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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产出增长的现象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Hutchinson和Persyn利用欧盟15国的产业数据实证发现，技术进步和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有显著关系，并认为欧盟国家具有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导致资本相对于劳动要素投入加大，资本收入份额相对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Hutchinson, Persyn, 2012）。Arpaia等进一步将劳动分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利用资本与熟练劳动的互补性、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替代性解释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Arpaia et al.,2009）。Blanchard和Giavazzi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出发，研究了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并指出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短期可能引起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但长期会促使新的厂商进入，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企业间竞争的增强，有助于工资的提高，进而促进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Blanchard, Giavazzi, 2003）。Acemoglu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劳动力议价能力影响企业的技术进步方向，间接作用于劳动收入占比（Acemoglu, 2002）。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流动性强于劳动，导致资本的议价能力强于劳动，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Jayadev, 2007）。欧盟委员会研究发现，全球化明显降低中等技能劳动收入占比，但对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不显著。Hogrefe和Kappler则认为贸易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的情况，只发生在工会密集的国家（Hogrefe, Kappler, 2010）。此外，Karabarbounis 和Neiman认为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占比有显著影响，并从行业变动角度解释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Karabarbounis, Neiman, 2014）。Stockhammer 认为利率管制也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占比（Stockhammer, 2013）。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下降。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国内学者主要归结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度、市场化程度、信贷约束和国企改制等。其中，白重恩等将垄断竞争模型和新古典经济模型结合，构建了要素报酬份额的决定模型，并基于中国工业经济数据库研究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资本要素份额的大小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资本报酬占比低于非国有企业，且产品市场垄断和国有部门改制是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主要影响因素（白重恩等，2008）。李稻葵等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密切相关，且随着GDP和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化，劳动收入占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规律，并提出了劳动收入占比“U”形规律的解释框架（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和张军基于中国1987—2004年各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引进外资优惠条件下降低劳动力谈判能力，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呈“U”形关系，但中国目前处于曲线下降的阶段，进而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则有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罗长远、张军，2009a）。罗长远和张军还基于产业角度，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发现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各产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密切相关（罗长远、张军，2009b）。白重恩和钱震杰基于1985—2003年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分两阶段研究了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税收水平对1985—2003年两阶段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仅对1996—2003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影响（白重恩、钱震杰，2010）。
祁毓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劳动力的保护力度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予出资方各种“优惠条件”，变相放松了对劳动力的保护，提升了外商企业在工资决定方面的谈判能力，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所以财政分权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祁毓、李祥云，2011；杨俊等，2010）。唐东波基于劳动力议价能力构建了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模型，并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发现贸易扩张有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而外商直接投资却由于优惠待遇而降低劳动力议价能力，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经济增长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呈“U”形关系（唐东波，2011）。张松林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市场化水平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基于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发现，总体上市场化水平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且其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不完全城市化”向“完全城市化”转变的过程中，市场化水平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效应将减小（张松林，2015）。柏培文和杨志才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四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并实证研究进入21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发现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柏培文、杨志才，2019）。
此外，也有学者从税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转移角度解释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郭庆旺和吕冰洋认为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和税收政策紧密相关，并基于税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解释了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资本收入占比上升的趋势，其中税收的替代效应改变了劳动力和资本的税前收益率，而税收的收入效应则改变了劳动力和资本的税后收益率（郭庆旺、吕冰洋，2011）。魏下海等构建理论模型从人口年龄结构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原因，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影响个体的储蓄行为和消费行为，对资本集约程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并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化显著影响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魏下海等，2012）。陈宗胜和宗振利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发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显著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陈宗胜、宗振利，2014）。
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相当明显，洪兴建构建新的基尼系数和极化指数，分别考察了1978—2008年中国31个省份和八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极化现象，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省份间、区域间收入差距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且区域的极化现象显著（洪兴建，2010）。欧阳葵和王国成克服了基尼系数的局限性，将社会福利函数纳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当中，分别测算了中国地区间、城镇居民间和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发现各层次收入差距都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欧阳葵、王国成，2014）。
中国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罗楚亮基于城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就业稳定性对城市内部工资收入的影响，发现由于市场歧视性因素的存在，城市内部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人群的工资差距在扩大（罗楚亮，2008）。张奎和王主祥测算了1995—2007年上海市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极化问题，发现上海市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和极化指数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张奎、王主祥，2009）。康璞和蒋翠侠利用参数与非参数两种估计方法测度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康璞、蒋翠侠，2009）。罗楚亮利用农村住户调查微观数据测算了中国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数，并考察了收入差距、农村贫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发现收入差距减缓的经济增长弹性远大于农村贫困减缓的经济增长弹性，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且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罗楚亮，2012）。
此外，也有较多文献研究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趋势。钟春平等测算了1978—2002年中国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发现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在1998年以来有逐年上升的趋势（钟春平，2004；王美艳、蔡昉，2005）。金玉国进一步研究发现，1993年以后，电信和金融等垄断性行业的平均工资收入远高于其余行业，而制造业、零售业等竞争性高的行业平均工资较低（金玉国，2004）。此外，陈菲将研究视角深入第三产业内部，发现第三产业内部的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年加大（陈菲， 2003）。同时，陈钊等指出中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愈演愈烈，正逐步成为居民收入差距中的最重要环节（陈钊等，2009）。柏培文进一步指出中国不同行业的工资差距逐年扩大，且行业之间工资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也逐渐凸显（柏培文，2010）。在此基础上，柏培文考察了企业内部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工资收入的差距，发现在管理层偏向分配的影响下，高层和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非常明显（柏培文， 2015）。
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很多。由于研究时段的长短、宏微观数据的差异、方法模型构造的不同，研究结论出现差异。其中，Clarke等认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严重的阻碍作用（Clarke, 1995; Aghion et al., 1999）， Li 等则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Li, Zou, 1998; Forbes, 2000），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或因情况而变（Susanu, 2012; Shin, 2012）。
近年来，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关系逐步被学者们接受。Banerjee和Duflo对跨国数据使用非参数估计方法实证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值，门槛值以内，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收入差距大于门槛值时，会严重阻碍经济的有效增长（Banerjee, Duflo, 2003）。刘生龙构建模型演绎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发现轻微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超过一定界限，收入差距将不利于经济的有效增长，且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形关系（刘生龙， 2009）。Malinen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指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先促进后阻碍，呈倒“U”形关系（Malinen, 2013）。
同时，学者们从人力资本积累（Viane, Zitcha, 2001; Galor, Moav, 2004; Grossmann, 2008）、劳动力供给机制（Garda-Pennalosa, Turnovsky, 2006）、创新激励机制（Foellmi, Zweimuller, 2006; Hatipoglu, 2007）等角度给出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此外，何立新和潘春阳讨论了居民收入差距、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均等严重损害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指数（何立新、潘春阳，2011）。高帆和汪亚楠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发现，城乡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规模效应和结构效用影响，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形趋势（高帆、汪亚楠， 2016）。
凯恩斯较早提出边际消费倾向的概念，认为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具有递减的趋势，也就是说，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且凯恩斯认为消费是由当期收入决定，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人的当期消费往往也随之增加，即公式 c i = βy i + μ i ，随机干扰项 μ 表示当期未预见的随机事件。随后杜森贝里提出相对收入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容易受到身边其他人的消费习惯和自己以前的消费习惯的影响，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人增加消费的动力较大；但当个人收入降低时，类似于“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个人往往很难降低当期的消费。莫迪利安尼、弗里德曼等进一步发展了收入消费理论，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他们认为理性的个人为了实现更加长期的效用最大化，会将以后各期的收入预期加入当期消费的决定因素中，进而在更加长期或整体生命周期中决定各期的消费，以此获得最大效用。后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Khan通过实证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消费支出的增加（Khan, 1987）。Cutler研究了收入差距和要素报酬份额对消费的影响，发现二者都是消费支出的重要影响因素（Cutler, 1992）。Wu和Perloff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研究了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发现城乡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很大的消费不均衡效应（Wu, Perloff, 2004）。
国内学者较多探究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董碧松和张少杰基于消费需求的视角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并验证了收入差距—消费需求—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董碧松、张少杰，2009）。在此基础上，刘东黄和沈坤荣进一步提出要素分配—收入差距—消费增长的传导路径，认为要素分配是通过收入差距影响消费需求的，并验证了收入分配的中介效用的显著性（刘东黄、沈坤荣，2012）。邹红和喻开志构建模型分析了收入差距、劳动报酬占比影响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和劳动报酬占比是居民长期低消费的根本原因（邹红、喻开志，2011）。李江一和李涵利用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城乡间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居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但挤出了居民的消费支出（李江一、李涵， 2016）。靳涛和邵红伟从理论上分析了平均主义、两极分化、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并认为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会导致居民消费的“排浪”现象，使得需求大幅度波动，不利于商品的多样化；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制度会导致穷人的购买力得不到实现，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而消费有限，最终使得总消费受限；正态分布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有效排除上述缺陷，实现消费与经济的有序增长（靳涛、邵红伟，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