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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报，知倭情叵测，提防当严。今已发兵二队，先赴大丘屯守，明旦统领众兵俱往，庶声援密迩，狡奴或者寝其邪心也。凡地方有事，着人探实，预报本府，自为裁酌应酬，此复。刘总兵。
案：
原四川总兵刘綎，是《明史》有传的《唐将书帖》作者，只不过是以萨尔浒之战入传的。正像孙卫国指出的那样，东征文臣武将几乎没有能单独入传的。刘綎所率军士以地处西南的云、贵、川苗土兵为主，中国史籍称为“西军”或“西人”，熟悉火炮运用，与浙籍南兵有相似之处，又别具特色，曾在西南地区建立不少战功。申钦记载刘綎，字子绅，号省吾，江西南昌府洪都县人，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以钦差统领川贵汉土官兵参将领步兵五千人入朝。四月，抵达汉城，受命留守：“副总兵官刘綎，原领川兵五千名，素谙倭情，且新到朝鲜，其志方锐……堪以留守。”
两营共7858员名，五月初六日前往忠州。
六月二十日，体察使柳成龙“贻书刘总兵綎，请进救晋州”
。其书称据驰报倭贼已犯全罗道求礼，分兵一向南原，一向谷城。而晋州是全罗的屏藩，日军在全罗，其根底在晋州。若出其不意，先击宜宁等处，断日军腰尾，则必顾此失彼：“然后骆参将诸老爷军击其前，天兵又自此乘其后，庶几一举可胜，此亦救全罗之一策也。”
刘綎此帖没有注明具体时间，仅告知柳已拨兵二队前往大邱防守，“明旦统领众兵俱往”。大丘在庆尚北道南部，离晋州尚远。可见晋州城被日军攻占之际，刘綎军尚鞭长莫及，他七月才到陕川。
中日议和开始后，刘綎的行动就受到制约。行人司宪所谓“经略、提督自幸平壤之捷，甚讳碧蹄之败，有似掩耳盗铃。刘将军忠勇壮烈，欲有所为而掣肘不能行其志”
，说明刘綎的处境。宣祖与刘綎寒暄“今日倭贼不敢抢掠，皆大人之功之德，请行谢拜”时，他直截了当回答：“俺虽守此，空坐大丘，不能使贼尽为撤去，何功之有！”
万历二十二年四月，朝鲜得知“准封、准贡等事，廷议时未归一。科道官皆以为许封犹可，许贡则不可……礼部罗尚书之意亦然。众科之中，南京科道官之论议最为峥嵘。张相公，张阁老之亲侄，故此间事情得以细陈。唐给事一鹏初论宋、李之诈谎，至以秦桧之欺罔比之，廷议以为过当题本，下锦衣卫棍杖五、六十矣。戚总兵、刘游击得罪于顾爷，皆遭棍杖，遣归乡里。顾爷最忌刘总爷，张相公，刘爷之姻亲也”
，反映讨论封贡问题时，南方科道反对尤甚，如贵州卫籍唐一鹏等。但终极操纵手仍在朝廷，刘綎的“姻亲”内阁张位的作用，也值得特别关注。
广东道御史唐一鹏“劾总兵李如松贪功、掩败、衅祸三罪，冒滥伯爵，成于张学颜；盘踞宣镇，庇于申宋九；倾陷文臣傅霖、刘葵、武臣杨绍勋、刘綎及宣淫嗜杀状，因言经略宋应昌过信不明”
。万历帝命吏、兵二部从公据实查奏。礼部郎中何乔远遂奏：“朝鲜陪臣金晬等涕言，倭夷猖獗，李如松既与讲和，抑勒朝鲜任其杀戮，束手受刃者六万余人，倭语悖慢无礼，沈惟敬与倭讲和，皆云和亲，辄曰乞降悔罪。臣谨将万历十九年中国被掠人许仪后所寄内地书、主事洪启睿面审金晬情节、倭夷答副总兵刘綎书及历来入寇处置之宜进览，乞特敕亟止封贡，若下部便成故纸，仍下兵部。”
都属反对派的急先锋。
朝鲜丰山士人金大贤，先后两次致书刘綎表催战之意：
狂贼倔强海岛之中，睥睨天下之大，不知天日不可射，而乃敢弯弓拟之。其凶慝之状，蚩尤以后所未有也。天子明见万里之外，以为其志不在小国，而其势非小国所敢当。于是发周王膺征之怒，恢唐宗独断之智，选良将，拣锐卒；器械在前，粮饷在后。毋安于却退之小成，不陷于讲和之邪议。其睿圣神武，亦何愧于汤武哉？将军胸藏万甲，智出千人，吉甫之文武，为宪于万邦……夫贯盈之罪，上天所殛；无名之师，一战可服。以圣天子临一独夫，而二三贤将相与协力，攻取于其间，则迅扫廓清，当不烦再举矣！然淹留至今者，岂非养力蓄智，待其机而发也？天日已寒，雨雪已霏，旌节欲冻，米菽或匮，虽是孑遗之民，气疲力竭之致，忍闻王师庚癸之呼，而百里之间牛酒不至者，其可不惕然悯郁于心乎？生腐儒也，技短拔蝥弧，虽有愧先登之勇，诚深献箪食，窃愿效迎师之礼，敢以薄资，用展深悰。
但刘綎不能满足金大贤的愿望，他只是一个前线执行命令的将领而已。他前后两次入朝，口碑不一：“久住八莒县，性机警，多权诈，外自巧饰，自奉甚约，能禁戢军卒。时经大兵，年甚歉，民多饥色。提督设法令军中有余米者，悉贸卖于鲜民，以资其食，民莱尔得活者众，人甚思之。戊戌，以西路提督出来，骄亢颇甚，大言曰当不使伊贼只轮得返也。待到南原，便生退避之计，本情尽露……民不堪其苦。且忌陈璘之成功，不肯进攻……仍聚铁匠于南原，打造刀枪，一如倭制，且乞首级及倭衣器械于都元帅权栗，以为献捷之资。及回京城，盛陈首级器物于军前，以自夸功。”
朝鲜人对刘綎看法的变化，从初次入朝军纪严格
，口碑甚佳
，到再次东征，娇亢扰民，包括向朝鲜元帅乞求日军首级。
初次东征的刘綎，因与朝鲜君臣反对议和、尽速歼敌的认识一致，博得了朝鲜大力赞美。如金大贤致刘綎书：
将军提师远临，涉暑而寒，良苦，良苦！夫东方孑遗之民，获保今日，以偃仰食息于覆载间者，秋毫皆圣天子及将帅诸公之德也。凡有血气者，孰不愿以箪壶迎于路左，以效其微诚哉？然其钦艳之无已，叹服之不止，信之如父母，仰之如泰山，咸欲感戴而不能自裁其情者，独于将军为至，焉其意岂无以也！盖天子命将出师之时，小邦之人，莫不欢欣踊跃。咸曰徯我王师。王师渡江之日，即我再生之秋。相与喜贺之余，又不能无忧惧焉。于是君子小人，各有议矣。小人者曰天子明见贼情，不在小邦。而小邦之民，先为鱼肉。以为待贼于门庭之内，孰若捍御于藩篱之外？且彼氓亦朕赤子，是以远劳王师而不惮。然将帅之仗钺而东也，亦复有知天下之大计而能体圣意者乎？古之为将者，或以小成沮大谋，或以讲和误大计。能无此二患者，周有吉甫，汉有卫霍、唐之李郭、宋之冦准、李纲数人焉而止耳。今之专阃外者，出于上计，则天下幸矣，小邦苏矣。如其不然，中道而归，夸以为功，误于求成，重贻后患，则今日之王师，不如毋来也！君子者曰“天下事不患无臣，患无君”，既有圣君，则岂可无良将哉？方今中国治道无阙，固非外夷侵侮之时。而翘楚之将，鱼鳞杂袭，其间必有奉天命致天讨者矣。既以平壤之贼，才见汛扫，而汉阳之幕，已为乌集。波既涸之鲋，肉已寒之骨。薄伐之功，迄亦可休，而天下之忧则犹在也！盖贼势甚炽，非一战可却；贼情甚谲，非一和可平。而诸将或有以为贼尽而返者矣，或有从其请成而退者矣，不幸中于小人之所料，诚可痛也！将军以天下大计为己任，而不以小成为幸。深知讲和之非，不为邪说所挠，屹然独立狂澜之中，尽力式遏滔天之势。知进而不知退，屡危而无所沮。所谓奉天命致天讨者，非将军而谁也！至于勒卒以律，不为侵暴平民；奉己以约，要与最下同苦者，特其余事耳，此人心之所以不谋而同为仰戴者也！虽然师难聚而易老，机难值而易失。反此凶徒冻缩之时，粮饷乏匮之日，克期歼灭，以树大功，以毋负吉甫以下数公之为者，岂非计乎？呜呼，书生技短，虽未效于先登，有笔如杠，请大赞于勒石。敢呈不腆之资，用寓无穷之祝。
万历二十二年四月，柳成龙曾致书刘綎，欲利用平义智和清正的矛盾“行计以缓其溃裂之祸”
，或为刘綎东征后期与日本讲和提供了思路。
（193）详览来书，忧深虑远，非通达国体、洞识时务者曷克[及]兹？当是属国艰难之秋，正需安危出群之士。倘使大展筹策，久计灵长，则朝鲜十年可回元气矣。突尔召还，劻勷何赖？可为长大息也。区区谬拜简书，东来尾事，恨不奋兵决战，歼此岛夷。而中制外监，动末自便，朝徒怒发，夕枉拊膺！虽欲亟拯一方民，竟未获遂除凶志。回视畴昔，南征西讨，辄有（194）成功。今则尺寸莫收，忸怩无措矣。时势不同，谁则谅之？而称许太殷，胡独见知最深耶？此行归报国主，劝以亲贤远佞，整肃朝廷，缮甲修兵，提防边圉，善后之策，不出来书所云。第倭奴果尔遁还，则撤兵省费，固可图完聚而定远猷，或釜山之寇久屯，境上之师日老，则既烦兵饷，又苦民穷，国事之宁，尚不知在何日也！冗中聊复，不既欲言。刘总兵。
案：
此书是刘綎的归国告别书。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刘綎到朝鲜后受命留守。五月，朝鲜李汝馪日记记载：“唐卒皆着羊毛帽子，或有夺我军笠、去其台而着；或有着毛笠者，军粮日给二升半。虽于将士不为具食，只以生米给之，馔物亦以生物与焉。为其下者受，而供具亦不为盘案，杂陈品数，但以食盛于中钵或甫儿奉进，馔亦不过一二品，置盘中投进，将卒相与杂坐而食。食亦不用匙，但以箸餂食之。且喜食油，馔物每品，每多和油而食……其后数日，刘总兵綎领兵逾岭，步卒赀粮，皆自系杖端而荷，重几一驮。又驱猛犬千余，以助军容，犬亦驯扰，不失行伍，随人指嗾，必成阵，追围噬杀云。”
可见，明兵的生活条件甚为艰苦，炊煮困难，吃饭不用勺，“以箸餂食”只能舔食。为饱腹起见，喜和油食。在刘綎荷杖赀粮的队伍中，还随带有一支猛犬队，这大概就是后来记载稷山之战出现猿猴传奇的源头？刘綎部七月在陕川，八月住星州、八莒，吴惟忠在善山，祖承训、李宁在居昌，骆尚志、王必迪屯驻庆州。明、日媾和后，双方军队处在休战状态。九月，刘綎驻守大丘，“便于东援庆州，西应全罗，皆所以固王京也”，他在大丘分营列寨，加筑东门，添建西门，增置门楼两座并四角敌台六座，可盖营房数百间，屯兵二三千。
次年三月，吴惟忠、骆尚志等南兵将陆续撤回国内，刘綎独留，统管留军5000人，移驻南原，设防全罗道。他于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归国，是东征前期最后撤回的部队。
万历二十一年冬天，柳成龙见刘綎“总兵虽多般答说而未见归宿，最后总兵尽出经略、提督、石尚书札付及自已条陈事宜一册示之”，似不愿多说，只搬出上级指示以表无能为力。柳成龙认为日军已经集结，“今诸道之倭尽聚于一处，所率之兵只一万三千六百，难以轻举。今加发精兵合势剿灭，上也；回兵守内地，待倭贼入来，出其不意击之，其次也。”
而刘綎“不以贼势为甚难”，但迫于经略、提督之令无法展布，若能做主就不徒守八莒“或守全罗，或分兵备倭，或以舟师绝其粮道，无所不可”。柳成龙建议他联合朝鲜官军500名及万余义兵作战，刘綎回答“我不得主张”
。可见，前线将领包括吴惟忠、刘綎等人，都不理解和谈大局，言及掣肘及“突尔召还”，遗憾“尺寸未收”，可见明廷上下、明军内外的暌违局面。
辽东巡抚韩取善的意见也代表前线将领的心声：“倭在王京，彼实有求于我。倭据釜山，我则有冀于彼。前宋应昌许于倭，揭于按臣俱曰‘封贡’。及言于朝、请于皇上，惟曰‘封’。其辩明心迹一疏亦曰表文一至即与之封，则‘贡’之一字，督臣生之乎？经略生之乎？为今日许，则封、贡并许，听督臣持议以退倭，此督臣之所能任也。欲绝，则封、贡并绝，惟议守鸭绿以示援，此臣所敢任也。若欲议征，则险阻不能转输，人皆知之矣。盖讲和于兵饷两足之时，而驱战于兵饷俱竭之后，人心称苦，恐有他虞。”而兵部尚书石星则发怨言：“我不当禁朝鲜不战，何苦狥倭奴以封？”韩取善、顾养谦都请罢绝封贡“蓄其全力待备境上”。得旨：“许封不许贡，正为倭情未定，使曲在彼方，可随机操纵。既有此报，就合行查，若请封仍又抄掠，便以大义绝之。总督作速报来，勿得含糊姑息。主议之臣务要缓不忘备，急不张皇。”
可见，万历皇帝要掌握主动权，以封贡定进退，既要大义凛然，又要随机灵活。但执行起来也困难重重。
万历二十七年二三月间，朝鲜纷传“刘綎标下亲信之人，多有质入贼中者”，至说“刘綎赂银一万两、绢二千匹，军门亦与知其事”
。关于刘綎“以五千两银买倭贼之和”
及“力主讲和，与平行长潜通，多受其赂，故纵行长，终不致讨，使凶丑扬扬渡海，全师而还”
的谣言，也曾腾喧朝鲜道路。可见，是否与朝鲜立场一致，与在朝鲜的评价高低，在刘綎身上看得很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有不少朝鲜人跟随刘綎撤归。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辽阳城刘綎部下朝鲜人权鹤见朝鲜使臣言：“遭乱流离为刘家军，先年随刘爷入洛，潜谒于厓相，将欲仍还本国。事泄为刘所觉，刘尽搜其行李，得银二百两，置在公橐，使不得逃……随刘爷东征西伐，所历多矣。以我所见，鞑子易与，海鬼差强，至于倭子，最强难敌。顺天之役，泗[四]川官军见海鬼先登者，及见倭子莫不失色。计功之时得首级最多，皆是朝鲜人化为汉军者。泗[四]川兵勇敢虽不下于鲜人，临战真不若鲜人之知形势，故首级必下于鲜人，自是刘爷尤重鲜人，提防甚密，不令逃逸。然鲜人随刘爷渡江者不下三百人，经年留本国，百计逃逸，失亡甚多云。”
谈到“刘家军”中至少有朝鲜人300名，善战知势，甚得重视。
朝鲜使臣郑弘冀也记载万历四十一年“到杏山，逢我国人二名，自谓本是湖西民。壬辰乱后，随天将入来，其一为家丁，其一隶军籍，家丁则自受银四两五钱，步军则月给银一两五钱，献首，则每首赏银五十两，凡民倍给云”。问其思乡与否，回称：“在此资生有路，我邦则徭役繁重，虽还，岂有保活理？余言‘我国亦养兵月给粮料，尔辈若还，当有所赖。岂患无生理耶？’渠辈不以为然，其一人有老父在而亦无顾恋意甚矣。”
反映部分朝鲜军士在刘綎部下乐不思蜀，并不眷恋朝鲜故土。所谓的家国意识，首先维系于资生之路，辽东生活比在朝鲜更加宽裕。
类似的记载不一而足：“壬辰以后，我民遭乱，避地流入中国者颇多。至癸巳、甲午连岁大饥，时刘总兵綎久住两南，两南流民皆就佣于军中，名曰‘帮子’，得延余命殆将万余。及刘军撤回，仍随渡江。自是辽广一带，我国男、妇、牛马殆将半焉。”
癸巳、甲午是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因饥荒而流入刘綎军中的朝鲜“帮子”人数众多，后即定居辽东。
万历三十三年，朝鲜使臣李祚永、李馨郁在山海关外见到一位“朝鲜人居宝埠郡……庚子年，水兵唐将往湖南时，以格军上船，不许下船，仍为率来。到浙江放归不得，因做流丐……愿陪行次，生还故土。父母皆亡，同生……名余福云”
[1]
。这位万历二十八年被刘綎强留的朝鲜水夫“格军”十方想望故乡，表明个人境遇不同，选择也多种多样。而生活优裕、事业顺畅的入明朝商，态度就完全不同：“山海关外旅舍有一汉，乘夜馆叩门，亦自言是我国（朝鲜）人，思恋乡土，常欲脱归，主家伺之甚勤，无隙可乘。同里有鲜人之流寓者，不下三十余人。若一人先唱，皆当脱归。但其中一人来此，即行商贩，资产甚殷；买大屋，拥美娥，已享富家之乐，绝意东归，唯此难动矣。”
生活在山海关外的入明朝人，依个人境遇而论。
东征战后入辽朝鲜人甚多：“余到辽阳，有一少汉，数以余寓，与下人相熟。自言是孔德里居人，入辽为佟家家丁，因言辽阳城里，鲜人来居者不能悉数。有一武人忘其名，自言名族，善骑射，天朝之人号为教师，别开教场于此，距六、七十里地面，选辽人之伶俐者逐日教习，厚给廪料，因是成就者甚多。”
朝鲜使臣所见流寓辽东朝鲜人，多数人愿顺应现实，表示哪里生活好，就愿意生活在哪里。这是人性，无关国家与民族，也无关朝鲜、汉人乃至被称为“鞑虏”的蒙古、女真人：“辽假鞑十分之八、九，其中真鞑仅一、二而已……鞑地风俗，比中国十分醇好，无赋役，无盗贼，外户不闭，晨出暮还，自事而已。□与居辽，役役不暇者，苦乐悬殊，苟活目前，不思逃归耳。”
所谓的“假鞑”，就指流入蒙古、女真地区的汉人，如辽阳黄姓士人：“自少以能文知名，被虏在鞑中，称为黄郎中……今以贡事来此，鞑颇敬之。资产极丰，常蓄美姬四人，牛马弥山云。”
这是民族交融地区人民生活的常态。
东征归国后，刘綎很快被点将征播。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诏征倭总兵刘綎以所部土汉官兵回四川防剿，提督如故，以前战功及今次撤发事宜，命督抚详加议处。
四月，使臣通判黄平所辖的五土司发生骚乱，贵州巡按宋兴祖建议：“彼自谋杀安定，何与中国事而必以汉法绳之？宜赦陈恩、王嘉猷，以结疆臣之心，仍催新督抚李化龙等兼程视事。”
六月，兵部言川中土、汉等兵营聚通州，日夜击斗纷扰，而“刘綎已久入关，乃沿途尚尔缓进”，被“严催速来，随营宣谕，督率前发”
。七月，四川巡按赵标，鉴于川兵“桀骜难训”，建议将刘綎所部土兵裁撤，得允。
但因播州杨应龙举事，刘綎逃过一劫，命运的航船得以续行。
八月，杨应龙攻陷四川綦江，总督李化龙建议“急征诸道”，于是刘綎、吴广、陈璘等奉命入蜀，“刘綎等督令兼程前进，总督李化龙赐剑以重事权”
，刘綎遂得便宜从事，甚至要求：“刘綎受命赴蜀，逗遛不进，建议征播，必用精兵二十万人，倍其饷，不许损伤，不限年月，不繇中制，不许。”
十一月，四川巡按赵标疏参“新任总兵刘綎与原任抚道邢玠、王士琦等，谓綎跋扈，玠等酿衅”，疏下兵部覆议：“刘綎业奉处分，邢玠姑免议……播酋惯行贿赂，有黯货通贼者，尤宜廉实重处，以肃人心。”
综合以上史料，刘綖在朝名声有个变化过程，而跋扈难驯则是他的标签。但即将被罢时，杨应龙
举事又助其逃过一劫。他的好运或与其深厚的背景有关：东征结束后即成功点将征播，而失败的吴惟忠却成为阶下囚，两人的命运形成强烈对比。但最后的结局是刘綖战死辽东，吴惟忠安然乡逝，谁又更比谁幸福？
刘綖有弟刘国相“系例贡监生，若照开纳事例，改授武衔，加以守备职衔同来亦可。此于御倭，尤为省便，尤为因材器使，更胜于设大将及用董一奎也”。在东征经略孙鑛考虑备倭大将人选时，考虑的还是监生的刘綖之弟，通过捐纳事例改授武职守备，便成大将人选，足见当时政、军两界都流行重世家的社会风气。故刘綖有跋扈的资本：“刘綖兵前东行时，每至一站，必要夫六百名，马二百匹，民安得不疲困”？辽东、朝鲜都需要他的南兵：“宽甸兵原止二千名，数百入广宁为选锋，又八百拨铁厂，打造军器。马栋虚列一副将衔，部下不过六、七百羸弱兵马，新募兵数月，来尚不满百名，又俱未曾训练，安得一千兵往朝鲜耶？且朝鲜甚不宜马兵，马到彼病损者多，总不若南兵为便也。”
或许孙鑛继事朝鲜，战场情形会有改观，但历史不能假设，过去的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