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过去，当英国和法国还是帝国的时候，甚至连我的祖国比利时都拥有殖民地的时候，我们也玩弄强权政治，且毫无抑制地追求我们的利益。然而，自欧洲国家选择团结在欧盟之中后，我们假装欧盟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好像欧盟仅仅是一个巨大的非营利机构。在国内政治领域，不证自明的是，各类利益团体就只会这么做：维护它们的利益。在外交政策领域，我们几乎开始视利益为肮脏的字眼。当我参加研讨会时，经常听到某些人批评欧洲对某国进行了对外干涉，然而欧洲介入的领域却又符合批评者利益。而我通常的回应是：难道你是希望在情势与我们的利益相悖之时，花上纳税人的钱，又置我们的外交官与军人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再出兵干涉吗？

当然，跟任何其他政策一样，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都利益攸关。这既不好也不坏：它是政策之本质。显然，追求这些利益既有好的方式，也有坏的渠道。通过与邻国合作，一个国家可以确保其利益；有些国家则通过入侵、抢夺土地来确保其利益。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都关乎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实，只有欧洲不这样认为。

的确，利益不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价值观也发挥着作用。决策的首要原则是：认识自我。我为谁制定政策？该问题的答案就是欧洲的价值观，它们对我们建立的社会模式具有决定性作用。为实现那样的社会模式，即若要使“欧洲式的生活”（用美语来说）继续存在，需要满足数个条件。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那些价值观都是我们的重大利益，且保障着我们体系之根本生存。下一步就是要观察欧洲的周边环境，评估是否有任何对这些重大利益构成威胁的事件或事态发展。然后，必须做出选择：哪些是需要通过反应性、预防性方式优先回应的问题。好的政策不仅旨在解决问题，亦在预防问题的发生。因此，对于每个需要优先处理的事项，必须制定目标（我们想要获取什么），选择工具（我们想怎么去做），配置手段（为此愿意付出什么）。这又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不是所有的目标和工具都是合理的，只有那些跟我们的价值观相吻合的目标与工具才具有合法性基础。

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国或多国集团（如欧盟）的大战略。各国通过外交、安全、防务政策整合所有工具（包括援助、贸易、外交和防务）来捍卫各自重大利益。我们的价值观对什么样的大战略（可接受的）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我们的利益则决定着大战略需要优先解决的内容。

一旦被采纳，就要利用权势来实施战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诱使、说服，或如有必要，迫使其他人按照我们的利益行事。说到这，可能所有欧洲人又在皱眉。但我们一直以来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利益也有可能是其他人的利益。利益有可能，但并不必然相互排斥。聪明的战略家将会追求双赢，以便在没有冲突且在无须使用强制力的情况下捍卫他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软实力很重要：我们社会模式的吸引力会通过良性的方式促使他人向我们及我们的战略看齐。然而，有时候强制力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其他方式保障重大利益，那么也只能诉诸威胁、或经济硬实力（制裁与禁运）、抑或在特殊情况下动用军事力量等手段。

作为旧力量的欧洲已经忘记权力是什么了吗？此问题是本书的出发点。欧洲人不再习惯于通过我刚刚概括的战略进程来看世界。我们不再系统性地思考战略，思考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思考如何通过使用我们的力量实现目标。甚至，当我给成员国和欧盟机构的外交官和军官做讲座时（我经常为之），我时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战略真的有必要吗？欧洲仍然有巨大的权势潜力：欧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最为平等的社会，而且除美国之外它的防务开支最大。但是，我们忘记了权力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表现得不像是一个强大的权力体。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当然欧盟亦如此。欧盟是欧洲的政治重心，但是它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影响力。其他行为体没有把欧洲视为强大的权力体，因此也就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整体。

这并非没有风险，因为很多其他国家深知权力意味着什么，且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包括军事力量）来追求利益。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大国（比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和很多区域性力量（比如，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总是会成功，但这却说明它们深知什么是它们想要的。此外，权力平衡正在发生改变。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中，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此后是短暂的单极时期，美国似乎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在，很显然我们迎来了多极时代，各国根据当前问题以不同的方式既竞争又合作。这样的世界秩序必然带来巨大的冲突风险。衰退中的大国（俄罗斯），迅速崛起中的大国（中国），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其地位的大国（美国）都有可能采取极端行动，更不用提区域性大国之间潜在的冲突（比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海湾区争夺支配权）。

如果欧洲国家不愿被动地经历这一切，而是要积极地塑造世界，那么它们只能团结起来，比如以欧盟为单位或至少以其中的核心团体为单位，发挥其稳定作用。数年来，欧盟的发展绝非尽善尽美，但今天并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指望脱颖而出，从而影响世界政治。这也是我在本书中主要谈论欧盟的原因，因为欧盟是欧洲再次伟大的唯一途径。“让欧洲再次伟大”：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同样适用于欧盟。但也有所不同。“再次伟大”是肯定的，但它既不是以牺牲我们独特的平等社会模式为代价来换取，也不是依靠不择手段来赢得。欧洲的抱负不应该成为像其他强国一样的力量。欧洲在世界舞台上能够扮演自己独特的角色，尊重我们自己社会基础之价值观，并向其他地区倡导这些价值观。然而，前提是欧洲必须学会如何使用其所拥有的权力。援引欧盟委员会前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的话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在智识上的最大偏误就是开始把人道主义当成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