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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冷战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全问题，特别是非洲地区安全和非洲之角武装冲突情况，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定研究。其中，西方和非洲学者有关冷战后非洲和非洲之角冲突的研究开始较早、著述相对丰富且研究成果成体系化发展。国外开展非洲武装冲突和安全问题研究的主要机构数量众多，除了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外，主要的智库和研究机构包括美国和平研究所、德国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荷兰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另外非洲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安全研究机构和智库，包括非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南非安全研究协会、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等；主要数据库包括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战争相关性项目、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政体 IV（Polity IV）项目、国家脆弱指数和矩阵（State Fragility Index and Matrix）、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等；主要学术期刊包括《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冲突解决期刊》（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 lution ）、《安全对话》（ Security Dialogue ）、《和平研究期刊》（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冲突管理和和平学》（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 ）、《法律与冲突解决期刊》（ Journal of Law and Con flict Resolution ）等。这些期刊都收录过有关非洲安全问题的学术论文，另外专门聚焦非洲安全问题的期刊也有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非洲安全》（ African Security ）。
国内对非安全学术研究机构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学术刊物主要有《世界经济与政治》《西亚非洲》《国际问题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等。还应注意到，随着近年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国内研究机构也愈加重视大数据在安全研究领域的应用，例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的大数据国际冲突预测、国内政治动荡预测、国际反恐预警系统等在研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IBDIR）定期发布和出版的“国际安全研究开源大数据”集等，但其中针对非洲之角的有关研究项目数量有限。
国外相关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较为丰富，研究主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冲突理论研究、冲突管理研究、冲突地区和国别研究。
西方的冲突理论属于社会学流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并被广泛应用到政治社会学、种族关系等冲突研究，该学派源自马克思、韦伯等有关冲突的思想认识。卡尔·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的显著表现就是暴力革命、武装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根源理论强烈反驳了关于战争爆发起因的研究理论，强调实际经济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和政治因素是冲突和战争产生的基本动因和主要根源，经济问题是战争爆发的根源，阐明了社会和经济运动在战争中的根本作用，是唯物主义战争观的一种具体体现。 [43] 马克斯·韦伯的冲突理论强调，冲突的出现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密切相关，被统治者如果怀疑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则很可能会寻求冲突来解决问题。 [44]
随着后冷战时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涌现，西方安全理论研究由传统安全理论向非传统安全理论拓展，出现了诸多研究流派，其中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巴里·布赞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被广泛应用到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研究当中。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认为，冷战结束彻底改变了国际安全的整体模式，地区安全的独立性构成了新的国际安全关系模式，因此他们在新安全论基础上，打破了新现实主义“极性”思想和全球主义“核心区—边缘区”理论的全球层面的分析方法，通过聚焦地区层面，布赞提出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理论框架。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核心，是基于威胁近距离传播的影响要大于远距离传播的影响，因此地区内根据安全相互依赖原则组成的群体，被称作安全复合体。该理论强调非洲国家间安全态势的特征并不显著，相反，非洲是处于国家、政权、反叛运动之间的复杂混合体，说明非洲安全的关注点在国内，即次国家层面。非洲之角因地区国家间尚未形成充分的安全互动关联，被布赞视作预备地区安全复合体。 [45] 但布赞的理论存在局限性，非洲之角是否属于预备地区安全复合体仍有待商榷，特别是随着非盟“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建立，非洲之角国家间以及同其他区域间的安全互动正在逐步增多。而且布赞“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忽视了在海洋安全领域的适用性。海洋安全不仅可以在区域内也可跨越任何安全复合体的传统边界，将不同行为体聚集在一起。另外，布赞将西方社会与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视作“零和博弈”。这种冷战思维又一次用简单化的方式将恐怖主义、极端组织视为“他者”，忽视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非洲发展的根源和现状。 [46]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曾多次通过实证研究和定量方法，对包括部分非洲国家在内的全球极端贫困或“脆弱”国家内战爆发的原因进行经济学分析 [47] ，还对冲突后内战国家的国际军事干预政策——冲突后援助、国际维和、远程安全保障和军费缩减——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提出了“共同治理”的建议。 [48] 科利尔强调预防是应对安全问题最正确的方式，但冷战后人类社会未能对安全危机加以重视，国际社会在面对冲突危机时战略政策始终摇摆不定，这也导致索马里无政府状态持续数十年，从而造成权力的真空，为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49] 亚历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认为，金钱的流向是判断冲突爆发后民众如何选边站队的重要指标。民众与领导者间如果存在族群、宗教等集体身份认同则“租金”要价降低，如果没有集体因素，领导者就得支付更高“租金”或采取暴力措施。一旦政治精英掌控“租金”，民众就依赖于精英，政治“市场化”就形成了。 [50] 李峻石认为，族群与宗教差异不是导致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争夺有限资源才是根本原因，从而驳斥了学界对族群与宗教差异导致冷战后非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战争和危机频发的观点。 [51] 整体来看，现有的冲突理论主要强调内生性，忽视了外部因素以及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对冲突的影响。
威廉·扎特曼（William Zartman）指出，非洲在冲突管理方面的一些传统解决办法在殖民时期以前建立和平方面赢得了声誉。在当代，这些风俗习惯可以为处理现代冲突提供新的视角。在后冷战时期，非洲仍在经历更大程度的冲突。国际和次区域地区积极参与非洲维和行动，但它们的努力在非洲冲突管理方面并不是完全有效。扎特曼的研究以南非、索马里、加纳等非洲国家的传统冲突解决方案为对象，指出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提高两者在非洲冲突管理中的契合度。 [52] 詹姆斯·亨茨（James Hentz）的研究探讨了21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大陆各国就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特别是21世纪头几年更是安全问题频出。2005年的数据显示，161个国家中有31个国家存在严重冲突的危险，这其中有17个国家来自非洲；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部队比在其他洲的部队都要多，截至2006年，75%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非洲；自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共开展了19次维和行动，而其中10次行动是在非洲开展的。在21世纪之交时，全世界14起重大冲突事件中有7起发生在非洲。自1960年以来，不少于32个非洲国家遭遇过至少一起非分裂主义国内冲突，非洲成了世界武装冲突的“老巢”。 [53]
莫顿·多依奇（Morton Deutsch）等的研究为理解和管理人际、种族间、组织间和国际各种冲突事件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和理论基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冲突解决才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因此其实践与理论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多依奇等的研究旨在将理论概念与实践联系起来，用理论解释冲突概念及其意义，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冲突管理的方法。暴力冲突给冲突双方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羞辱、毁坏财产、酷刑、殴打、强奸、谋杀），而冲突双方可能还不得不在一个地方工作与生活，这在内战、民族和宗教冲突、帮派战争，甚至家庭纠纷中也都会发生。 [54] 日赞娜·卡茨（Zsuzsanna Kacsó）的研究以选举暴力为例子，通过分析冲突解决机制的实现条件，确立了结构性预防选举暴力的方法，以及建立了结构性预防选举暴力的场景。卡茨认为，选举不能被视作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应将选举看做连续的或是一个周期事件。选举暴力，作为政治暴力的一个分支，是极其普遍的世界现象，世界上有一半的国家和地区深受选举暴力的困扰。欧盟一项观察数据显示，在1993年至2012年8月全球范围内的选举中，亚洲地区的90%选举遭到了暴力破坏，其次，非洲77.5%的地区出现了选举暴力，美洲50%的地区和欧洲50%的地区都出现了选举暴力，中东37.5%的地区遭到了选举暴力。只有大洋洲是唯一没有在观察时间范围内遭受选举期间暴力破坏的地区。该研究表明，通过场景建立可以有效预防与选举相关的结构性暴力冲突。 [55]
阿里·艾哈迈德（Ahmed）详细介绍了“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来源和意义，通过介绍索马里传统谚语展现了索马里传统方式是如何处理冲突与危机的，并从哲学角度、中非智慧中寻找“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有力例证。 [56] 非洲传统民族中存在非常丰富的处理争端和冲突的方式方法，像埃塞俄比亚奥罗莫族的盖达体系 [57] 就在阶级间有着严格的权力转移机制，卢旺达的盖卡卡法庭 [58] 在调解1994年种族大屠杀犯罪者和受害者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索马里的赫尔习惯法体系 [59] 确保了民声能够被听见和谈得以实现。阿里·穆萨·伊耶也曾探讨赫尔习惯法对于重新恢复非洲自己的政治和法律体制的政治哲学启示。 [60] 阿德因卡·阿贾依等（Adeyinka Ajayi）的研究探讨了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中冲突解决模式或机制的运用。该研究主要对约鲁巴人、尼日利亚的伊博族和南非的庞多族等多个非洲传统社会中的冲突案例进行分析，并指出非洲传统社会的冲突解决方式为有关各方提供了互动的机会，促进各方达成共识，重建社会桥梁和制定社会规范。而西方世界更加重视由国王法庭、人民主持的司法系统等来解决争议和实现公平分配。该研究认为，传统的冲突解决技术如调解、裁决、和解、谈判等以及过去非洲人使用的交叉询问法，在后冲突时代，要比现代方法更好，更能实现和平共处与和谐的美好前景。 [61]
伊丽莎白·施密特（Elizabeth Schmidt）围绕非殖民化时期（1956—1975年）、冷战时期（1945—1991年）、国家崩溃时期（1991—2001年）和反恐战争时期（2001—2010年）非洲外部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情况进行了编年体整理。施密特认为在前两个时期，非洲的域外干涉主要是跨洲干涉，主要是来自美苏等超级大国以及前殖民地宗主国的干涉。而在国家崩溃时期，非洲受到的域外干涉主要来自洲内。非洲国家政府，有时在西方国家的默许下，支持周边国家军阀、独裁者和政见不同者上台，并为控制周边国家资源而战。国际反恐战争就像冷战一样，外国军事力量在非洲大陆上“各显神通”，并为专制政府提供了外部援助。在每个时期里，外部势力改变了非洲国家内部斗争力度，扩大了本土冲突态势并给非洲民众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62] 小约瑟夫·奈和戴维·韦尔奇在阐释冷战后全球冲突与合作时，从理论角度对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手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以便于厘清冲突与合作产生的条件；对管理冲突和促进合作的两个重要手段——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进行了深入分析，以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为例，解释了联合国预防外交思想和维和部队在非洲维和行动中的成与败，以及集体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之间的区别；分析了冷战后武装冲突的整体模式与趋势，其中冷战后国家间战争数量减少、规模下降是主要趋势，但是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共发生约7起国家间武装冲突，其中3起爆发在非洲之角国家；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或内战数量占世界范围内武装冲突数量的首位，其主要分为族群战争或群体战争以及革命战争；并吸收了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世界主义和国家道义主义等理论对干涉、自决、人道主义干涉和“保护的责任”进行了界定和利弊分析。 [63] 总之，部分国外学者虽然开始关注非洲传统冲突管理手段的发展潜力和积极作用，但对非洲之角地区冲突管理的传统手段和具体应用缺乏系统梳理。
国外学者有关非洲之角冲突的地区和国别研究，更多强调内部因素在武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赛斯·卡普兰在有关“脆弱国家”的研究中，将索马里和“索马里兰共和国” [64] 作为探讨非洲民主化进程及其进程中矛盾与冲突的典型案例。卡普兰认为，脆弱国家对国际安全和周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阻碍国内发展，且缺乏法制极易导致动荡跨境发展，影响周边国家安全环境，为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提供了天然的避难所。尽管笔者不认同卡普兰将“索马里兰共和国”视作相较于索马里更民主的观点，但他间接指出了索马里之所以成为西方眼中的“失败国家”，是西式民主与索马里“宗族国家”（clan-states）传统剧烈冲突所导致的。族群决策和习惯法（xeer）是管理索马里族内部行为的主要准则，“宗族国家”独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谓的“现代国家”，且伊斯兰教义在索马里也要从属于宗族主义。 [65] 瑞迪·博瑞克戴普（Redie Bereketeab）认为，国家与民族（此处指国族）间的不协调，即国家不能反映国族需求，是国内冲突和危机的根源，其中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和苏丹南北方分裂就是最好的例证。 [66] 迈克尔·沃尔德马里亚姆（Michael Woldemariam）试图分析非洲之角武装叛乱组织分裂的原因和条件。他指出，军事僵局增加了和平谈判的成功率并不是因为相互竞争的各方认为他们无法再取得胜利，或持续冲突的代价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而是因为军事僵局降低了谈判产生破坏因素、破坏和平进程的可能性，所以应等到陷入军事僵局时再解决潜在的叛乱分裂。 [67]
国内学者有关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的专题研究相对有限，相关主题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非洲大陆整体研究、国别和事件导向型研究、集体安全机制和安全治理研究。
整体研究主要是将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武装冲突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张伊宁等认为，冷战后世界各地的领土纠纷、宗教矛盾和族群冲突所造成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根源理论仍然是解释这一复杂而动荡世界的重要理论基础，现代战争的复杂性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矛盾不断变化发展的必然反映。 [68] 关培凤通过梳理非洲国家间边界和领土争端典型案例，分析了战争、外交和司法三种争端解决模式的效用和影响因素。 [69] 在地理信息系统、夜间灯光和事件数据的辅助下，陈冲通过时空数据模型重新审视了机会、贪婪和怨恨这三种冷战后国内冲突原因理论对1992年至2013年非洲政治暴力冲突的解释作用。与以前的聚焦国家或族群层面的研究不同，陈冲进一步将分析范围扩展到了村庄和县等较低一层的分析层面，从而更好地利用了有关政治暴力和冲突发生地点的地理信息。 [70] 卢凌宇通过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改进了查尔斯·蒂利关于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对1975年至201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宏观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探讨和测试蒂利模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适用性。其研究结果发现，自然资源依赖一方面降低了国际对手对国家建设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显著促进了国内对手的国家建设功能。 [71] 张永宏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本土冲突解决机制的特点、作用边界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论述。面临传统回归和现代化转型的非洲大陆，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本土冲突解决机制在弥合社会裂痕和维护社会和谐方面作用突出，但也受到合法性被削弱的冲击。 [72]
吴华等对20世纪末非洲地区冲突概况进行了介绍，其中对非洲之角冲突热点问题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文献梳理，简要概述了苏丹国内南北抗衡所造成的武装冲突、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争端（港口争夺等经济利益摩擦和边界纠纷）的殖民统治渊源、族群政治引发的索马里内战和联合国维和行动遭遇挫折等典型案例，并对与非洲安全问题紧密相关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冷战后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原因、影响及趋势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73] 颜琳以国际刑事法院介入乌干达国内武装冲突与“上帝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暴行为例，探讨了国际刑事法院治理困境，提出不能仅仅依靠国际法的威慑，还应综合考虑、多方面着手促进冲突解决，包括重视当地司法方式和武装冲突解决进程，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建设。 [74] 卢凌宇对索马里内战成因的分析结果显示，索马里国家内部的族群政治、政治经济压迫等所造成的“怨恨”以及国家脆弱给反叛分子提供的“机会”，共同促成了索马里内战的爆发 [75] 。毕健康等分析了索马里难民治理问题存在的困难，并针对难民治理中出现的国家治理能力、国际规则和周边局势等问题进行探析，并指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重要性。 [76] 通过梳理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两次边界冲突，关培凤指出，边界争端应依靠非洲国家内部自主解决，而不能依靠别有用心的域外国家有意干预来解决。 [77] 王磊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分别以埃厄恢复邦交关系和中东国家在非洲之角加大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安全事务为案例，分析了非洲之角区域内部局势缓和的原因，以及中东国家积极介入该区域安全事务所带来的影响。 [78] 张永蓬以埃厄关系改善为例，分析了非洲之角区域内安全形势趋稳对地区和国际的影响力，并指出非洲之角国家已具备通过平衡外交应对潜在安全风险的能力。非洲之角集体外交、积极互动的信号将为区域和平稳定做出突出贡献。 [79] 陈杰在分析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外交政策转型时，提到了萨勒曼对非洲之角地区的重视，非洲之角是沙特拓展周边外交、保障其海上运输安全的重要地区。文章还介绍了沙特与非洲之角开展军事合作反映了中东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的外溢。 [80]
罗建波认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正面临现实困境，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当前非洲政治发展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包括如何处理冲突控制中的干预政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自主维和与寻求外援之间的关系等。 [81] 莫翔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冷战后非洲安全机制建设，并对非洲集体安全和多边安全机制进展的情况，特别是非盟在达尔富尔危机中的角色和联合国在非洲之角维和行动等案例作出了评价，认为非洲国家尚不具备自身单独解决安全问题的能力，借助多边主义和国际社会力量是非洲安全建设的必经之路。 [82] 肖玉华和刘鸿武对非洲之角安全局势进行了总体述评，指出非洲之角的安全局势受制于该区域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域外力量和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族群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制约。另外，郑先武 [83] 和张春 [84] 分别对“伊加特”在苏丹和平进程中发挥的调解作用和“伊加特”在非洲之角次地区安全治理中取得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论述和归纳。张春 [85] 还从非洲之角政治转型角度，谈及了非洲之角地区安全治理的发展和中国与非洲之角加强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总之，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选题鲜有对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进行整体研究，现有研究对该区域冲突的发展与特征、爆发原因、外部干预、内部管理和解决手段的分析尚有不足，这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知识的积累性增长。因此，本书将针对上述不足对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开展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