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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必须从乌克兰危机中吸取的第二个重要教训是：欧盟的世界观备受压力。欧盟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总是始于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世界观。2003年，这种世界观产生了十分乐观的《欧洲安全战略》。欧盟首次试图制定涵盖国际政治各种维度（经济、政治和安全）的综合性战略。此战略不针对别人，而是主张一项很积极的议程。故而，此战略的副标题是：“安全的欧洲，更好的世界”。当然，战略目标是保障欧洲的安全；而达成此目标的最佳方式是使世界变为更加美好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很好吗？
选自《欧洲安全战略》的这两句话完全抓住了它的核心准则：“对安全最好的保障是建立一个由治理有方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强化国际秩序的最佳方式是传播善治观，主张社会与政治改革，解决腐败问题与权力的滥用，建立法治，以及保护人权。”这是一个非常有煽动性的议程，且能够起到呼吁非欧盟人士的作用。另外，说来也是，当下欧洲所面临的大部分安全问题缘起，既非民主国家也非治理有方的国家。那些只服务于当局利益而无视民众安全、自由与繁荣的极权国家有着内在不稳定的因素。改变这样的现状需要漫长的时间。然而，一旦人们拒绝接受现状，变革的那一时刻终究会来临。当这一时刻来临时，政权会迅速地或相对和平地瓦解，正如1991年苏联的解体与2011年突尼斯本·阿里（Ben Ali）政权的倾覆或像利比亚和叙利亚一样，政权也有可能伴随大量暴力活动而崩溃。尽管突尼斯革命所伤不多，但是它预示着“阿拉伯之春”的开始。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的暴力风暴使突尼斯革命可能在该地区引发和平变革的希望落空。“阿拉伯之春”结果更接近于比利时之春，多风暴且不可预测。
然而，在没有民主国家的地方如何创建治理有方的民主国家呢？早在2003年，我们就已发现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如何创建。欧盟不知道如何创建，美国或任何其他民主政体也一样不知道。民主体制并不能强加于人。尽管数年来西方势力持续不断的渗入，但是阿富汗和伊朗也很难称作治理有方的民主国家。举例来说，我本人在短期内并没有搬往喀布尔或巴格达的想法。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显示，慈善亦不能创建民主。在一个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时代，众所周知的胡萝卜政策（发展援助、自由贸易协定、投资、欧盟免签旅行）不足以传播善治与民主价值观。若没有坚定的国内支持，外部因素也不能创建民主，甚至使用武力也一样不能。即使是在那些想要获得民主的国家，仅仅依靠财政和经济援助也是不足以建立民主体制的。人们必须坚定地与国内外想要破坏甚至消灭民主的人作斗争，才能保护民主体制。如果不能做到，最好不要轻易鼓励他人寻求民主之路。
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从近期乌克兰危机和其他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我们不仅在输出世界观方面遭遇困难，欧洲叙述方式本身就面临压力。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可以总结为：世界其他地区越是变得像我们，对各方就越好，对其他国家的民众就越好，因为他们就能够得益于更多的善治与民主。对我们也更好，因为他们首先不会被鼓动移民至欧洲。但是，如今的欧洲模式究竟有多可靠呢？欧洲能够为自己的民众提供他们正当期望的安全，自由和繁荣吗？面对金融危机（特别是希腊案例）与难民移民危机，欧盟表现出的团结远远不够，而且欧盟的迟缓反应严重损坏欧洲模式的可信度与有效性。
欧洲对金融危机的直觉反应被称为“节衣缩食”：欧洲采取大幅度削减的举措以维持预算平衡并保护银行。保护民众只是一种事后的想法。特别是，欧盟南部成员国被迫削减社会保障开支，这使危机恶化，因为民众的购买力一再缩水，给人的印象是欧盟就是一个银行联盟。这种印象在欧洲域内域外都一样。域外政府对欧盟缺乏团结感到惊讶，而且被欧盟烦琐的决策机制激怒。欧盟的迟缓对别人构成直接的威胁，因为欧盟解决问题所需时间越长，欧盟自身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后果就越严重。
难民与移民危机显示，欧洲并不是特别愿意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团结一致。当然，欧洲不得不管理移民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模式无法承受毫无节制地接收移民。然而，为了自己的劳动力市场，欧洲是否应该不再接收过多的经济移民？此外，鉴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欧洲确实在道德与法律层面负有帮助战争难民的责任。很遗憾，欧洲内部的支持度不够。截至2017年，490万叙利亚公民在周边国家（主要集中在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找到避难所，但是只有100万人向欧盟申请了避难。然而，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对欧盟而言，现在指责别国人权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这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
还有英国脱欧问题。2016年6月23日，51.9%的英国投票人选择退出欧盟。英国脱欧问题也对欧洲叙述方式的可信度与欧盟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严重后果。在未来数年中，无论欧盟提议什么，人们必定会说：您的三大成员国之一对此都非常不看好，甚至退出了联盟，那么你的提议究竟有多好？为什么我们要听从你的领导？简单地说，欧盟的声誉损失惨重。
此外，亦有相互矛盾的叙述。它们否认了欧洲“治理有方的民主国家”之基础价值观的普世性。“伊斯兰国”（ISIS）声称自身价值观的普世性，这种价值观建立在它对伊斯兰教教义的特殊解读。当然，这种价值观与欧洲的世界观截然相反。俄罗斯的叙述方式恰恰并不自称其价值观的普世性，但是它在独裁主义与民粹主义形式下点燃了民族主义情绪和需要建立强国的信念。苍穹之下，这样的民族国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且有强劲的领导为捍卫此地位而生。普京有意识地在一些特定方面反对欧洲社会。比如，俄罗斯否认对同性恋权利的认可，并将其视为西方“堕落”的证据。也因此，俄罗斯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团体成为总统地缘政治抱负的受害者。俄罗斯当局为了从国家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转移注意力，非俄罗斯的少数族群也时常成为替罪羊。
特朗普认为，国家在社会中理应扮演尽可能小的角色。具有创业精神的人就能做到，做不到的人就只能怪自己，或怪罪让美国人失业的可恶的外国人。在“美国优先”的幌子下，特朗普其实也呈现出一种民粹民族主义，它甚至具有一些专制主义特征。在世界四大权力体中（欧盟也算其中之一），就有三个追寻民族主义之路。你如果不够民族主义，自己都会感到悲哀。
此外，事情还远未结束，因为欧洲自身当然不会不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这些欧洲叙述的替代方式在欧洲也有它们的支持者。成千上万的欧洲公民强烈感受到被我们的社会冷落，从而追随“伊斯兰国”诱人的呼唤，拿起武器，寻求救赎，或只为探险。在放弃欧洲平静的生活加入位于叙利亚的战争之前，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空虚、绝望或惊恐啊？他们该是多么易受影响或脆弱啊？要么就在欧洲的家中自我引爆。不管怎么说，这就意味着在欧洲很多人根本就不再感受到家的感觉。欧洲叙述方式不能够说服他们，或简单地说与他们毫无关系。
效仿普京和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日益增多。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试图让他们的国家与欧洲和世界隔离；像特朗普一样，有些人甚至就想在边境建墙；从普京那里，他们学会假借捍卫传统价值观的幌子来支持恐同症和仇外心理。在现实中，甚至当他们用“从‘布鲁塞尔’和欧盟官僚制度中重获主权”来展示他们的政策时，他们都会限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当然，被他们视为理想典范的“纯正的”国家记忆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在匈牙利和波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府执政，损害了欧盟的外交政策。在英国，他们未能执政，但是如果没有右翼民粹主义者，比如奈吉尔·法拉吉（Nigel Farrage）和英国独立党，我们也无须面对英国脱欧问题。在很多其他的欧盟成员国里，类似的党派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了同样消极的角色。这一情况也适用于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否认了现实，并且假装他们的国家在没有欧盟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独立前进。
理智地讲，民粹主义者是不公正的。民粹主义的本质在于迎合投票人，绕过传统的政治手段，以便让所谓的“民众意愿”直抒胸臆。这使其他党派都按章办事的民主体制变得如此脆弱。当然，欧盟的确感到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