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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整体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非洲之角的和平与安全形势稳中有变，但武装冲突及其连锁反应——海盗问题、难民问题、恐怖袭击和极端主义组织发展依然阻碍该地区和平的可持续发展。2020年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排名 [1] 显示，在世界上163个列入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非洲之角国家和平指数整体排名较低，其中苏丹位列第153、索马里位列第158、南苏丹位列第160，属于世界上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排名 [2] 也显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南苏丹、肯尼亚、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频度较高。2020年德国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HIIK）发布的《2019年冲突晴雨表》（ Conflict Barometer 2019 ）显示，非洲之角地区仍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重大武装冲突的主要集中地区之一，其中非洲之角地区重大武装冲突包括埃塞俄比亚的族群间冲突、苏丹的族群间冲突和达尔富尔冲突、“青年党”（al-Shabaab）对索马里和肯尼亚的武装袭击，以及南苏丹的族群间冲突和反政府武装等。 [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比于国家的内部战争来说，世界范围内国际战争或国家间战争数量急剧下降。 [4] 冷战结束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内部武装冲突数量出现了先急剧上升继而明显下降的趋势。 [5] 但非洲之角地区国家的内战和国家间战争数量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都保持了显著增长。在冷战结束后的约30年中，武装冲突仍然是限制非洲之角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6] 自冷战结束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非洲之角国家依然遭受武装冲突的严重困扰，主要包括国家间战争、内战、区域内跨界干涉和国际军事干涉，以及由此产生的海盗和恐怖主义袭击等连锁反应。冷战后非洲之角的武装冲突涉及政府、民族主义团体、宗教团体、族群等主体参与者，且发生在不同层次上，包括国家、地区、全球等层次，主要典型的武装冲突事件包括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战争、索马里内战、苏丹内战等。
冷战时期美苏在非洲之角地区展开的意识形态对抗对非洲之角国家影响深远，与此同时期进行的去殖民化运动也在外部势力的刺激下迅速进行。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曾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作“历史的终结”和美国领导的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 [7] ；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达包括非洲之角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8] ，然而这一时期非洲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的数量并没有因为照搬“西式民主”而骤然下降。面对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爆发的复杂性，西方国家对解决后冷战时期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的要求与日俱增。这也导致西方国家一系列打着民主旗号、推行人道主义干涉以及履行“保护的责任”的行为不断出现，引发了国际社会巨大争议。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反恐战争，将非洲之角视作打击恐怖主义的重点区域，并声称对受恐怖主义困扰的国家的直接军事干预（包括直接入侵）将有利于维护“自由民主世界”的安全和利益，这令非洲之角国家的主权面临严峻挑战，非洲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仍然没有改变。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西亚北非政局剧烈变动，作为阿拉伯半岛的战略周边，非洲之角国家在中东政治和军事战略部署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中东国家通过“港口政治”在非洲之角红海沿岸展开激烈的军事同盟“争夺”，迫使非洲之角国家“选边站队”，改变了非洲之角地区国家间权力的平衡。
近十年来，非洲之角已成为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非洲之角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发展，美国安全战略开始向本国倾斜，对外反恐力量逐步收缩，国际安全框架发生巨大变化。曾被美国视作“全球反恐战争”先行地——非洲之角的战略地位迅速下降。一直以来，特朗普政府忽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本人多次发表对非洲的过激言论，并在移民问题上多次把矛头指向非洲。2018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新非洲战略”，该对非政策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以保护美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影响力为战略目的。 [9] 美国对非政策的不稳定性和偏激行为对非洲之角安全局势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欧洲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不断涌现，难民问题使欧洲政治和社会安全挑战增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非洲之角影响力的减弱也给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势力抬头提供了机会。仅2020年1月上旬，索马里“青年党”就在肯尼亚发动多起恐怖袭击。1月2日，肯尼亚拉姆县的3名乘客被“青年党”杀害；1月5日，多名美军在拉姆县遭到“青年党”袭击，多架美方飞机和多辆车被摧毁；1月13日，“青年党”在肯尼亚加里萨地区杀害3名当地教师并绑架了1名教师。索马里“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多次发动恐怖袭击。非洲之角恐怖袭击出现了跨边境和跨区域、频率高、恐怖分子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2018年下半年，非洲之角迎来了区域和平与政治发展的新曙光，标志就是2018年7月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恢复邦交关系和同年9月吉布提与厄立特里亚关系缓和，美国驻非洲外交官蒂博尔·纳吉（Tibor Nagy）称赞非洲之角成为“非洲之希望” [10] 。沙特和阿联酋在促成埃厄关系和吉厄关系新进展方面发挥了重要推手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评价了海湾国家的调解作用，并称赞非洲之角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政治智慧将为非洲之角谱写和平发展的新篇章。 [11] 另外，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也日渐增多。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近年来对非洲外交政策愈加重视，正加紧重回非洲的步伐。俄罗斯在非洲之角积极同区域国家开展政治、经贸和安全事务的联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它还不断加强在非洲之角红海海域的长期军事存在。非洲之角成为新的全球大国区域竞争的竞技场。
与此同时，包括非洲之角国家在内的非洲国家连同国际社会都在共同努力探索预防、调解和解决冲突爆发的手段，为实现非洲持续和平、解决非洲暴力频发问题的根源加强合作。近年来，非盟及非洲国家在落实非盟《2063年议程》和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倡议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12] 但是，作为非洲大陆武装冲突爆发最为集中的非洲之角，其和平与安全发展形势依然脆弱，地区集体安全制度发展仍存在限制，因此寻找出一条“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冲突解决道路，提高非洲之角国家安全治理能力才是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关键所在。
本书将主要围绕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特点、演化趋势和解决手段开展相关研究，并试图回答冷战期间非洲之角安全形势对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有何影响？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如何发展？当前非洲之角安全局势如何？造成了哪些连锁反应？为什么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频发？域外势力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运用非洲传统冲突解决手段预防和避免未来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升级？
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地处非洲东北部、亚丁湾南岸，狭义上包括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4个国家，广义上还包括肯尼亚、苏丹、南苏丹和乌干达 [13] ，区域人口总数超过2亿 [14] ，2019年区域人口数预计为2.7亿左右 [15] ，区域面积超521万平方公里 [16] 。因为在地图上形状酷似公牛的犄角，非洲之角由此得名 [17] 。非洲学者认为 [18] ，因该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紧邻红海和曼德海峡，其安全稳定状况可为整个非洲大陆安全预警吹响“号角” [19] 。《大英百科全书》将非洲之角定义为由索马里、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组成的地区，即狭义非洲之角。有关广义非洲之角或“大非洲之角”（the Greater Horn of Africa）的定义，学界尚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广义非洲之角包括6个国家，即狭义非洲之角的4个国家，再加上苏丹和南苏丹；另有观点表示，广义非洲之角应该包括8个国家，即把肯尼亚和乌干达也纳入该区域，这种划分也是非洲之角次区域组织“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简称“伊加特”）所采纳的定义。英国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彭（Christopher Clapham）提出，任何有关区域的定义都不能完全脱离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对非洲之角的狭义或广义定义仅仅是研究的框架和手段，应该为研究任务和研究目的服务。 [20] 因此，鉴于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爆发的集中区域及其连锁反应所波及的范围，本书将非洲之角定义为八国并采纳克拉彭的建议，将研究对象和案例分析集中在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南苏丹6个国家，以及与这6个国家安全形势紧密相连的两个邻国肯尼亚和乌干达。非洲之角八国除了都是伊加特成员国以外，还是其他次区域组织的成员，例如，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都是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成员，吉布提、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苏丹是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CEN-SAD）成员，肯尼亚、南苏丹和乌干达还是东非共同体（EAC）成员。
武装冲突（armed conflict）的复杂性和动态演化对武装冲突概念的定义和分类提出了巨大挑战。根据中国《法学大辞典》的定义，“武装冲突”主要指敌对双方或各方的武装争斗；根据冲突的主体，可分为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和国内敌对团体之间（一国国内反政府武装团体相互之间）的武装冲突；根据冲突的性质，亦可分为构成战争状态的武装冲突（战争），和不构成战争状态的实际武装冲突。 [21] 一般认为，只有当武装冲突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程度，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称为战争。 [22] 战争可依据冲突各方地位被划分为国际（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战争（内战）两种。 [23] 但是国际法视域下的战争与军事层面的战争存在显著区别。军事层面的战争既包括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包括非国家间的战争，强调事实状态；而国际法视域下的战争不仅强调武装冲突的事实状态，更强调产生交战权利和义务及中立权利和义务的法律状态。 [24] 夏尔·卢梭曾从国际法角度出发，对战争的法律概念进行了定义，强调战争属于国家间行为，认为战争与内战或对造反者、叛乱分子或海盗的武装行动不同，战争即国家间的武装斗争。 [25] 但这种解释存在局限性，显然已不适用于现代军事层面对战争的定义。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8年年鉴》（ SIPRI Yearbook 2018 ）定义，在国际法框架下，武装冲突发生在两个或以上国家间，或是发生在一国政府同一个或多个非政府武装组织之间。其中，暴力强度和冲突参与组织数量的最低水平是衡量国家间武装冲突的两大基本标准。西方学者认为，这两大基本标准又由冲突持续时间、暴力行为、军事行动频率、使用武器性质、平民流离失所数量、反对派武装控制领土以及伤亡人数（死亡、受伤、流离失所者）等指标数据组成，需要针对案例对指标数据进行逐一分析，方能界定是否属于国家间武装冲突。并且，国内武装冲突面临着国家内部政治暴力或紧张形势畸变的问题，对于国内武装冲突的阈值范围界定也面临挑战。 [26]
武装冲突爆发还会触发人道主义法。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划分，武装冲突分为国际性武装冲突（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即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和内战。 [27] 例如，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南苏丹和乌干达都是《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和《关于保护非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根据规定，“参与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选择战争方法或手段的权利并非毫无限制，禁止使用造成多余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或战争手段” [28] 。随着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的迅速发展，恐怖主义势力逐渐获得了超越国家的武装力量，并且占据了本国甚至超越本国的领土，建立起类国家的政权，直接在其控制领土上实施政策性的反人类活动同时对第三国发动恐怖袭击，这类武装冲突已不能被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制。并且，国内武装冲突存在蔓延至周边邻国、造成重大国际影响的风险。例如，交战一方或各方存在外国的军队、武装团体或存在武器转让和训练等其他形式的武装干预。 [29] 因此，国际法学者安东尼奥·卡塞斯（Antonio Cassese）对国际性武装冲突概念进行了扩大解释，称其为国际化武装冲突或带有国际性因素的武装冲突（internationalized armed conflict）。 [30]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接近尾声，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的次数逐渐减少，非正规武装冲突成为世界秩序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和战略专家纷纷对来自非国家行为者的暴力威胁进行概念化，将这种处于劣势的、组织分散化却善于调整战略策略的非正规武装冲突，称作“第四代战争”（fourth-generation warfare）、“低烈度冲突”（low-intensity conflicts）、“小规模战争”（small wars）、“持久社会冲突”（protracted social conflicts）、“新战争”（new wars）或“不对称冲突”（asymmetric conflicts）。不对称冲突是指国家行为者与非国家行为者之间，一方实力较强而另一方权力资源稀缺，双方对抗战略截然不同的武装冲突。不对称冲突概念的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并在近年来又重新在安全战略领域获得重视。这一概念被指代恐怖袭击、叛军轰炸、核扩散等造成对抗方无法“公平竞争”或“偏离规范”的武装冲突，有别于有明确的交战前线的传统武装冲突，即对称冲突，被用以描述参与武装冲突的交战双方法律地位不同、权力不平衡或战略战术迥然不同。 [31]
鉴于冷战后武装冲突所呈现出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学界对武装冲突概念的界定早已超越国际法的传统规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基于社会科学研究对武装冲突定义如下：武装冲突是指冲突双方因争执、对立而发生的军事冲突，其中冲突双方中至少一方为国家行为者，并在一年内至少造成25人死亡， [32] 而美国密歇根大学学者大卫·辛格（David Singer）领导的战争相关性项目（Correlates of War）则将武装冲突死亡人数的下限定为1000人。 [33]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还根据冲突的烈度进一步细化，将武装冲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小型武装冲突，特指每年至少造成25人但不到1000人死亡的冲突；第二类为战争，即每年至少有1000人死于战斗。 [34] 中国学者则根据武装冲突的现实复杂性，对武装冲突概念及其构成采取了灵活性处理的方式，对死亡数量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一般认为，除了国家之外，武装冲突主体还包括国家联盟、国际组织、政党、团体、民族等非国家行为体；冲突形式有正规战、游击战、武装叛乱、恐怖袭击、大国入侵占领、武装组织抵抗和越境袭击；为区别于暴力犯罪和其他类型的政治暴力，武装冲突行为必须是冲突双方反复持续采取有组织的暴力方式，并造成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 [35] 这也是本书所采用的武装冲突定义。
“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ASAP）的概念是由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最先提出的，以回应国际社会对索马里危机的干涉行为，后被广泛应用于非洲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但这一概念主要还是被运用于解决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 [36] “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概念的提出不仅呼应了泛非主义思想的价值观，更成为非盟的重要行为准则。 [37] 非盟及其55个成员国共同拥护“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原则，致力于实现自主维护和平与安全以防止外部干涉。 [38] 受西方学术理论的长期影响，目前非洲学者多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巴里·布赞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等，作为研究非洲之角和平与安全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有关非洲传统冲突解决机制的研究依然薄弱。但是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非洲之角安全问题上表现出严重不适用性和理论缺陷，“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等一批不适合非洲国家国情的西式理论在非洲之角接连碰壁，于是加强非洲学界对“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理论研究的呼声高涨。但现在有关“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侧重点：一是认为“非洲方式”是非洲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调冲突解决的主体是非洲人而非域外势力；二是认为“非洲方式”是非洲自己独创的冲突解决办法，强调冲突解决的途径或方法是非洲的，非洲传统冲突解决机制就是非洲独有的传统智慧结晶。
在此背景下，本书开展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利于全面了解和认识当前非洲之角和平与安全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第一，本书将打破西方冲突理论的固有偏见并弥补现有冲突理论的不足。有别于西方学者对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研究侧重强调内生性因素占主导的偏见和局限性，笔者将呈现冷战后该区域武装冲突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共同作用。虽然冷战后非洲之角仍然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次区域，但其边界争端不断、经济发展落后都与早期西方殖民统治和后期域外大国长期的军事介入有着深刻联系。族群矛盾、环境退化、经济和资源管理不善、恐怖主义袭击频发、跨国犯罪、难民问题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该区域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受多重因素影响，非洲之角区域武装冲突频发且冲突时间长、冲突解决较困难，包括苏丹第二次内战、南苏丹内战、索马里内战、阿卜耶伊和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等都是冷战后该区域的典型武装冲突案例。
第二，本书将突出非洲之角国家内部武装冲突解决手段对冲突管理理论的贡献。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和国际组织一直在非洲之角冲突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是主导作用，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欧盟等都一味强调用军事手段维和，但并没有有效减少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爆发的几率，甚至还加重了区域内冲突局势，造成了极端主义的产生。相比于外部介入，非洲之角一直在不断努力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增强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能力。非洲之角国家面临众多国内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极有可能破坏国家内部和平与稳定，包括因内战和内部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数不断增加、缺乏维护法制的政府等。非洲之角国家和人民，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都正在努力加强非洲之角国家法制建设、民主体制建设，以及区域一体化建设等。 [39] 非洲学界也日益重视传统冲突管理机制在现代冲突管理中的适用性，传统机制中的长老调解等方式不仅有力地补充了现代冲突管理的政治和法律手段以恢复社会和谐和稳定，而且更有利于非洲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
第三，本书体现了中国对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高度重视。不同于西方国家对非洲之角的军事干预，中国重视同非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建设性参与，支持非洲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在国际场合论述了有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强调通过国际合作或国际机制来维护共同安全，其中谈及加强与非洲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内容就有多处，强调中国不仅要加大对非洲的帮扶，更支持非洲国家提高自主维和与维稳的能力，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中非早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40] 随着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和人员赴非投资、旅游、工作，其中东非和非洲之角国家成为重要目的地。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到中非将做强和夯实“五大支柱”，其中就强调中非在安全上要守望相助，要着力实施包括和平与安全在内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41] 。2018年9月，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八大行动”，中国将密切同非洲国家配合，实施和平安全行动，支持中非开展和平安全与维和维稳合作。 [42] 中国已在苏丹和南苏丹问题、亚丁湾护航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有力维持了非洲之角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为实现非洲之角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在未来，中国同非洲之角国家间安全合作还有很大空间，加紧彼此安全事务的密切合作不仅有利于非洲之角的和平与安全，也是中非共同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