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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非洲研究所非洲裔学者瑞迪·博瑞克戴普（Redie Bereketeab）对非洲之角武装冲突进行了类型划分。武装冲突按暴力程度可大致分为两类：暴力冲突和非暴力冲突。更具体地按冲突烈度，可分为：争端、非暴力危机、危机、有限战争和战争。其中，隐性冲突和显性冲突被认为是非暴力的，其他则被归类为暴力冲突。在过去的30年，非洲之角遭受了长期而复杂的国内冲突（intrastate conflict）和国家间冲突（interstate conflict）。国内和国家间冲突大致分为三类：国家—社会冲突、国家—国家冲突、社会—社会冲突。国家和社会的冲突与内战有关（有合法冤屈的团体挑战国家权威）；而国家间冲突是指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社会与社会的冲突是在国家主权下的群体斗争（群体内和群体间），又被称为次国家冲突（substate conflict）。 [64]
1998年至2000年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冲突是该区域冷战后最典型的国家间冲突；苏丹第二次内战、达尔富尔冲突和索马里内战都是非洲之角国家国内冲突的典型事例，其中达尔富尔冲突又属于国内族群间冲突。从冲突的频度来看，武装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依然困扰该区域的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发布的“2020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2020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Ranking）显示，非洲之角国家整体排名较低，例如埃塞俄比亚排第173名，厄立特里亚排第180名，南苏丹排第185名， [65] 该区域整体上属于“人类发展低水平”范畴，因此被西方学者标上了“失败国家”和“国家脆弱性最集中区域” [66] 的标签。从全球范围来看，近年来世界重大武装冲突数量相较往年有所下降，重大武装冲突主要集中在中东、东南亚和非洲东北部。 [67]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区域，依然是全球武装冲突频仍的重点地区。苏丹、南苏丹、索马里等国仍未完全走出内战的泥淖，军事冲突持续存在。 [68] 以2018年非洲之角武装冲突为例，埃塞俄比亚族群冲突不断升级，苏丹达尔富尔冲突依然存在，索马里和肯尼亚则共同对抗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近年来日趋频繁的恐怖袭击（见表1-2）。尽管非洲之角武装冲突整体形势趋缓，但局部冲突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的长期存在依然威胁该地区整体和平与安全形势。非洲之角国家安全治理有限给了域外国家军事存在增强一个重要机会。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的解决和区域不稳定性的遏制才是实现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所在。
表1-2 2018年非洲之角武装冲突列表
表1-2 2018年非洲之角武装冲突列表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HIIK）数据库（https://hiik.de/data-and-maps/datasets/?lang=en）发布的2018年全球370起武装冲突指数数据整理所得（指数数据收录截止日期为2019年6月20日）。
从表1-2中可以看出，截至2019年上半年，德国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总结的非洲之角主要武装冲突类型，包括国家间冲突，即国际冲突，主要指国际认可的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冲突；次国家冲突指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冲突；国内冲突指国家行为者与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冲突；跨国冲突（transstate conflict）涉及国家行为者和非国家行为者，并且有关政治冲突要满足至少两个主权国家参与其中的条件。冷战后非洲之角共有33起武装冲突一直延续至2019年上半年。其中，国内冲突有20起，约占60.6%；次国家冲突有9起，约占27.3%；国家间冲突有3起，约占9.1%；跨国冲突有1起，约占3%。国内冲突是这一时期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的主要类型，并且国内冲突的发生频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武装冲突。另外，冲突原因中的“体系/意识形态改变”主要指追求意识形态、宗教、社会经济制度、司法体系以及政权形式的改变，此处的意识形态是表示个人、团体和组织独特的政治世界观 [69] ；“次国家优势”指地方政府、非国家组织、反政府武装或民族对国家内某区域或某民族的实际控制权。表1-2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非洲之角国家因次国家优势爆发的冲突有11起，因自然资源引发的冲突有10起，因中央权力诱发的冲突有10起，因体系/意识形态引发的冲突有8起，因自治造成的冲突有6起，因边界争端引发的冲突有3起，分离主义导致的冲突有3起。地方政府、非国家组织、反政府武装等控制权力超越中央政府，对自然资源的觊觎和对中央权力的不满，成为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频仍的三大重要原因。“2016年烈度级别”“2017年烈度级别”和“2018年烈度级别”分别代表非洲之角武装冲突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冲突烈度级别。与瑞迪·博瑞克戴普的划分基本吻合，德国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也将非洲之角武装冲突暴力程度划分为两大类，对应的冲突烈度则分为五类。有关冲突烈度级别的具体数值及其所代表的烈度请参见表1-3 [70] 。
表1-3 冲突烈度级别和烈度划分
注：数字1—5代表冲突烈度级别由低到高排序，实际运用中如冲突烈度级别被标记为数字0，则代表此处冲突烈度级别缺失、未记录或不适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2018年冲突晴雨表：码本》关于冲突烈度级别和划分的内容制作而成。
对照表1-2和表1-3，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将2018年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烈度标记为5级（战争）的有3起，约占9.1%；标记为4级（有限战争）的有3起，约占9.1%；标记为3级（暴力危机）的有11起，约占33.3%；标记为2级（非暴力危机）的有9起，约占27.3%；标记为1级（争端）的有7起，约占21.2%。由此可以看出，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主要为中等烈度的暴力冲突（烈度级别为3级）和低烈度的非暴力冲突（烈度级别为1级和2级），相比而言，高烈度的暴力冲突（烈度级别4级和5级）爆发较少。
冷战后，非洲之角国家的国内冲突主要是通过域外国家支持下的非国家组织、反政府武装获得次国家优势而持续。域外国家的这种支持严重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国内冲突应该被视为区域问题。实际上，自冷战以来，非洲之角内部的持久冲突造成了地区冲突的复杂性，在区域内解决和调解内部冲突也成为非洲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国际社会等高度重视的问题。要想了解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的性质和根源，就必须将非洲之角国家国内冲突的内外因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国内冲突的很少是单纯的内部问题，内部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冲突的爆发、持续和加剧。反政府武装从邻国政府或其他势力手中获得经济或军事支持最终促成了外部干预的实现。而且随着近十年来，西方大国和中东大国在该区域的权力竞争、政治和经济博弈日益显著，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愈发突显。英国政治学家莱昂内尔·克利夫（Lionel Cliffe）曾将非洲之角国家国内冲突的内外部相互干预分为五种情况：第一是冲突的范围从仅因外部支持而持续的国内冲突（索马里族群冲突），到存在外部影响但不是冲突决定因素的国内冲突（厄立特里亚独立运动）；第二是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相互依存导致相互干预的退出。例如，1991年至1993年，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国家间关系缓和导致相互干预的撤出；第三是内外部共同作用导致相互干预的增强。例如1993年苏丹在面临国内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依然支持乌干达和厄立特里亚反政府武装，导致该地区内部的不稳定和相互干预的增加；第四是国际干预被视为权宜之计，无法带来长期和平。例如，索马里内战初期联合国与美国对索马里的失败干预；第五是内部干预具有政治和经济利益，导致了冲突的长期持续。例如索马里内战中地方政府和军阀 [71] 。
首先，武装冲突依然长期存在，传统安全问题威胁该区域局势。冷战时期非洲之角因民族矛盾、边界争端、分离主义和意识形态引发的武装冲突，在冷战后仍然得以延续或重新爆发，并呈现出冲突持续时间长、难以彻底解决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之角的多数武装冲突是冷战时期武装冲突的死灰复燃，而非新的武装冲突。但“旧冲突”却呈现出升级化发展的趋势。例如，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先后独立，就是长期以来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分裂换和平”的结果 [72] ，令非统成立之时确立的“非洲国家边界不可更改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受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影响，分离主义者利用殖民地时期争取政治解放的“民族自决权”来给分离势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但是独立后的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也未能缓解与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关系，反而从内部冲突升级为国际冲突，陷入了长期的地区博弈，一方面苏丹内部依然同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战斗，南苏丹因丁卡族和努尔族争权夺利陷入内战；另一方面苏丹与南苏丹之间因为阿卜耶伊争议地区时常爆发武装冲突，并越演越烈。 [73]
其次，旨在实现政治诉求的族群冲突在冷战后权力真空的形势下迅速蔓延。始于2014年、在2017年达到高潮的埃塞俄比亚内部的族群政治暴力出现不断升级的趋势。其直接根源在于奥罗莫族、阿姆哈拉族和索马里族等民族之间关系的恶化。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是由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体的军事联盟。当今埃塞俄比亚暴力冲突可视为1994年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强推民族联邦制的产物，民族联邦制也间接助长了该国在自然资源、水源和土地上的争端和冲突频发。长期被边缘化的奥罗莫族聚集地奥罗米亚州西部，于2014年4月爆发了抗议活动并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2016年6月蔓延至阿姆哈拉地区，导致民怨沸腾，对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霸占埃塞俄比亚政坛、对奥罗莫族实行种种限制怨声载道。政府安全部队武力镇压和平示威活动，却导致冲突升级。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2016年10月至12月，索马里族和奥罗莫族爆发边界冲突，其背后就是悬而未决的边界领土争端，造成100万人流离失所（仅2017年就有近70万人）。阿比总理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也令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内部斗争日趋白热化。 [74] 另外，大多数非洲之角国家普遍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照搬并推行了西式的多党选举制，“西式民主理念”也在该区域扎根。但是西式民主在非洲之角国家出现了不符合国情、“水土不服”、“夹生”、“形式民主”和结构化矛盾等问题。例如，索马里虽然通过选举建立联邦政府，但是因为各地军阀和族群对选举权力分配不满，索马里内部依然面临武装冲突的挑战。 [75]
再次，恐怖主义与极端组织所引发的武装冲突激增，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区域热点。由于恐怖主义、极端组织、其他武装组织和犯罪团伙的跨境犯罪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出现，许多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都呈现出跨境、跨区域的特点。跨境冲突与极端贫困、局势动荡、经济脆弱且缺乏经济弹性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气候变化、腐败横行、经济政策滞后、管理缺位等 [76] 共同造成该区域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例如，索马里因濒临亚丁湾和印度洋，地处世界著名的贸易航道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长期内战和持续动荡，索马里自1991年以来一直处于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从而导致索马里海盗肆意劫掠和极端组织“青年党”的兴起与发展。2008年，“青年党”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恐怖组织。目前，该组织恐怖袭击出现了跨境、频率多发等发展态势，其招募的恐怖分子日益本土化，在索马里境内及其邻国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发动多次恐怖袭击，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伤亡。在索马里政府军和非索特派团等的努力下，“青年党”的势力受到了重挫并藏匿于索马里山区和偏远地带，但是仍时常对索马里政府军基地、难民营以及邻国商业购物中心、酒店等人员聚集区发动报复性炸弹和枪炮袭击。为此，索马里政府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政府加强了对恐袭风险较高地区的监控，并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围剿“青年党”头目和武装分子，摧毁了多个据点。并且，非洲之角武装冲突各方往往缺乏理性沟通。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非洲之角国家之间几乎保持零交流，武装冲突爆发后冲突各方更鲜有沟通。即使进入冲突谈判或调解过程中，非洲之角国家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感和猜疑都造成谈判各方无法通过调解来促进相互信任，当事方通常互相指责，而且不止一次退出谈判，造成调解和谈判难以继续。例如，索马里内战期间，不仅国际社会曾举办过13次索马里全国范围内的和解会议，均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反政府武装“青年党”也坚决拒绝同过渡联邦政府开展对话。 [77]
最后，域外军事力量对非洲之角安全干预增加，地区反恐行动也呈现国际化趋势。冷战后西方国家的新干涉主义出现了“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等新特点。“人道主义干预”给西方国家在索马里等国家开展维和行动提供了机会，但并没有被广泛接受，随着2005年“保护的责任”被写入联合国首脑会议文件，该理论受到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崇。由于“保护的责任”理论的出现为西方国家对非洲之角区域的军事干预提供了所谓的法理依据 [78] ，近年来，域外国家的军事介入使得非洲之角成为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非洲之角成为全球大国区域竞争新的争夺点。其中，中东国家成为非洲之角军事与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在非洲之角展开盟友争夺、“代理人战争”和“港口政治”，通过金融外交和建立军事港口等手段，在非洲之角展开安全战略博弈，将中东热点问题外溢至非洲之角地区，加剧了非洲之角地区安全格局的复杂化。另外，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在非洲之角也日渐增加军事存在。其中，俄罗斯在非洲之角积极同区域国家开展安全事务的联系，不断加强在非洲之角红海海域的长期军事存在。与之相比，美国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较“反恐战争”期间有所减弱。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非政策出现了不确定性，但根据2018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新非洲战略”来看，美国仍有望重返非洲之角，牵制其他国家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非洲之角的吉布提有多国军事存在。西方大国和中东大国都纷纷在吉布提建有或计划建设军事基地。美国在非洲的驻军共6000人，其中2/3驻扎在吉布提，并在非洲之角地区形成了所谓的“低调”的军事存在。自2001年“全球反恐战争”开始以来，美国特种部队的数量和全球影响力显著增加，过去十年美国在非洲驻军数量也大幅度上升。法国也积极参与非洲的反恐行动，在吉布提也有约1450人的驻军和军事设施。其他国家在非洲之角地区的军事存在很少涉及地面部队的部署，主要为打击恐怖主义和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训练和援助。 [79]
整体来看，该区域延续了自冷战时期就存在的民族问题、边界争端、分离主义和意识形态所引发的暴力冲突。欧加登战争体现了冷战时期美苏在非洲之角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地缘政治战略政策，是美苏零和博弈、激烈对抗的最典型表现。冷战期间非洲之角武装冲突呈现出冲突持续时间长、美苏等域外干预力量强等特点，国家领土界定不清和国家权力结构竞争激烈再加上早期部落争端，共同造成该地区国家间冲突、分离主义和边境冲突的频发。在这一时期，非洲之角国家军队数量增长、国防支出逐步增加、内战和国家间战争倾向性强、民间组织军事化，给该区域和区域国家安全局势蒙上了阴影。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美苏争霸两极化格局，非洲之角也由此陷入权力真空。冷战时期积攒下的民族矛盾、边界争端等一系列问题被反政府武装、分离主义者迅速点燃，该区域成为武装冲突的实验室，国家间冲突和国内冲突不断增加，又吸引了西方大国和中东国家重返该区域。苏丹内战与达尔富尔问题、南苏丹内战和索马里内战都是冷战后该区域国内冲突的典型案例，埃厄战争则是该区域国家间战争的重要事例。
冷战后国内冲突是该区域武装冲突的主要类型，该时期内战发生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冲突类型；且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主要为中等烈度的暴力冲突和低烈度的非暴力冲突。另外，地方政府、非国家组织、反政府武装权力控制超越中央政府，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以及对中央权力不满，构成该区域武装冲突频仍的主要原因。冷战后该区域武装冲突持续时间长并且难以解决。长期的内战和国家间冲突不仅撕裂了非洲之角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造成大量民众伤亡和无家可归，更影响了区域内国家间关系的平衡。冷战后非洲之角传统安全问题的长期存在也导致恐怖主义、极端组织发展、民众流离失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非洲之角国家安全治理能力较弱带来了域外势力对该区域安全事务的介入大幅增加，地区反恐行动也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域外国家的介入破坏了地区稳定，造成地区冲突复杂化。
[1] 英文名称为“Provisional Military Government of Socialist Ethiopia”，英文简称为“Derg”。
[2] Sam Wilkins，“Buried in the Sands of the Ogaden: Lessons from an Obscure Cold War Flashpoint in Africa”，September 6，2019，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9/buried-in-the-sands-ofthe-ogaden-lessons-from-an-obscure-cold-war-flashpoint-in-africa/.
[3] Armed Conflict Events Data，“The Ogaden War 1977-1978”，https://www.onwar.com/data/ogaden1976.html.
[4] Sam Wilkins，“Buried in the Sands of the Ogaden: Lessons from an Obscure Cold War Flashpoint in Africa”，September 6，2019，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9/buried-in-the-sands-ofthe-ogaden-lessons-from-an-obscure-cold-war-flashpoint-in-africa/.
[5] Armed Conflict Events Data，“The Ogaden War 1977-1978”，https://www.onwar.com/data/ogaden1976.html.
[6] Atomic Heritage Foundation，“Proxy Wars During the Cold War: Africa”，August 24，2018，https://www.atomicheritage.org/history/proxy-wars-during-cold-war-africa#_ftn3.
[7] Armed Conflict Events Data，“The Ogaden War 1977-1978”，https://www.onwar.com/data/ogaden1976.html.
[8] Atomic Heritage Foundation，“Proxy Wars During the Cold War: Africa”，August 24，2018，https://www.atomicheritage.org/history/proxy-wars-during-cold-war-africa#_ftn3.
[9] John Markakis， National 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Horn of Africa ，Addis Ababa: Shama Books，2012，p.295.
[10] Flavia Gasbarri，“From the Sands of the Ogaden to Black Hawk Dow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he Horn of Africa”， Cold War History ，September 7，2017，http://dx.doi.org/10.1080/14682745.2017.1364729.
[11] Sam Wilkins，“Buried in the Sands of the Ogaden: Lessons from an Obscure Cold War Flashpoint in Africa”，September 6，2019，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9/buried-in-the-sands-ofthe-ogaden-lessons-from-an-obscure-cold-war-flashpoint-in-africa/.
[12] Sam Wilkins，“Buried in the Sands of the Ogaden: Lessons from an Obscure Cold War Flashpoint in Africa”.
[13] Flavia Gasbarri，“From the Sands of the Ogaden to Black Hawk Dow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he Horn of Africa”， Cold War History ，September 7，2017，http://dx.doi.org/10.1080/14682745.2017.1364729.
[14] Emily K.Elmore，“The Horn of Afric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Strategies for Success in the Horn's Future”， Inquiries Journal ，Vol.2，No.6，http://www.inquiriesjournal.com/articles/256/the-horn-of-africa-critical-analysis-of-conflict-management-and-strategies-forsuccess-in-the-horns-future.
[15] Sarah Vaughan，“Chapter 4: Ethiopia，Somalia，and the Ogaden: Still a Running Sore at the Heart of the Horn of Africa”，in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edited by L.de Vries et al.，Palgrave Series in African Borderlands Studies，2019，p.100，https://doi.org/10.1007/978-3-319-90206-7_4.
[16] Christopher L.Daniels，“Chapter 1: The Road to State Failure in Somalia”，in Somali Piracy and Terrorism in the Horn of Africa ，Lanham: The Scarecrow Press，2012.
[17] Sam Wilkins，“Buried in the Sands of the Ogaden: Lessons from an Obscure Cold War Flashpoint in Africa”，September 6，2019，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9/buried-in-the-sands-of-the-ogaden-lessons-from-an-obscure-cold-war-flashpoint-in-africa/.
[18] John Parker，Richard Rathbone， African History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9] Baffour Agyeman-Duah，“The Horn of Africa: Conflict，Demilitar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https://journals.lib.unb.ca/index.php/jcs/article/view/11813/12632.
[20] 参见笔者2019年9月与吉布提大学马盖雷·易卜拉欣·艾哈迈德（Mag-Teerey Ibrahim Ahmed）副教授在北京的访谈记录。
[21] Emily K.Elmore，“The Horn of Afric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Strategies for Success in the Horn's Future”， Inquiries Journal ，Vol.2，No.6，http://www.inquiriesjournal.com/articles/256/the-horn-of-africa-critical-analysis-of-conflict-management-and-strategies-forsuccess-in-the-horns-future.
[22] Emily K.Elmore，“The Horn of Afric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Strategies for Success in the Horn's Future”， Inquiries Journal ，Vol.2，No.6，http://www.inquiriesjournal.com/articles/256/the-horn-of-africa-critical-analysis-of-conflict-management-and-strategies-forsuccess-in-the-horns-future.
[23] 阎学通：《历史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6期。
[24] 具体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 Flavia Gasbarri，“From the Sands of the Ogaden to Black Hawk Dow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he Horn of Africa”， Cold War History ，September 7，2017，http://dx.doi.org/10.1080/14682745.2017.1364729.
[26] Robert G.Patma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 The diplomacy of intervention and disen g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1.
[27] 苏丹第一次内战后，南部苏丹于1972年至1983年取得自治，随后苏丹第二次内战爆发，苏丹南北方于2005年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的武装冲突，且南部苏丹成立了自治政府。2011年，南苏丹举行公投并最终宣告独立。
[28]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成立于1983年，其武装力量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以武力推翻苏丹政府，废除伊斯兰法、建立世俗社会为目标。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成为南苏丹执政党。
[29] Amir H.Idris，“Chapter 3: Nationalism，State，and Identity Politics”， Conflict and Politics of i dentity in Sud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pp.53-56.
[30] Amir H.Idris，“Chapter 5: The Crisis in Darfur and the North-South Peace Process”， Conflict and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Sudan ，pp.90-92.
[31] Brendan Bromwich，“Power，Contested Institutions and Land: Repoliticising Analysi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Conflict in Darfur”，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12，No.1，pp.9-11.
[32] John Richard Thackrah，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ilitary Conflict since 1945 ，Oxon: Routledge，2009，p.54.
[33] UN，“Darfur Peace Agreement”，p.11，http://www.un.org/zh/focus/southernsudan/pdf/dpa.pdf.
[34] Maria Gabrielsen Jumbert，“How Sudan's‘Rougue' State Label Shaped US Responses to the Darfur Conflict: What's the Problem and Who's in Charg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5，No.2，2014，pp.286-287.
[35] UNAMID，“Doha Document for Peace in Darfur”，https://unamid.unmissions.org/doha-document-peace-darfur.
[36] Michael Woldemariam，Alden Young，“What Happens in Sudan Doesn't Stay in Sudan”， Foreign Affairs ，July 19，20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frica/2019-07-19/what-happenssudan-doesnt-stay-sudan.
[37] IC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Thirtieth Report Pursuant to Paragraph 8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UNSCR）1593”，December 18，2019，pp.1-2，https://www.icc-cpi.int/itemsDocuments/2019-12-19-otp-report-UNSC-sudan-eng.pdf.
[38] “Omar al-Bashir: Sudan Agrees Ex-president must Face ICC”，BBC News，February 11，2020，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51462613.
[39] Samy Magdy，“UN to Halt Joint UN-AU Peacekeeping in Darfur by Year's End”，The Telegraph，December 23，2020，https://www.thetelegraph.com/news/article/UN-to-halt-joint-UN-AU-peacekeeping-in-Darfur-by-15823897.php.
[40] 李新烽：《南苏丹内战及其发展趋势》，载张宏明主编《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16（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248页。
[41] Fred Oluoch，“‘IGAD Plus': Juba in Fresh Demands”， The East African ，March 21，2015，https://www.theeastafrican.co.ke/news/-Igad-Plus---Juba-in-fresh-demands-/-/2558/2661164/-/rr7ix6/-/index.html.
[42] 张春：《大国对非洲合作态势的转变》，载张宏明主编《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18（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215页。
[43] IGAD，“IGAD-Plus Statement on the South Sudan Peace Agreement”，August 18，2015，https://www.igad.in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95: igad-plus statement-on-the-south-sudan-peace-agreement&catid=1: latest-news&Itemid=150.
[44] SIPRI， SIPRI Yearbook 2018 （中文版），p.81.
[45]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A Major Step Toward Ending South Sudan's Civil War”，February 25，2020，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horn-africa/south-sudan/major-step-toward-ending-south-sudans-civil-war.
[46] 白林：《马沙尔宣誓就任南苏丹过渡联合政府第一副总统》，新华网，2020年2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2/23/c_1125612849.htm。
[47] Emma Leonard，Gilbert Ramsay edited， Globalizing Somalia : Multilateral ， International ， and Trans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Conflict ，New York &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2013，p.7.
[48] Afyare Abdi Elmi，Abdullahi Barise，“The Somali Conflict: Root Causes，Obstacles，PeaceBuilding Strategies”，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January 2006，pp.32-52.
[49] Emma Leonard，Gilbert Ramsay edited， Globalizing Somalia : Multilateral ， International ， and Trans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Conflict ，p.30.
[50] Emma Leonard，Gilbert Ramsay edited， Globalizing Somalia : Multilateral ， International ， and Trans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Conflict ，pp.30-31.
[51] Afyare Abdi Elmi，Abdullahi Barise，“The Somali Conflict: Root Causes，Obstacles，PeaceBuilding Strategies”，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January 2006，pp.32-52.
[52] Emma Leonard，Gilbert Ramsay edited， Globalizing Somalia : Multilateral ， International ， and Trans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Conflict ，p.59.
[53] SIPRI， SIPRI Yearbook 2018 （中文版），pp.79-80.
[54] Abiy Ahmed Ali，“Forging a Durable Peace in the Horn of Africa”，Nobel Lecture given by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2019 Abiy Ahmed Ali，December 10，2019，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2019/abiy/109716-lecture-english/.
[55] Sigatu Tadesse Kaleab，“No Peace No War: The Ethiopian-Eritrean Conflict”， AARMS ，Vol.18，No.1，2019，pp.82-83.
[56] Sigatu Tadesse Kaleab，“No Peace No War: The Ethiopian-Eritrean Conflict”， AARMS ，Vol.18，No.1，2019，pp.83-85.
[57] Redie Bereketeab，“The Ethiopia-Eritrea Rapprochemen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Uppsala，2019，p.42.
[58] Sigatu Tadesse Kaleab，“No Peace No War: The Ethiopian-Eritrean Conflict”， AARMS ，Vol.18，No.1，2019，pp.85-86.
[59] Redie Bereketeab，“The Ethiopia-Eritrea Rapprochemen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Uppsala，2019，p.29.
[60] Sigatu Tadesse Kaleab，“No Peace No War: The Ethiopian-Eritrean Conflict”， AARMS ，Vol.18，No.1，2019，pp.86-87.
[61] Redie Bereketeab，“The Ethiopia-Eritrea Rapprochemen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Uppsala，2019，p.32.
[62] Scott W.Lyons，“Introductory Note to Joint Declaration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Eritrea and Ethiopia”，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58，2019，pp.237-239.
[63] Redie Bereketeab，“The Ethiopia-Eritrea Rapprochemen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Uppsala，2019，pp.35-39.
[64] Redie Bereketeab edited， The Horn of Africa : Intra - State and Inter - State Conflicts and Security ，London: Pluto Press，2013，pp.4-6.
[65] UNDP，“2020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Ranking”，i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 The Next Frontier :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UNDP，2020，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0.pdf.
[66] 美国《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杂志和美国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常年共同发布所谓的“失败国家指数”（Failed States Index）。它们对“失败国家”曾下过定义，认为“失败国家”主要包括国家对其领土的实际控制或对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合法权力受到侵蚀，无法提供合理的公共服务，存在大规模腐败及犯罪行为，人口大规模非自愿错位，经济急剧下滑，机遇不平等和存在制度化的迫害或歧视等。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国家脆弱性”主要指缺乏基本治理能力的国家，即那些不能或不会履行政府最低职能的国家，脆弱国家也更容易受到内部或外部冲击。国家的脆弱性和国家的失败往往与人类安全紧密相连。
[67] 徐进、周蓓：《全球重大武装冲突与军事形势评估（2018—2019）》，载张宇燕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2—64页。
[68] 王洪一：《中国如何应对非洲安全形势的挑战》，载张宏明主编《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18（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239页。
[69] Jonathan Leader Maynard，“Ideology and Armed Conflict”，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Peace Re search ，2019，p.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0564189_Ideology_and_Armed_Conflict.
[70] 对表1-3指数数据的详细解释和数据统计方法请参见德国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2018年冲突晴雨表：码本》（ Conflict Barometer 2018 : Codebook ）（https://hiik.de/data-and-maps/datasets/?lang=en）。
[71] Lionel Cliffe，“Regional Dimensions of Conflict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ume 20，Issue 1，1999，pp.89-111.
[72] 李新烽：《南苏丹：浴火而生，百废待兴》，载张宏明主编《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14（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73] 邓延庭：《非洲国家边界变动与中国的应对措施》，载张宏明主编《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17（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236页。
[74] SIPRI， SIPRI Yearbook 2018 （中文版），p.76.
[75] 黎文涛、王磊：《非洲地缘政治重组与安全评估》，载张宏明主编《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17（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47页。
[76] SIPRI， SIPRI Yearbook 2018 （中文版），p.71.
[77] 中国一带一路网：《索马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协议的国家》，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64505.htm。
[78] 袁武：《西方新干预主义在非洲的动向及中国的对策》，载张宏明主编《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17（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222页。
[79] SIPRI， SIPRI Yearbook 2018 （中文版），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