973年收到了来自美国的包括F-86和F-5战斗机在内的一揽子军事援助。 ^[4] 欧加登战争初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利用美国和苏联的资金和武器互相作战。然而在门格斯图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美国冻结了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坦克、装甲车、高射炮和战斗机等军事装备的合同并转同索马里结盟。而苏联于1977年9月放弃与索马里的同盟关系，决定将主要援助从索马里转移到埃塞俄比亚，并先后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大量武器装备、资金支持以及约1500名苏联顾问，还从安哥拉运送1.2万名古巴士兵前往埃塞俄比亚农村协助战斗 ^[5] ，试图阻止索马里发起的猛烈进攻。巴雷立即谴责苏联，并与除中国和罗马尼亚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断绝关系，并将所有苏联外交官驱逐出索马里以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巴雷认为，美国需要“履行对索马里的道义责任”，而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6] 虽然美国增加了对索马里的资金支持，但美国政府谴责了索马里的入侵行为，并将索马里发动欧加登战争视为挑衅，没有向索马里提供任何地面部队或军事咨询支持。卡特总统认为，埃索两国有关欧加登地区领土争议应该在非洲之角地区层面解决而非由国际社会解决。他吸取了美军深陷越南泥淖的教训，不想过度承诺再令美军卷入一场遥远的地区冲突，更不想破坏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苏之间微妙的缓和关系。卡特一再要求苏联从埃索冲突中抽身，以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埃索冲突。然而，在古巴和苏联军队的支持下埃塞俄比亚最终将索马里国民军赶出了欧加登。欧加登战争以索马里溃败而告终，到1978年3月，所有索马里部队都已撤出埃塞俄比亚领土，但“西解阵”又恢复了在埃塞俄比亚的游击战。欧加登战争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苦难和人员伤亡，约10500人死亡 ^[7] ，两国都因此经历了随后连续数年的残酷内战（索马里内战至今仍在继续）。在冷战的背景下，欧加登战争被美国视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胜利”。美国国内，包括美国民众、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都将卡特不支援索马里在欧加登地区军事行动的决策，视作其外交政策的巨大失误。 ^[8]

二 冷战时期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的特征

冷战时期非洲之角武装冲突呈现了国家或区域军事化、内部武装冲突升级、外部势力干预不断、内部问题与外部干预相互交织的基本特征。欧加登战争是冷战时期非洲之角武装冲突最为典型的案例，体现了冷战期间美苏与非洲之角间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冷战期间，美苏为实现各自战略目标对非洲之角进行了强有力的军事干预。 ^[9] 冷战通过全球两级范式与非洲之角当地军事、政治动态和区域危机相互重叠，形成了外部干预扭曲并加剧当地危机的态势，地方冲突也反过来影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 ^[10] 非洲之角地区大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竞争远远超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预期或意愿。非洲之角国家善于利用域外国家军事和资金力量推动本国武装冲突的升级。欧加登战争不仅打破了冷战期间美苏在非洲之角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并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互换盟友、阵营迅速逆转的情况，给该地区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影响至今。苏联对欧加登战争的积极介入，提早结束了美苏表面缓和的态势，美苏在零和博弈的思想下迅速进入了最激烈的对抗阶段。 ^[11] 根据1947年至1991年非洲之角国家武装冲突事件的类型和时长来看（见表1-1），该地区武装冲突主要包括边界争端引发的国家间战争、内战或分离运动、武装叛乱或军事政变，其中内战持续时间较长，其次为国家间战争和武装叛乱，军事政变时间最短，且多数武装冲突都有美苏等域外力量的介入。自1977年以来，苏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军售超过60%都流向了埃塞俄比亚。到1983年，埃塞俄比亚获得了超过23亿美元的苏联装备。 ^[12] 对于苏联来说，作为非洲之角主要国家的埃塞俄比亚，是苏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逐步加大了对索马里的经济援助。到20世纪80年代，索马里成为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二大经济援助国。1985年10月，苏联时任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曾表示，美苏对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地武装冲突的干预直接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成为当时国际紧张局势的核心，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13]

冷战时期非洲之角国家的武装冲突遵循“非殖民化权力斗争—独立巩固—解放运动”的一般动态发展模式。 ^[14] 但是从历史分析角度来看，冷战时期非洲之角国家间分歧与冲突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造成该区域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因素是领土界定不清和国家权力结构竞争。早期的部落争端和冲突，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所造成的边界划分等遗留问题成为该地区国家间战争、分离主义和短期边境冲突频生的主要原因。除了埃塞俄比亚以外，非洲之角国家都曾遭受过西方列强残酷的殖民统治，例如，19世纪末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都曾在非洲之角地区分割势力范围。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罔顾事实、肆意划分非洲之角地区的殖民边界，为非洲之角国家独立后的民族矛盾、边界争议等问题埋下了隐患，许多边界争端是该地区殖民主义的直接结果。例如，索马里民族主义运动一直推动将所有索马里人居住区“统一”起来，宣传“泛索马里主义”，建立“大索马里国”。 ^[15] “泛索马里主义”（pan-Somalism）又称“大索马里主义”，是独立后的索马里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为了“纠正”殖民时期不公正的边界划分，并建立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索马里人发展了“泛索马里主义”概念，以统一所有索马里人居住的领土为目标。然而索马里全国上下对“泛索马里主义”理念的积极追求，造成索马里军事力量的长期活跃。 ^[16] 自1960年索马里独立以来，索马里政府一直在背后支持欧加登地区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叛乱活动。另外，同时期的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也愈演愈烈。厄立特里亚是当时非洲之角最严重的叛乱活动的发源地，不同程度的武装叛乱给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17]

独立后的非洲之角国家军事化日益严重，这是内部问题与外部干预相互交织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非洲大陆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非洲有超过30个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胜利， ^[18] 其中非洲之角的多个国家也在这一阶段相继独立。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讨价还价成为冷战时期非洲之角地区的典型现象，并最终促成了同盟交换：最初美国与埃塞俄比亚结盟，苏联与索马里来往密切，后因门格斯图上台、埃塞俄比亚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美国转向索马里示好，苏联同埃塞俄比亚成为盟友。美苏无休止的武器供应造成该地区军事化，直接导致地区冲突持续化。独立后的索马里一直派出非正规游击队骚扰欧加登地区。1963年10月，埃塞俄比亚派遣军队干预，导致双边短期冲突演变成常规战争，这场战事直到1964年4月才宣布停止。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成为埃塞俄比亚外部军事支持的主要来源。1953年，海尔·塞拉西一世与美国签署《共同防御援助协议》，其中，美国承担了发展和扩大埃塞俄比亚武装力量的责任。尽管如此，美国仍试图向索马里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削弱苏联的影响力。1963年，美国、意大利和德国向索马里提供了1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以帮助索马里建立常规军队应对埃塞俄比亚庞大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索马里还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接受了苏联巨额的军事援助，扩大索马里军队并实现部队现代化。

非洲之角国家军事化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现象，是美苏之间的冷战竞争，以及美苏为赢得盟友而制定的地缘政治战略计划所导致的。在边界争议地区或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中，军事化具有一定优势。军事力量的增长和维持也可归因于非洲之角统治精英通过武力威胁或实际使用武力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望。因此，就国内政治而言，军事化与政治合法性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性质等因素密切相关。 ^[19] 美苏在非洲之角的竞争破坏了地区层面冲突调解的努力，并造成了冲突的永久化。美苏在该地区的长期存在为非洲之角武装冲突提供了资金，最终导致索马里国家崩溃和地区内其他国家长期的武装叛乱和冲突。例如，厄立特里亚曾于1941年沦为英国的托管地，1952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结为联邦并成立自治政府，然而1962年海尔·塞拉西一世取消联邦制，解散厄立特里亚议会并吞并该国。厄立特里亚于1961年就开始了长达30年的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1991年厄立特里亚解放并成立临时政府，1993年厄立特里亚最终获得独立。尽管吉布提在次区域超级大国竞争中显得并不突出，但是美国却在吉布提建立了空军和海军设施。并且自1977年吉布提独立以来，法国在吉布提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是吉布提主要的军事援助国。 ^[20] 冷战时期吉布提的军事化，也造成冷战结束后吉布提不仅受到邻国威胁，还面临本国国内政治冲突和民族冲突的严重困扰，该国的安全形势自独立以来一直非常脆弱。

整体来讲，冷战时期非洲之角陷入了美苏的意识形态冲突旋涡，由此经历了内部漫长的动荡，和平与进步可谓举步维艰。在日渐形成的军事化环境中，非洲之角国家出现了军队数量增长、国防支出逐步增加、内战和国家间战争倾向性强、民间组织军事化等特点。 ^[21] 海尔·塞拉西一世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从1956年大约1.8万人增长到1964年的2.9万人。后来在门格斯图政权下，埃塞俄比亚军队从1975年的5万人增长到1987年的30万人，在1990年至1991年，门格斯图将军队扩充至43万人以应对埃塞俄比亚国内叛乱形势。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国防开支也是一路增长，从1969年的3900万美元到1977年的1.87亿美元，从1979年的3.51亿美元到1989年的7.63亿美元。直到1991年，埃塞俄比亚的财政支出一直以军事需求为主。索马里的军事开支与武装部队的数量也是不断增长。在欧加登战争中，索马里军队人数约为5.4万，这一数量一直保持到1991年巴雷下台。可以说，武装部队控制了这一时期的非洲之角国家，掌控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非洲之角国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外军事防御和武装进攻力量的发展上。区域国家内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安全问题因经济资源的减少而变得更为复杂，战争成为解决政治分歧的重要手段之一。1990年，美国一项对全球140个国家的调查研究显示，埃塞俄比亚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世界排名分别为第137名、第121名和第125名，处于世界落后水平，但埃塞俄比亚人均军费却居高不下，位居世界第86。 ^[22]

在冷战后期，美苏意识到该地区事态的严重性，决定逐步退出地区对抗。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武力干预不仅未能解决非洲之角国家的边界争端，反而加深了地区国家的内部矛盾，于是美苏加速了脱身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苏之间开展了多次高层对话，包括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对话、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关于处理地区冲突的对话，减少了彼此在非洲之角地区的武装对抗，非洲之角在两极博弈中逐渐失去了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政权都面临内部矛盾的严峻挑战，经历了国内叛乱并先后陷入内战泥潭，为转移国内注意力，门格斯图和巴雷曾于1986年举行埃索两国领导人会晤，力图通过减少两国边界争端缓解外部压力，并于1988年签署两国关于欧加登地区的边界协议，恢复外交关系。借此机会，苏联和古巴军队、军事顾问于1989年到1990年全部撤出埃塞俄比亚。美苏在非洲之角地区的“脱钩”也预示着冷战走向了结束。 o9t5K0Nw55/7CLbFNkMXoZ8QpmysllsEcSljrrxrau8q2ZAvZ01Z+pEDLOkxO6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