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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
摘要： 从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国际社会对口头/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文化表现形式与民众实践的功能和意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这长达31年的历程背后，人们关于“人类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重视和共识，也随着概念化过程的不断拓展而得以深化。因此，从概念到实践，来回顾国际社会和文化政策领域做出的不懈努力，也有许多值得我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 文化表现形式 文化空间 概念化过程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英文全称United Nations Educator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on，UNESCO；中文简称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唯一主管文化事务的政府间组织，长期致力于物质遗产（或称有形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或称无形遗产）的保护。这里让我们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重要日期”
，同时结合相关文献和事件的追踪，来回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出台的简要历程和重要举措。
1966年，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为在教科文组织框架范围内制定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1970年，教科文组织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关于文化政策的体制、行政及财政问题政府间会议，开始提出与“文化的发展”和“发展的文化维度”相关的理念。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遗公约》）获得通过。当时就有一些会员国对保护“非物质遗产”（虽然当时并未形成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表示了关注。
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向教科文组织政府间版权委员会提交《保护民俗国际文书议定案》（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lklore）。
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1978年，首批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82年，世界文化政策会议（墨西哥城）承认后来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越来越重要，并将“非物质因素”纳入有关文化和文化遗产的新定义中。
1982年，教科文组织成立保护民俗专家委员会，并在其机构中设立“非物质遗产处”（Section for the Non-Physical Heritage）。
1989年，在教科文组织第25届全体大会上通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以下简称《建议案》）。
1993年，在韩国的提议下，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142次会议通过决议，出台建立“人类活财富”（Living Human Treasures）工作指南；1994年启动该项目的行动计划，专门针对“人”——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非物质遗产“持有人”或“传承人”的保护而设立。
1996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创造的多样性》指出，1972通过的《世遗公约》无法适用于手工艺、舞蹈、口头传统等类别的文化遗产。报告呼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正式承认这些遍布全球的非物质遗产和财富。
1997年6月，教科文组织与摩洛哥国家委员会在马拉喀什组织“保护大众文化空间”国际专家咨商会，“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作为一个遗产概念正式进入教科文组织的文献并被相关举措所采纳。
1997—1998年，教科文组织启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
1998年，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
1999年，教科文组织与史密森尼学会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共同组办国际会议“《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全球评估：在地赋权与国际合作”，对《建议案》通过10年来的效果和争论进行全面评价。
2001年5月，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申报的“昆曲”入选；同年10月，教科文组织会员国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包括一个行动计划。
2002年9月，教科文组织召开第三次国际文化部长圆桌会议，会议期间通过《伊斯坦布尔宣言》；此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进入起草阶段。
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同年11月，宣布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8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申报的“古琴艺术”入选。
2004年，阿尔及利亚于3月15日交存《批准书》，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一个缔约国；同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国加入该《公约》，12月2日中国交存《批准书》，成为第六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
2005年，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43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申报的“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长调民歌”被宣布为“代表作”；至此，全球的“代表作”总数达90项。
2006年4月20日，《公约》生效；截至2007年10月8日，已经有82个国家批准了《公约》。
2006年11月18日至19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该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制定行动指南，讨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列入标准等问题。
2007年3月18日，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生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国于2006年12月29日加入该公约。
2007年5月23日至27日，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一次特别会议在中国成都召开（简称“成都会议”），就《公约》规定建立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eed of Urgent Safeguarding）的列入标准，将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2003年和2005年宣布的90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相关问题，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的财务条例草约，咨询机构的认证标准及程序，以及就贯彻《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项目、计划和活动（后称“优秀保护实践名册”）等十二项议案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辩论后，制定、审议并通过了国际社会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系列制度化规则。
2007年9月3日至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简称“东京会议”），进一步审议“成都会议”制定、通过和讨论的一系列规则，决定首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于2009年9月正式评审，同时呼吁各缔约国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要高度重视“社区参与”（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积极推进“人类活财富”体系的建立，对传承人及其制度化保护采取切实措施。
2008年2月18日至22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简称“索菲亚会议”），就两年来该委员会为《公约》的实施而通过的一系列规则制度进行复议和讨论，以便为当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公约》缔约国大会准备文件。
通过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今天已经广为人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英文缩写为“ICH”）概念，随着时间的嬗递，在用词或术语上出现过几次明显的变化，其中既有民俗（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民间创作（cultural tradition and folklore）、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类总称性术语，也有后来在“代表作”申报条例和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解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基本类型的“文化表现形式”（cultural expressive forms）和“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由此可见，作为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概念的提出及其界定，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曲折过程，其间教科文组织认真审慎的工作步骤与国际社会聚讼纷纭的激烈辩论之间形成的跌宕起伏，都仿佛在唤起全世界对“人类遗产”的共同关注和普遍认同的大好形势下渐行渐远了。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过程却成为考量人类智力与促进文化间对话的一段历史书写，其探索中的艰难程度与今日的深入人心，当是成正比的。
日本堪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祥地。教科文组织文化部国际标准司司长林德尔·普罗特（Lyndel Prott）在其《定义“无形遗产”的概念：挑战和前景》一文中说，“无形遗产”即“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是由日语翻译成英语的，直接来自1950年日本在这一领域具有前瞻性的立法中。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在1995年6月第47届会议上审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保护土著人民遗产的报告》之附件《保护土著人民遗产的原则和指导方针》（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eritage of Indigenous People）
，在相关定义中已经含括了“非物质遗产”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不管是从认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反思与实践上看，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确实也是受到了日本“无形文化财”这一理念制导下的一整套举措的影响。日本的“文化财”概念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遗产”。明治政府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就颁布了太政官公告《古器具保护方案》和最早的近代法律《古寺庙保护法》（1897年），对文化财实行制度化保护。1949年1月22日，奈良法隆寺金堂壁的大火则成为1950年日本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的直接导因。后来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日”也定于每年的1月22日，以警示世人。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在国家政策制订中将文化遗产纳入基本大法，被日本视作“第一法规”，不仅针对有形文化财，同时提出要保护无形文化财，并为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持有者”建立了“人间国宝认证制度”，明确规定“认定”及“解除认定”的权限和程序。韩国在1964年借鉴并采纳了这一措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是推动教科文组织改革，并在国际社会推广日本经验并将之国际化、本土化的创新者，居功至伟。除了从日本引入“无形文化财”这一理念外，教科文组织还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实践经验于1993年创建了“人类活财富”（Living Human Treasures）体系，旨在保护“重要的非物质遗产持有者”及其制度化传承。除了积极支持各成员国开展富有创造性的具体实践、计划和活动外，教科文组织要求各会员国建立本国的“人类活财富”体系，开展扶助民间传承人的活动，并多次组织各成员国举办“人类活财富”培训班。迄今为止，教科文组织已经在菲律宾、泰国、罗马尼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六个国家加以推广。中国则将之本土化为“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6月认定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计226名；第二批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同年12月底进行了公示，相关认定工作及其制度化体系的建设随后也紧锣密鼓地得以推进。
1982年，教科文组织成立保护民俗专家委员会，并在其机构中设立“非物质遗产处”（Section for the Non-Physical Heritage），可能后来国际上使用non-physical heritage来表述“非物质遗产”也由此而出。至于“intangible [cultural]heritage”正式作为翻译语言加以使用的具体时间，一时还难以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此后的十多年，也就是在教科文组织启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的前后几年，这一英文表述在文件中应该基本定型了。此外，还有immaterial heritage的对译法，在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正式文件中至今依然使用的是im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相应地，在这两种语言通行的国家，也在沿用该译法。“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个概念，则是随着“昆曲”率先被宣布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和《公约》的通过先后进入中国公共阅读的场域，随之引起了广泛的谈论和争议，焦点在于是继续使用中国早已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或是“民族民间文化”，还是使用“无形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场争论在中国加入《公约》之后，尤其是文化部等九部委联合启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评审工作以来，似乎消停了许多。尽管至今依然还有不少学者在发表文章，从学理上进行不同角度的阐发，相关文献目录正在拉长，但大家还是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应该与《公约》精神和中国政府的话语系统保持一致。毕竟百家争鸣是学术领域的正常交锋，而如何操作、如何普及、如何引起更多的公众，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关注和参与，则是政府更为重视的问题。因此，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如下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作“无形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这至少表明，由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包括各个领域的学者和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实践者，经过多年努力才共同建构的遗产新概念，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广的覆盖范围进入了“本土化”的进程。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操作性的工作概念被引入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工作制度中并逐步加以国际化运作的过程却是举步维艰，回观其间一场长达16年的持续性主题辩论，便可昭示出“无形”之于“有形”在界定上具有难以比量的复杂程度，也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为什么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出台31年后才有了保护“人类遗产”的姊妹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这场论战的开始，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建议案》标题有关：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虽然在保护对象上这里用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民俗。但该文书的实质性内容与工作框架的主要环节都落到了“民俗”这个术语上。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评价教科文组织正式文件在翻译中的汉语表述，而要思考为什么这些资深的专业翻译人员会绞尽脑汁将这两个并置的保护对象译为“民间创作”。“民俗”（folklore）一词，是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W.J.Thoms）于1846年首创，用于指“民众的知识”，最早由日本学者将其翻译为“民俗”，后来也为中国民俗学界所采用。虽然这个概念从产生到现在已长达160多年，但围绕“民俗”之“民”或“民俗”之“俗”的定义及其争论可谓聚讼纷纭，长期以来也构成了民俗学（folkloristics）这一学科在发展中不断面临挑战的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难题。
作为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非物质遗产处的专员，萨曼塔·谢尔金（Samantha Sherkin）女士基于总部内外可资利用的大量文件，完成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工作回顾报告，对《建议案》出台之前的诸多历史事件，按三个主要阶段进行了“编年记”式的汇总分析。在报告的最后还列有各个时期的共31项重要活动，最早始于1952年通过的《世界版权公约》，最晚追溯到1989年通过的《建议案》。她以精细的笔触勾勒出在概念上出现的取向、趋势和僵局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下，最终促成这一国际准则（或叫“软性法律”）的形成过程。报告指出，在教科文组织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研的最初几年中，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就已然悬置起来，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就是说，到底是在版权法之内还是之外来保护民俗，这个难题导引了接踵而至的16年论战，而理论上的“偏好”在这些事件的导向形成上扮演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角色。
这一论战诚然与教科文组织的出发点，亦即后来该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协同推进的“版权：保护民俗”（Copyright：Protection of Folklore）的工作计划有关。
已故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作为当时北欧民俗学研究所（NIF）所长几度参与其间的专家会议。他在回忆《建议案》草案的讨论过程时说，将“传统文化”置于“民俗”之前，是因为后一个概念带有西方人居高临下的“轻蔑”含义。
在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召集的“保护民俗世界论坛”上，来自澳大利亚的罗宾·班克罗夫特（Robyne Bancroft）女士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原住民不喜欢“民俗”（folklore）和“神话”（myth）这样的术语，因为在澳洲这些术语都带有负面的含义；因而她建议坚持使用“本土文化遗产”（indigenous cultural heritage）这一概念。
时至2007年5月的“成都会议”，笔者从一位摩洛哥观察员那里也听到了他的国家依然在拒斥“民俗”这一概念的声音。普罗特在前述的文章中也指出，“对人类学家来说，‘民俗’是艺术的一个技术性词汇，即使他们也不能对‘民俗’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很多群体认为，对这个词限定一个共同的理解意味着一种倒退，是应该避免的。所以在美国使用‘民众生活’[folklife]这个词。在‘民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与一个社会的精英层相联系，如仅为皇室宫廷服务的演出艺术）的追随者之间也有一场辩论”
。实际上，受到挑战的词汇也好，术语也罢，还包括与所谓“进步”“现代化”“科学”等对立起来加以评价的“传统”，但毕竟依凭传统去“怀旧”的人、去“创新”的人、去“建构”认同的人还是占了多数，尽管持论者的目标不尽相同。也有学者指出，在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讨论中，folklore这一术语主要被“艺术地”用于涵盖口头传统与表演（oral traditions and performances）。
另外，与“民俗”这一棘手概念纠缠在一起的理论难题就是“版权”（copyright）。正如谢尔金所说，教科文组织推动“保护民俗”的初衷是力图从国际法的角度来保护“民俗”。1952年，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政府间会议通过了《世界版权公约》。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该公约使版权保护扩展到众多尚未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1886年签订，后经多次修订）的国家。但这两个国际公约都没有覆盖到后来由“folklore”逐渐演绎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民间创作”等概念所指称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以降，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立法努力出现在一些国家的国内法版权法中。1967年，突尼斯率先将民间文学列入版权法保护范围，此后有玻利维亚（1968，仅限于民间音乐），智利（1970），摩洛哥（1970），阿尔及利亚（1973），塞内加尔（1973），肯尼亚（1975），马里（1977），布隆迪（1978），象牙海岸（1978），几内亚（1980），布基纳法索（1983）。由此可见，版权问题在那个年代确实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而这背后则有着极其深刻的殖民记忆和创建民族─国家认同的强烈诉求。
教科文组织在其步入第六个十年的纪念活动之际，通过网站发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日期”，其中特别述及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建议为《世界版权公约》增加一项关于保护民俗（folklore）的《议定案》。实际上，此举并不成功，但在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框架中直接引发了保护非物质遗产的一系列举措。航柯在谈到这项“议定书”时不无幽默地说，这背后还有一个“真真假假的‘传闻’”：1970年，美国歌手保罗·西蒙（Paul Simon）的一支单曲风行于世，很快人们就发现这首名叫《老鹰在飞》（ El Condor Pasa ）的歌，实际上是一支玻利维亚民谣（后来也有人称这首民歌在整个南美都有流传）。由于唱片的成功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因而人们认为至少应该把一部分利润返还给民谣的故乡。这个“传闻”实际上是真实的，在谢尔金的报告中已经作为第13个注释记录在案。航柯转而非常严肃地指出，民俗传统的版权问题及其产生的分歧确实主导着整个计划的方向，因其不仅关涉着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创造力，而且关涉着发达国家对传统民俗的经济开发，那往往是越过传统文化的本土语境，侵犯了传统文化所属社区和群体的利益，而在表现或再现上的曲解则轻诋了维系这一传统的群体，伤害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
无论怎样，玻利维亚政府率先向教科文组织提出正式建议，意在保护本土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问题。在教科文组织后来的一系列文件中都或详或略地肯定了这一点：“特别是自玻利维亚政府1973年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出了关于对民间艺术的维护、促进和传播做出规定的建议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本组织所关心的事项”（UNESCO CLT-2002/CONF.203/4）；这也正是“16年辩论”开始计算的起始时间。接着，在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协助下，突尼斯政府于1976年2月至3月召开的政府专家委员会上正式通过的一部版权法，简称《突尼斯样板版权法》（Tunis Model Law on Copyright），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保护本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条款。1978年以后，教科文组织进一步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展开不间断合作，从1980年到1984年，双方联合举办过4次专家会议和4次地区性会议，力图联手解决这一类的国际国内纷争。
1982年，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两个政府间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专家会议，并通过了后来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表达、禁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破坏性行为的国家法律示范条款》（简称《示范条款》）。第二条规定“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系指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国的某居民团体（或民营该团体的传统艺术发展的个人）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尤其指下列内容：（一）口头表达形式，诸如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及民间谜语；（二）音乐表达形式，诸如民歌及器乐；（三）行动表达形式，诸如民间舞蹈、民间游戏、民间艺术形式或民间宗教仪式（上述形式不论是否已固定在有形物上）；（四）有形的表达形式，诸如：（1）民间艺术品，尤其是笔画、彩画、雕刻、雕塑、陶器、拼花（拼图）、木制品、金属器皿、珠宝饰物、编织、刺绣、纺织品、地毡、服装式样；（2）乐器；（3）建筑艺术形式。同时还规定了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授权、来源的承认、过错、民事赔偿、授权机关、监督机关、审判等内容。
《示范条款》的英文原题为Draft Trea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Expressions of Folklore Against Illicit Exploitation and Other Prejudicial Actions，汉译文件将关键字段“Expression of Folklore”译作“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一般书面文学创作中惯常使用的“作品”（work）概念，也就是说与“版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区分以彰显保护对象的基本属性。这也是1989年通过《建议案》之前唯一得到部分中东欧、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回应的一个国际文书。此后，这场在“民俗与版权”之间左右颉颃、进退两难的立法努力，可以概括为历时长久、人力物力耗散巨大、辩论不断，而且收效甚微、影响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场论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198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萨曼塔在其报告的结论中说，采纳《建议案》的整个过程被一场不可调和的辩论所羁绊，分歧主要来自对民俗保护与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全面质疑的过程中出现在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看法，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相关的会员国都被这个问题所主导，而《建议案》本身则力图调和这两个理论阵营。
《建议案》的英文原题是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直译应为《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文件第一段为定义阐述：“Folklore（or traditional and popular culture）is…”，中文翻译为“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它艺术。”同时从“民间创作”的定义、鉴别、保存、保护、传播、维护和国际合作等7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谢尔金在其总结报告中引述了航柯教授的客观评价：《建议案》明智地强调了民俗保护的积极方面，比如以适当的方法维护和传播民俗；同时避开了消极方面，如“知识产权”及其运用中的棘手问题。其结果是将民俗保护与知识产权问题加以分别对待的取向日益清晰起来，以期绕开长期的困扰和最后出现的僵局，在将来的行动计划中从方法上改善工作途径，在理论基石与预期的操作结果之间厘清观念上的认识，形成内在统一的解决方案。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示范条款》与《建议案》的发布时间相差7年，但在关键概念和措辞上基本保持一致：一则在条款或文件标题上都继续沿用了“folklore”这个至今也剪不断理还乱的术语；二则在正文的定义中都以“民间文学表达形式”或“表现形式”潜在地替代了争议不断的folklore，而有关该术语的阐释、辩论和抽绎正是后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来源的学理依据。
当然，《建议案》这份关键性文书的出台只是一个分界标，此后的十多年间教科文组织为贯彻和执行这一国际准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开展一系列行动计划的同时，通过调查问卷、专家讨论和开放式辩论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阶段性或地区性的效果评估。1995年至1999年，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世界各地举行了8次地区性研讨会：捷克（1995年6月，中东欧地区）；墨西哥（1997年9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日本（1998年2—3月，亚洲）；芬兰（1998年9月，西欧）；乌兹别克斯坦（1998年10月，中亚和高加索）；迦纳（1999年1月，非洲）；新加勒多尼亚（1999年2月，太平洋地区）以及黎巴嫩（1999年5月，阿拉伯国家）。到了1999年，也就是《建议案》通过10年之后，教科文组织与长期致力于保护民间文化而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的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在华盛顿特区联合组织召开了以“全面评估《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在地赋权与国际合作”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来自27个国家的37位代表（包括专家、政府官员和传统文化的实践者）和40位观察员与会，这次会议可谓参与范围广，持续辩论时间长，尤其是争议交锋的激烈程度都超出了笔者的想象。例如，来自厄瓜多尔的代表米盖尔·普温奇（Miguel Puwainchir）用本土的一则谚语开始了他的发难：“‘没有土地的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如果教科文组织不能改变什么，那么我们一定要改变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占领之前，我们拥有纯净的文化；今天，则充斥着太多的混乱！文化，已经遭到污染。我们需要促进并捍卫我们的文化，否则，我们的文化将会慢慢死亡，而我们将会接受那种后果；尽管，我们不应该孤立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寻求文化的相互关联，负面的价值观应该被忘记。举例来说，在玻利维亚，古柯叶已经被用作很好的医学治疗目的，其他人却让它成为一种邪恶的毒品！我们今天应该做些什么？我们需要积极的价值观，摈弃消极的因素。”进而他接着指出：“……《建议案》基本上把文化描述成‘物品’！但文化也是人类[有生命的]。我们为什么要拆开这二者，我们需要交流经验——这是有益的。讨论中的许多问题卷入了疏离。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文化才是我们的真正本性。”在后来的讨论中，这位伶牙俐齿的代表还由此生发了一番给人深刻印象的阐述，那就是关于“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这个视角在后来也直接对教科文组织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构成了方法论上的挑战（UNESCO，00112-EN，p.296）。
玛丽塔·彼得森·霍兰（Maurita Peterson Holland）和卡里·R.史密斯（Kari R.Smith）在《利用信息技术保护和维系文化遗产：数字集体》一文中引述了几位学者的相关观点。斯塔文·哈根（Staven Hagen）在其观察性评述中指出：“有一种……危险……它把文化当作一种物品，这种物品独立于各种社会参与者相互关联的社会空间而存在。人类学提醒我们任何群体的民族（即，文化）身份与其说依赖于文化内涵，不如说依赖于社会范围。后者决定社会关系空间，借助于这种空间，这样或那样的民族群体被赋予了成员身份。原住民的文化根植于自然和精神两个世界之中。实际上，自然与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文化表现形式结合起来。波西称这两者之间的连接为‘关系网’。”
多克斯泰特（Doxtator）也曾提供了有力的陈述：“易洛魁族妇女的思想与土地交流的其它方式是语言、地名，它们指涉并引出个人故事和集体故事、口语的创造力，并制造具体物品——它们能动地变成了唤醒丰富的文化知识的文化隐喻。”
她继续描述个人思想、土地以及集体智慧之间的丰富关系。“妇女与土地具有共同思想[的事实]也是构建使用过程、传授与保存知识的一部分。知识是由储存于彼此相连的个人记忆与思想之中的文化比喻网络所构成的。”
因为，在原住民社会，传统、仪式、语言、部族生活经历以及与土地的情结是整体和动态的。因此，如何以整体性原则来保护非物质文化这种活态遗产及其存续力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一种以价值观念为导向、以可持续发展为方针的遗产保护模式逐步在理论上得以厘清。正如普罗特在其文章中所说，“部落人深深理解世间万物的‘息息相关’，形象地说，即‘生命网’。这与西方将个体从环境中剥离出来的单独分析的分割式思维方式全然不同……真正需要保护的是社会过程，而不是已经被制造出来的物品。这也是很多原住居民采纳的方法。但是西方的模式将所有的东西都转化为物品，如‘知识’、‘生活形式’或‘商业’，而传统社会习惯于将所有的东西理解为一个过程，如‘知道’、或‘认知’、‘生活’、‘保护’”。
时任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处处长的爱川纪子（Noriko Aikawa）在《无形文化遗产：新的保护措施》一文中也谈到过这种的变化：从《建议案》主要定位于以有形的形式对非物质遗产进行记录和保存，转向了通过世代相传和复兴非物质遗产来保持其活力，就势必要求优先考虑在这类遗产的文化生态中承认和激励所属的社区、群体和传承人参与到保护的实践过程中来，从而避免所谓的民俗主义（folklorism），确保相关社区的文化遗产薪火相传。
公允地说，在《世遗公约》和《非遗公约》之间长达31年的艰辛历程中，《建议案》承上启下地架接起了一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桥梁。该文书虽不具约束力（“软性法律”），但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制定的国际准则。在长期的辩论中，或是修改已经通过的《建议案》，或是酝酿一种新的法律手段，业已成为一种呼声。代表们强烈要求至少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和定义等问题制定一个新的文书或修订原有的文书，并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创造者和实践者）的中心作用。罗宾·班克罗夫特（Robyne Bancroft）在1999年的评估会议上就说，《建议案》“缺了牙”（意即“利器”），应该补上；那就是要形成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公约。这次会议之后，教科文组织就开始为拟定一个新的准则文书，以便对在国际层面上规范“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可行性问题进行研究。在《公约》出台以前，《建议案》是唯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律文件，尤其是受到了中欧、东欧、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重视。即使是在《非遗公约》通过后，这一以folklore为关键词的重要文件也未完全退出“人类遗产”的舞台，在2005年各会员国申报第三批“代表作”的工作指南中，《建议案》作为“附件3”依然是整个操作框架的重要参照，甚至在《公约》的条款中也能看到《建议案》的宗旨和精神依在，改变的只是技术上的用词和术语。因此可以认为，“folklore”一词从《公约》文本中悄然“消隐”，主要是为了绕开该词引发的种种争议。这是由于通过长期的辩论，人们大多厘清了“民俗”一词所附带的负面含义，因而将之视作一个棘手的术语，并达成共识：一则留待将来任何新的法律文件从定义上进行必要的修正；二则在尚未达成共识之前，如果没有可替换的适当术语，就只能在学术概念上继续沿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化进程中，还有一个关键性事件应当提及。在摩洛哥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和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先后向教科文组织提出倡议后，文化遗产处与摩洛哥教科文全委会合作，于1997年6月在马拉喀什举行了“保护大众文化空间国际专家磋商会”。其前因是同年戈伊蒂索洛与穆斯塔法·泽因（Mustapha Zine，公证人）和迦阿法·坎绍斯（Jaafa Kanssoussi）等一些马拉喀什人，创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名为“保护吉马·埃尔弗纳广场大众文化表现形式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to Protect Popular Cultural Expression Performed in Jemaa el-Fna Square）。这个组织还得到了墨西哥作家卡洛斯·福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支持。其工作内容是记录大众文化表演，动员学生参观吉马·埃尔弗纳广场，组织展览，制作电视节目和电影，参与国家庆典活动等。专家会议在当地进行，无疑也受到这个“广场”的多重激发，会议辩论期间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人类口头遗产”（the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同时对来源于人类学的“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概念作出了定义：“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以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最后向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9届会议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倡议由教科文组织设立一个国际荣誉奖项，确保被宣布为“人类口头遗产代表作”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保护和宣传（UNESCO，154 EX/13）。1997年11月召开的第29届会员国大会正式通过了第23号决议，接受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并创立了“代表作”这一称号。胡安·戈伊蒂索洛后来指出：“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可以用来改变当局和舆论界领袖的想法，鼓励大众以新的观点看待某些文化现象。对人类来说，失去一个说书艺人，要比200名畅销书作者的去世造成的损失严重得多，了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后来，在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中，对非物质遗产类别作出说明时再一次将“文化空间”这一概念阐述如下：“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针对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表现于有规可循的文化表现形式，如音乐或戏剧表演，传统习俗或各类节庆仪式；另一种表现于一种文化空间，这种空间可确定为民间或传统文化活动的集中地域，但也可确定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这种具有时间和实体的空间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是文化表现活动的传统表现场所。”
此后，“文化空间”和“文化表现形式”（forms of cultural expression）一并成为学界关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和研究的重要维度（为了使我国公众社会易于理解，“文化空间”这一学术概念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中被“本土化”为“文化场所”；类似的情况还有《公约》中的“口头传统”被转换为“民间文学”）。吉马·埃尔弗纳广场的文化空间（The Cultural Space of Jemaa el-Fna Square）在2001年顺利入选首批“代表作”的“文化空间”项目。在教科文组织业已颁布的三批“代表作”中，共有19项代表作属于“文化空间”项目。此外，在2005年10月20日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对“文化表现形式”也作出了新的定义：指个人、群体和社会创造的具有文化内容的表现形式。同时还指出“文化多样性”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第四条）。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具有多样形式，这种多样性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文化特征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和多元性（序言）。
1998年6月底至7月初，以上概念根据联合国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讨论期间听取的意见和各会员国在秘书处组织的磋商后又进行了修改。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155届会议指出，由于“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以后的鉴别中，在“口头遗产”的后面加上“非物质”的限定（155 EX/15），这就是“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概念的基本形成过程。会上通过“代表作条例”，关于“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定义叙述如下：“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它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它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
1998年，教科文组织大会启动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2001年3月，教科文组织委托的一个专家小组在意大利都灵（Turin）经过讨论后又再一次制定了新的定义，并相继经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的第161次会议和第31届大会通过（2001年10—11月），进而将“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定义为：“人们学习的过程及在学习过程中被告知和自创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还有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产品以及他们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空间和其他社会及自然构造；这些过程给现存的社区提供了一种与先辈们相连续的感觉，对文化认定很重要，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保护也有着重要意义。”（UNESCO，31C/43）
为实施大会的这项决议，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1月22日至24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国际公约应包括的优先领域”为主题的国际专家会议。会上，学者们肯定了“都灵会议”上讨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操作性定义”及其所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并建议就有关的一系列术语问题进行磋商。会议期间，审查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产生影响的一些案例，以及保存和保护这类遗产的一些最佳实践。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建议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以保证“宣布代表作计划”与今后将要出台的《公约》之间在术语和概念上形成一致性的内在联系。
2002年是联合国文化遗产年，9月16—17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鉴照”为主题的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由此确立了制定《公约》的工作目标。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成为《公约》（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法定用语，并进一步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条）根据上述定义，进一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列为以下五个领域：（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同时《非遗公约》还对“保护”及其工作流程作出了以下说明：“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存续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建档]、研究、保存[维护]、保护、宣传[促进]、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由此可见，在可操作性的层面上对定义进行了更为抽象的概括，同时在概念框架上作出了具体的逐项分解，从涵盖范围上通过“代表作”的具体案例及其生动呈现则更易于把握。作为教科文组织现任的非物质遗产处处长里克斯·斯梅茨（Rieks Smeets）先生也指出，“与其下个定义，不如回顾一下这种遗产所覆盖的领域”
。
2002年6月10—12日，在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召开的专家会议上，对教科文组织荷兰全委会组织的荷兰专家小组草拟和完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术语表》（Glossary on ICH）进行了审定。这份术语表在2007年5月的“成都会议”上应部分会员国代表和政府间委员会的要求分发给了与会的各国代表。原因是有的会员国代表再次提出重新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甚或建议政府间委员会就相关概念的定义问题成立一个专家工作组，并在“东京会议”召开之前提出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这一动议立即遭到来自其他会员国如日本的反对，理由是概念和定义往往卷入纯哲学的一般性辩论，势必会引发无休无止的争议。而任何一种定义都难以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丰富性，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基本定义和术语系统诚然可供各缔约国在操作层面上参照使用，但如何理解和阐释则需要纳入非遗所属文化社区的具体实践中并依据本土社会的价值认同和观念立场来加以不断的验证和丰富。进而，有的会员国提出，将定义问题留给各缔约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践去做出自己的回答，或在保护实践与学术争鸣之间作出操作性和理论性的权重和取舍，这一反拨性意见得到了多数会员国的赞同。换言之，在认识论和实践意义上看，不应强加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化定义，而让这种概念化过程继续走向开放而非封闭，通过回应社会需求以保护和维系文化多样性、文化创造力和文化自主权为主要目标，进而对这种“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做出长期不懈的实践和探索。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由于版权制度和邻接权制度并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expression of folklore）这一特定知识成果，促使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开始更新共识，结束论战，分工协作，以建立切实可行的立法保护模式。归纳起来说，就是从综合和具体的两种向度上来推进“保护”，各自发挥自己作为政府间组织的潜能：一方面采取全面的、系统的保护措施；另一方面采取特别立法来建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特定权利体系（IP-related sui generis）。前者在教科文组织前后推出的《建议案》和《公约》中已经得以体现；后者至今依然在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主导力量，教科文组织充分配合，同时在相关会员国的共同努力下继续推进特别法的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主要遵循其使命，关注的是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保护”（WIPO/GRTKF/IC/7/3）。据悉，目前这项工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组织框架内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成立于2000年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IGC）于2006年11月30日至12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就采取新的方式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TK）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TCEs）方面的工作达成一致意见。
此外，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9条的表述也适用各国对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也当属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的尝试性实践；加入《公约》后，中国制定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也正式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其草案（送审稿）后来报送国务院。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早在几十年前就率先开始审议知识产权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TCEs）的保护、促进和保存之间的关系，在该领域政策制定、立法援助和能力建设方面有一系列积极的行动计划。该组织认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引发了许多复杂和挑战性的问题；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确立并反映了本土和其他社区的价值、传统和信仰特征。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框架内交互使用“传统文化表现形式”（TCEs）和“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EoF）这两个术语。尽管在以往国际讨论中“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是最通常使用的用语，并出现在许多国家法律之中，但一些团体对“民间文学艺术”（英文为folklore）一词的负面含义还是表达了保留意见，强调使用“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或“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无意建议在国家、团体或其他权利人之间就这些或其他用语的有效性或适用性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如同许多人指出的那样，选择一个或数个适合用语，明确它或它们所覆盖的主题范围，最终应由当地或国家一级的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团体做出决定。
这一精神与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放性定义框架及其所秉持的基本主张是交相一致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关注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工作框架下推进的传统知识保护问题。
综上所述，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定义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探索，其间一直贯穿着冲突、辩论、沟通、反思、协商、妥协和包容等多重复调的对话，从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共同努力到遍布全球的文化权利诉求，从民俗保护到知识产权问题，从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互动到以一种“人类共同遗产”的视野融合来看待整个世界一道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趋向，都深刻地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化过程依然在延伸，或许永远也不会画上句号。正是这一过程本身，为我们理解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满智力追问的思辨性图景；其间多向性的反思与开放性的建构始终是不断深拓认知过程的一次次新的开端，从而为突破人类在知识分野或观念视野上形成的种种局限和羁绊，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人文脉搏，理解不同文化传统的知识景观，增进各种文明之间的文化间对话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也对普及和深化“人类共同遗产”（the common heritage of humanity）这一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助益作用。
【说明】笔者近几年对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保护和相关的文化政策仅做过一定程度的跟踪，难免挂一漏万。文章所涉及的正式文件和相关文献，大多来自教科文组织的电子文献中心，部分参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在线数据库，汉文翻译以原始文件为据，但在概念辨析上根据英文进行解读。由于篇幅所限，部分教科文组织文献的出处恕不一一赘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前一等秘书、文化部外联局非遗专家邹启山先生的指正，在此申谢。此外，本文的缩简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化过程”为题，刊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6月12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版”。
【补充说明与申谢】《公约》自2006年生效以来，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诸多常用术语的中文表述也有相应的变化。例如，《公约》第2.3条中的“生命力”，应为“存续力”（viability）；《公约》第13.4.2条中的“享用”，应为“获取”（access），等等。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前后经5次修正的《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文本中，也反映在政府间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建议大家进一步参考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Kindle电子书，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11月）。此外，文中述及的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从1950年到2004年，先后经过几次修订。有多位学者撰文指出，日本的“无形文化财”在范畴上不能直接等同于2003《公约》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详见周星、周超《日本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及其保护制度》，《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王晓葵《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的演变及相关问题》，《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刘晓峰《谁是“人间国宝”？——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传承人认定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民族遗产（第二辑）》，2009年；吴真《从无形文化财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这里，尤其要对王晓葵教授多年前当面给作者提出的指正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