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欧美列强冲击下，东亚地区进入近代化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开港锁港之争、幕末改革以及明治维新运动，朝鲜的开化派改革运动等，都是东亚地区早期现代化的方式与路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最早接触欧风美雨的沿海地区率先开埠，开启了东亚地区近代城市化的序幕。横滨、大阪、上海、釜山、烟台、大连，在这些新兴的城市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不断碰撞，贸易与工业从无到有。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上述新兴城市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瞩目的港口大都市。而这些城市的发展轨迹，都深深烙印着某些近代化的特点：与港口共生，同贸易增长同步，身不由己地吐纳着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充当商品集散地的同时，也扮演了近代文明辐射地的新角色。

东亚新兴港口城市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为完成世界市场放下的最后一块拼图。资本主义为了建成真正意义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不惜动用武力，强行将东亚地区变成原料供应地以及商品倾销市场，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

即便同属于东亚地区近代化时期的重要港口城市，不同的开港过程，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在各自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高低等因素造就了各个港口城市异彩纷呈的城市发展史。上海在开港前只是一个发展时间较短的县城。开港之后在沿江设立的租界区域里，近代化的城市规划与城区建设赋予了上海有别于周边城市最明显的视觉标志。不同风格的欧式高楼大厦在黄浦江边拔地而起，欧洲式的城市管理与公共设施随处可见。近代化的市政规划思想与市政建设，借由租界范围的不断扩大，逐渐从租界地区向非租界地区扩展。上海的城市功能与居住环境都进入了近代意义的城市建设范畴。

与上海相比，烟台建港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隋唐时代，当时的烟台以莱州及登州之名闻名于世，是日本以及朝鲜半岛使节登陆首选之地。到明清时代，烟台改称芝罘，属登州府、莱州府。烟台港口条件优良，开港后贸易兴盛，但其近代化之路却处处受西方列强的制约。但即便如此，烟台也逐渐完成了以地区行政功能为主的传统城市向对外通商口岸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外国商人利用西方人把持税关的便利以及资本优势，在烟台率先创办金融业、近代性质的工业等，以此来控制烟台的经济贸易发展。与此同时，以传教为目的的外国传教士也来到烟台，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兴办了烟台地区最初的近代学校及医院。

与上海、烟台等城市一样，大连的近代化发展历程也受到了列强的左右。旅顺原本是清政府北洋水师的基地之一。在被俄日强占之前，港湾、市街已经初具规模。相形之下，大连的城市建设则晚于旅顺筑港，直到1898年俄国强租旅大地区之后，俄国人才开始在大连建设“达里尼”市。之后“达里尼”市又在1905年落入日本殖民者之手，改称大连。大连因港而生，大连城市功能在近代化阶段也几乎完全体现在航运中心与交通中心上。在夺取了南满铁路之后，日本对大连的城市定位，集中于建成南满铁路的枢纽，铁路运输中心与港口海运中心。大连的港口运输业、交通制造业、化工业由此进入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

与中国的开港城市相比，日本在近代化时期开港的城市，既有大阪、长崎等具有一定规模的海运枢纽，也有横滨、新潟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海港城市。后二者在还没有具备城市基本要素之前，都只是一个小小村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近代日本都市的建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这些城市在完成开港的历史使命之余，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在日本的近代化启动阶段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日本开港城市的发展历程就是日本近代都市兴起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日本城市近代化建设的典范。在开港之前，由于幕末时期日本社会动荡不安，武士纷纷破产，国内的传统城市——“城下町”的人口不断减少；而开港后，港口城市的发展速度远远地把传统城市甩在了身后，新兴港口城市的人口骤然增加，贸易额持续上涨，市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完善，逐渐成为日本城市在近代化发展中的范例。

以横滨为例，开港30年间，从一个人口不足1000人的渔村，迅速发展成人口约12万的国际性贸易都市。明治初年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期间，横滨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是当时外国人员、物资以及情报等进入日本的门户。当时象征现代文明的铁道、电信、瓦斯灯、上下水道等无一不是首先在横滨诞生、使用，然后扩散到日本各地的。横滨的开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欧美列强“西力东渐”的冲击，这是横滨得以发展的最重要的国际契机。横滨与东京、大阪等其他城市比较而言，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尽管建城时间较短，其建设成就却颇为引人注目。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客观环境使得横滨发展为日本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

新潟的发展与横滨类似，二者都是在幕末开港运动中崛起的近代港口城市。与其他开港城市背靠经济发展较为发达地区不同，新潟港地处发展程度较为缓慢的越后地区，缺乏商品贸易的传统。虽然在地理条件与商品化程度等方面，新潟与横滨、大阪等城市存在着很大差距，但新潟作为当时日本海唯一的开放口岸，还是对日本越后地区乃至日本东北地区的近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越后地区最早的邮政系统诞生在新潟，最早的近代金融机构也诞生在新潟。作为开港城市，新潟的城市建设也为越后地区的城市化提供了最直观的范本。

中日开港都是西力东渐的直接后果，而朝鲜的开港则更多地体现为东亚国家在近代化之路上对西方国家的模仿与赶超。朝鲜的开港过程，以及开港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东亚三国政治角力是本书的重点之一。在朝鲜开港的过程中，东亚华夷秩序以天下观念作为其结构的“阻尼器”而导致的矛盾暴露无遗。以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辨作为理论核心的华夷秩序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日本与朝鲜之间以对马藩双属身份为基础的，双方各自表述的“敌礼关系”随着明治维新，幕府封建政治终结而不得不面临地位与性质的重构。日本一方面希望完成封建外交双轨制多元化向单一模式一元化的近代转变，另一方面日本又试图通过传统华夷秩序的某些形式保持对朝鲜外交优势。这两种意图在现实中的彼此矛盾导致了日本对朝外交调整的持续失败。朝鲜拒绝接收日本国书，也就在事实上拒绝承认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的合法地位。这对刚刚完成封建政体向专制政体转变的日本来说，其敏感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同一时期，清政府在西力东渐的巨大压力面前，错误地将同处东亚地区，在文化上极为接近的日本视为潜在的同盟者。这一错误认识不但直接导致了日本对台湾武力进犯之时清政府的应对失据，在琉球、朝鲜问题的处理上，这一错误认识也一再成为掣肘的因素。琉球地位的解决以及朝鲜开港都未能导向与清政府有利的结局。

日本主导朝鲜开港的事实，导致清政府一改内政外交任其（朝鲜）自主的宗主国传统立场，转而积极介入朝鲜的开港与开放。在敦促朝鲜与欧美缔约，防止日本一家独大，以收“以夷制夷”之效的同时，清政府也与朝鲜签订近代性质的贸易条约，试图将传统的宗藩关系调整为以条约为基础的近代国家关系。在贸易条约的保证下，清政府在朝鲜获得军舰与商船的自由航行权，以及在开港地建立居留地的权利。清政府还向朝鲜派驻了通商大臣，极大地加强了对朝鲜政局的控制能力，而日本在朝鲜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也因此大为削弱。

日本与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无法调和，战争的爆发无可避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甲午战争就是东亚三国国际关系重构的必然结果。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荡然无存，日本重新掌握朝鲜的开港地的发展趋势，将朝鲜的近代化途径导向对日本有利的方向。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进一步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并于1910年吞并朝鲜。朝鲜的近代化之路也就此走上了与中日两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东亚的近代史是一段传统与近代化，保守与开放交织的历史发展进程。华夷观念与封贡体系支撑着的传统地区国家关系，面对“西力东渐”带来的巨大挑战时，不得不开始向早期近代化国家关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或权宜，或顺应，东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开港”作为应对巨变的策略，而开港城市在事实上也都成了东亚国家近代化的发端之地。

本书的内容聚焦东亚三国在欧美国家武力冲击背景下的开港历程，勾勒开港城市社会发展轨迹，复现东亚国家不同的早期现代化历史进程。通过比较东亚三国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探索不同国家制度、不同对外观念等因素对开港城市社会变迁的具体影响。本书的内容是历史学、城市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研究方法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也兼有城市学、社会学考察调研与数据采集等方法，即有内容创新，也有方法创新。此外，本书也不仅仅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开港城市的开放历程做出解读，也是要寻找制度变迁、观念变迁与城市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探索城市化发展路径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