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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中日两国相继构建了自身的“锁国体制”，而同一时期的朝鲜却仍未摆脱“壬辰战争”的阴霾。16世纪末，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入侵朝鲜。这场战争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的同时，也是17世纪初朝鲜被动陷入“南北交困”国际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壬辰战争之前，朝鲜的外交与贸易对象仅限于宗主国中国以及临海相隔的日本。壬辰一役，日本之于朝鲜乃“万世必报之仇”，朝、日两国的“通信”交往就此断绝；与此同时，中国东北地区建州女真势力迅速崛起，令明朝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周边藩属国的控制，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外交与贸易往来亦被迫中断，朝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外交隔绝的状态。
壬辰战争期间，日军极尽侵略之能事，在朝鲜大肆破坏。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礼曹启曰：‘……园陵久为贼薮，焚掘之变，在处皆然，惨不忍言。’”
且“勿论老少男女，能步者掳去，不能步者尽杀之，以朝鲜所掳之人，送于日本，代为耕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换替为兵，年年侵犯”
。更有甚者，侵朝日军甚至挖掘朝鲜王陵，盗取王陵中的宝物。
这一系列行径导致朝鲜国内仇日情绪极为强烈。朝鲜宣祖不但声称日本乃朝鲜万世必报之仇，更谕令朝野“凡以和为说着，此乃奸人所为，必先斩枭首”
。朝鲜方面也就此终止了与朝鲜的外交贸易往来。
壬辰战争结束未久，明朝东北地区建州女真势力迅速崛起。努尔哈赤用二十余年完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建国。女真的崛起引起了朝鲜政府的担忧。朝鲜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努尔哈赤的崛起必然会成为宗主国明政府的肘腋之患，自己作为明朝藩国，虽然有与宗主国“合力以守之”的义务，但未必能阻挡努尔哈赤南下的脚步。朝鲜与女真之间“区区一带之水”，一旦冬天河水结冰，女真铁骑“长驱直捣之患，安保其必无乎”
。在这种担忧之下，当壬辰战争正酣之时，努尔哈赤向明政府请求出兵援朝抗倭的消息传来，朝鲜上下大为恐慌，认为努尔哈赤援朝或可导致朝鲜亡国的结果，于是乞求明朝政府“即明饬凶徒，痛破奸计，杜外胡窥觇之渐”
，坚决拒绝努尔哈赤的援军。实际上，在朝鲜与明联军对抗日本侵略之际，朝鲜在北部边境一直与女真摩擦不断。朝鲜曾以投降倭寇为先锋攻打女真易水部，“尽歼胡人老少，死者七八百口”
。这种局面正如诚如朝鲜史臣所言：“北虏有窥发之凶，南贼稔再寇之谋。”
朝鲜同时面临南北压力，与中日外交贸易断绝，虽无“锁国”之名，却有“锁国”之实。虽然朝鲜艰难努力地与宗主国明朝之间保持必要的朝贡往来，但巨大的外交与贸易压力还是迫使朝鲜在日本寻求改善日朝关系的时候做出一定的妥协。
在日本对马藩的斡旋之下，1604年，朝鲜以礼曹参议的名义致书对马藩，表示允许对马藩继续从事对朝贸易，甚至表示“日本若能自此更输诚意，始终不怠，则帝王待夷之道，自来宽大，天朝亦岂有终绝之理哉，唯在日本诚不诚如何耳”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也派遣惟政为“探贼使”赴日交涉朝日恢复外交的可能性。在对马藩的努力下，朝鲜以“礼曹谕文”的形式许可“俾马岛倭人等遵照谕贴内事意”
，允许对马藩商人在釜山从事贸易。
1609年，对马藩与朝鲜政府达成《己酉约条》，约条规定了对马藩在朝贸易货物的种类、贸易时间、贸易船只规格等具体事项。
1611年9月对马藩的第一艘岁贡船来到釜山，因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而一度中断的朝日贸易关系又重新恢复，因而也形成了釜山港口“一口通商”的贸易格局。与此同时，朝鲜政府出于“倭人狡诈”的认识，也以釜山港口为窗口，通过釜山“倭馆贸易”收集、打探日本国内情报。据《承政院日记》载：“睦性善以备边司言启曰：‘今此差倭之来，虽以调兴、玄方物为言，而彼自江户而来，实未知到馆之后，更有何等说话；而至于平成连三年在馆，备知国情，今忽入归，代以他人，其间事情，亦所难测。”
即朝鲜方面通过釜山“倭馆贸易”探知平智连将接替“三年在馆，备知国情”的平成连进驻釜山倭馆；另据清崇德四年倭情咨报记载：“朝鲜国王为传报倭情事。本年八月初六日，东莱府使李民寏牒呈，据庆尚道观察使李命雄状启，节该七月二十九日倭差平智连、藤智绳等持岛主书自倭京来，即遣译官洪善男、李长生等就馆相见。平智连等称，去年大君有疾，久不听政，今春始瘳，山猎船游，与前无异。岛主辄得陪侍，连被恩赏，此诚一岛之荣幸。而大君左右用事之人，需所贵国土产甚多，稍违其意，谗谤随之，此岛主之深患之……”
即朝鲜政府通过釜山港口“倭情咨报”制度收集日本国内政况信息。“一口通商”的釜山港也就此与长崎一样，成为了朝鲜获取外部情报信息的主要窗口。
[1] R.M.Martin：China， Political ， Commerical and Social .Vol.Ⅱ.p.137，载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Andrew Li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elements in China ；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nch and Mission in China ，pp.82-84.载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另据（清）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记载：“葡人在澳门、广州之贸易输出品以绢为大宗，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计五千三百箱，每箱装蠕缎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
[3] Earl H.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 - 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P163，Washington，1963；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I ’ Occident . 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 ，1732-1833，3 vols，vol 2，P545，Paris，S.E.V.P.E.N，1964.转引自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4] 依据C.J.A.Jry， Pro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 ， Martinus Nijhoff ，1982，pp.217—220所统计。
[5] 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Ⅰ，Oxford，1926，p.148.
[6] 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Ⅰ，Oxford，1926，p.157.
[7] 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18th Century”，pp.30-33. 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 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 ，HongKong，1993.
[8] Andrew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pp.82-84.
[9] 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Ⅰ，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