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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中日朝三国相继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将东亚地区隔绝于高速发展的世界之外。而在同时代的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及新航路的开辟为大规模商品生产奠定了市场与原料基础，工业革命又带来全新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在极短的时间里，西方世界的经济面貌已经大为改观。有资料显示，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年增长率常年没有明显变化，而1780—1830年，世界工业年增长率达到了2.6%，世界贸易年增长率接近1.4%。这种变化主要依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显著提高了欧洲各国的经济实力，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就此逐渐确立了对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对东亚的殖民掠夺随之展开。
中英贸易往来由来已久。在明清两代“一口通商”时期，英国商人已经在广州从事茶叶、棉布、生丝、瓷器等商品的出口贸易。这些商品经由英国商船运抵欧洲，为英国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17世纪末，英国商人逐渐取代了荷兰与西班牙商人，成为在中国通商口岸最为活跃的商业力量。当时英国商人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茶叶与瓷器贸易。特别是茶叶，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成了世界最流行的饮料之一。茶叶的大量出口使得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入超极为严重，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也令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金融体系面临银价腾贵，通货紧缩的局面。而同时期英国的工业产品在广州市场上销路不畅，贸易入超以及海外银价高企的问题也始终无法解决。直到英国商人发现，鸦片贸易可以从中国换取大量白银，英国与中国之间贸易入超的问题才得到了缓解，国际市场的白银价格才得以稳定。
鸦片贸易对于英国商人来说是利益巨大的，但是鸦片的大量进口对于中国民众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白银大量外流，也影响到中国的金融稳定。清政府因此曾多次下令民间不得吸食鸦片，并且要求广州海关严禁鸦片进口，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英国商人要么将运送鸦片的商船停泊在广州外海，通过中国船只避开海关转运入港，要么就直接贿赂清政府海关人员违法走私进口。当时英国政府派驻在中国的商务官员也故意包庇英国商人的违法行径。1839年6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从英美商人手中收缴的鸦片。7月，英国水兵在九龙尖沙咀酗酒并致村民死亡，英国商务总监义律拒不交出凶手。英国商人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同年8月，林则徐下令中断中英贸易，中英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于当年11月爆发了武力冲突，即穿鼻洋之战。而在此之前，英国内阁已通过决议，要以战争手段“保护”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1840年6月，由47艘舰船和4000名陆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在英国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的指挥下，驶抵珠江口海域，封锁了广州港。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沿海布防严密，战事一度焦灼。英国舰队遂利用其机动优势北上驶抵大沽口。清政府上下大为震动，道光皇帝对于战争的态度也由战合不定转为求和。
1841年1月，琦善因擅自与英国签订《穿鼻草约》而被道光皇帝罢免。8月，曾殖民印度的男爵璞鼎查指挥英国舰队离开香港，发起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占领厦门。10月，攻占定海、镇海、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
1842年3月，清军展开反攻，但浙东诸战均告失利。道光皇帝指派盛京将军、龙渊阁大学士耆英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与英国议和。同年6月，英军攻占吴淞；7月，攻占镇江之时，英军按照既定计划，意图沿长江而上，控制中国主要航运水道，截断北京与江南之间的漕运，令江浙富庶地区的税收与漕米无法抵达京畿重地，以此为要挟，攫取更多利益，英军根本无意停战。8月初，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在燕子矶登陆。英军的突然出现令南京城陷入混乱，清军未战先怯，清政府不得不求和乞降。
对于中国来说，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是割地赔款、国家主权流失的耻辱，还意味着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传统社会正在被迫向近代社会转型。对整个亚洲来说，中国作为东亚国家关系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开港与开国带来的影响也同样巨大。日本与朝鲜都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感到震惊，在同样面临西力东渐压力时，两国统治阶层都试图从中国的战败中吸取教训，却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中、日、朝三国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南京条约》是东亚三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遵循近代外交原则的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英国通过条约从中国领土上割取了香港，获得了对华贸易与殖民掠夺的据点，英国商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欧美商人开始通过沿海开放口岸向中国内地大肆倾销商品，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清政府以大量白银支付战争赔款，“每年预付战争赔款达七千多万元，为了赔款，清政府大幅提高各种税收，每年附加的税收额相当于道光一年税收的好几倍”
。与此同时，进口包括鸦片在内的外国商品又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出，加之海关等重要部门受制于人，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普通百姓的生活愈加困苦。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南方沿海一带手工业发展较快，而廉价洋行洋货的涌入造成了中国手工产品的滞销，许多手工业工场纷纷倒闭。仅以棉纺织业为例，鸦片战争前松江、嘉定一带曾经是江南最重要的棉布生产地区，“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丈，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之半耳”
。据统计，1840年，中国进口的棉纱数量3万余担，仅占到市场总量的0.4%。
而到了1894年，中国进口机制棉纱的数量已经超过70万担，占到当年市场棉纱总量的24%。
在此之前的1890年，中国进口机制棉纱的数量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达到108万担，这一数字约相当于160万手工纺纱工人的年产量。
如此巨大的棉纱进口数量对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大量原本从事手工棉纺织业的工人纷纷失业，许多原本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不得不经历生产方式转型的巨大痛苦，社会矛盾丛生。《南京条约》令西方国家获得在中国沿海口岸传教的权力。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激烈的冲突进一步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结构。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的60年间，由传教士激起的教案共达400余起，在1870年前后江苏、江西等省几十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几乎都发生了暴动。”
《南京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是第一批面对巨大经济社会变革的中国城市。1842年8月29日，停泊在南京江面上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中英两国政府代表正式签署了《南京条约》。据此，英国在中国获得了第一块殖民地香港，并得以“立法治理”，此外，清政府还被迫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贸易港口为通商口岸，《南京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这一条款不但明确规定要向英国开放五口通商，更是将派驻领事、英国商人按照议定的条款缴纳货税钞饷作为开放通商口岸的条件。关于“货税、钞饷”，《南京条约》又规定，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根据条约这一部分的规定，英国实际上获得了与中国政府议定关税的权利，中国的主权遭到了损害。
“五口通商”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五口通商”是其梦寐以求的“胜利”。中国放宽了对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控制力度，西方国家就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进一步占领中国市场，改变对华贸易入超的局面。而对于中国的近代城市发展来说，“五口通商”之后，广州港乃至整个广东地区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开始下降。与广东在进出口贸易领域的衰落相对应的，则是上海的快速崛起。依托长江三角洲富庶的农业、制丝业与长江黄金水道，上海逐步取代了广州港在东亚国际贸易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