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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东亚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国家关系结构，即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在华夷秩序之下，以港口城市为媒介的“朝贡贸易”是朝贡外交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通过贸易的形式重申宗主国与藩国，华与夷的政治地位。著名荷兰汉学家包乐史曾说：“每个旧世界的商业中心都再现了它们各自服务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各种筹谋擘划。”
这一现象也反映在17世纪的东亚三国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港口城市的开放与封锁基本上取决于同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港口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更是强调了朝贡贸易为政治服务的根本任务。中国与日本逐渐形成以广州和长崎为中心的“一口通商”局面，这一局面背后都是维持本国在华夷秩序以及类华夷秩序国家关系体系中地位的政治考量，贸易的现实与政治的想象共同造就了广州与长崎在东亚城市中的特殊地位。而朝鲜釜山港针对日本的“倭馆贸易”也是朝鲜王国在面临南北交困的国际形势下维持其在东亚国家关系中地位的必要手段。广州、长崎以及釜山三座城市在东亚国家关系中的政治意义与港口贸易集散功能叠加，使三座城市在近代化前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也为三座港口城市在19世纪中期成为东亚三国近代化的开放窗口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