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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的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经济发展。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使得人类摆脱了以狩猎和采食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经济轨迹，农耕和畜养动物成为主要的食物获取方式。在今天看来，有计划性的耕种、处理杂草、保护幼苗以及收割果实是再平常不过的农业生产过程，但就是这么一项突破，给人类的经济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可以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可以创造出剩余产品满足从事其他事项的人口的生活需要。从此，聚集型的村落成为居住的常态，农业专业化分工得以实现，祭祀人员、建造房屋人员、医治人员、畜养人员等都能得到生活必需品。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人类放弃在几十或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狩猎和采食，转变为在几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耕种和畜养，其实就蕴含着劳动力和土地的配置问题。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后，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狩猎和采食方式，平均10平方英里可以养活一个人；耕种和畜养方式，平均1平方英里可以养活50人以上。
农业工具的创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得农业生产有了较多剩余，把一批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从事手工业或提供其他服务。随后，手工作坊等一批早期制造业出现，搬运工或洗衣店等服务型行业出现，劳动力和土地在产业间得以分配。于是出现了交换和贸易，资源配置的问题更加凸显，此时的劳动力需要合理安排自身劳力和土地的用处：是用于耕种土地，取得农产品，还是出租土地，自己建立手工作坊，提供制造品？随后，国家间的贸易得以展开，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地球上出现三大商圈——地中海商圈、西欧商圈和东南亚商圈。国家间的贸易促进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在国家间的分配，解放了一批拥有创新思想的贸易商，使他们从国内有限的资源中走出来。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各国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进口生产上有劣势的产品，使得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在产业间得以重新配置。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冲击了西欧国家的产业布局，无论是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后来的荷兰、英国和法国，都靠着殖民统治，发展了本国经济，改变了本国的资源配置。尤其是荷兰和英国，倾向于将本国一部分农作物的种植迁移到殖民地，本国第一产业的大量劳动力填补了工业发展中所缺少的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使得产业专业化顺利发展。正是由于海外农产品的保障，大批劳动力才可以自由地从事其他高技能职业，促进了整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从当时情况看，这一资源配置的方式对于英国是更为合理的，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工业革命的到来。
这一时期，以亚当斯密、西斯蒙第、罗伊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较高评价了分工对生产力的影响。以前的情形是，一个人出资购买土地、建造生产车间、购买原材料，由一个人完成所有生产工序，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现在是多个人合作，土地、车间、原材料可以由不同的合作者提供，所有工序可以由不同的劳动力完成，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所以，分工的背后，仍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资源的配置问题。有限的资源如果配置得当，生产效率可以得到极大提高。
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学者认为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归因于投资资本的不同，根据新古典模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当不发达经济体加强资本的积累，最终不同经济体会实现人均收入趋同的趋势（Marris, 1982; Baumol, 1986）。但这一结论受到经验的挑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Summers, Heston, 1988; Barro et al., 1991）。后来，Romer和Lucas借鉴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将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化，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Romer, 1986; Lucas, 1988）。基于内生模型，制度和技术创新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微小的制度和技术创新都会造成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这与现实经验不符，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一直处于扩大状态，而是处于停滞稳定状态。后来，一些学者提出了“条件收敛”的概念（Barro, Sala-i-Martin, 1991; Mankiw et al., 1992），从而支持新古典学派的主张。Young对东南亚增长奇迹的研究发现，要素积累是这些经济体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极低（Young, 1995）。然而，核算方法和面板数据的更新使得学术界可以对这一问题做更多更加严谨可靠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许多学者发现要素积累只能解释小部分的收入差距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贡献（Knight et al.,1993; Hsieh, 2002）。
近年来，大量学者开始注意到要素配置的合理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中，Caselli直接将总生产率分解为部门生产率和部门间的要素配置效率，并认为劳动力、资本的不合理配置会大大降低部门间的要素配置效率，在部门内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仍会受到影响（Caselli, 2005）。如此，要素错配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
Hsieh和Klenow基于静态的经济系统，认为劳动力、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在截面上应当相等，如果不满足相等条件，则经济处于错配状态，即生产技术为凸的条件下，所有企业的边际产出在资源最优配置下都相等，否则就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总产出缺口（Hsieh, Klenow, 2009）。Banerjee和Moll进一步从企业进入与退出机制方面界定要素的错配，即非凸生产技术条件下，当潜在进入企业比在位企业拥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时，即使经济中所有企业的边际产出相等，通过劳动力和资本在企业间的重新分配，仍然可以提高总产出（Banerjee, Moll, 2010）。Restuccia 和Rogerson 指出在各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中，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地区、产业、行业结构不断调整，相应的各类资源（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性要素和技术知识、制度规则等抽象性要素）会出现难以协调的情况，当这两类资源不能完美匹配和融合时，就会出现资源错配问题（Restuccia, Rogerson, 2013）。
总体来看，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存在最优产出的要素配置状态，当实际的要素配置偏离这一状态，就会导致产出缺口，使得实际状态产出低于要素最优配置时的产出，造成资源错配。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阻碍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摩擦障碍，所以各产业、行业、部门或企业的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从而高生产率的部门拥有更多的劳动力、资本等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全社会也就实现了产出和福利的最大化。但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非完全性导致各类资源在部门或企业之间的分配并不是以边际产出相等的原则进行，这样更多的资源就会流向低生产率的企业部门，由此产生资源错配。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学术界对于资源配置扭曲的测度方法并没有统一。Restuccia和Rogerson曾将资源配置扭曲的测度方法分为直接测度方法和间接测度方法。
直接测度指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投入的扭曲测度，而这种扭曲一般与产业结构、政策、制度相关联，并定义为单位劳动力、资本被征收税收或获得补贴而导致的要素边际产出的不对等程度（Restuccia, Rogerson, 2013）。直接测度的文献较多，Hsieh 和Klenow将要素配置扭曲定义为某些政策（补贴或税收）使得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出增加或减少的相对比例（Hsieh, Klenow, 2009）。例如面临政府规模的限制或运输成本高昂的企业都有着较高的产出扭曲 τ Y ，而能获得政府公共补贴的企业则面临着相对较小的产出扭曲 τ Y ；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为有各项优惠条件容易获得银行信贷，它们面临较低的资本扭曲 τ K ，而中小型私营企业因无法低成本地获得信贷而面临着较高的资本扭曲 τ K 。如此，每个企业面临的资本扭曲程度可以表示为：
其中， α s 表示 S 行业中 i 企业的资本份额， w 和 r 分别表示工资和利率。进一步，每个企业面临的产出扭曲程度可以表示为：
其中， δ 为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P si 和 Y si 分别为企业产品的价格和产出。在Hsieh和Klenow的基础上，Oberfield分别定义了企业层面的劳动力、资本和中间品的扭曲程度（Oberfield, 2011）：
其中， δ s 为产品的替代弹性， α Ki 、 α Li 、 α Mi 分别为资本、劳动力和中间品的产出弹性。基于此，Oberfield利用测度模型从行业和国家层面分别衡量了劳动力、资本和中间品的扭曲程度（Oberfield, 2013）。
Aoki用行业间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扭曲测度行业间劳动力错配程度，并假定资本和劳动存在线性税收，以此构建要素摩擦系数衡量扭曲程度（Aoki, 2012）。在Aoki构建的模型中，行业
m
的劳动力可以表示为
，其中，
表示
m
行业劳动力配置的扭曲程度，且可以表示为：
其中，
表示部门税收比例，反映要素成本差异。当
m
、
i
两行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时，意味着
m
、
i
行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力配置扭曲，即有
；当
m
、
i
两行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不相等时，意味着
m
、
i
行业之间存在劳动力配置扭曲，即有
或
，此时
m
、
i
行业间的错配劳动量为：
间接测度指对各种扭曲因素导致的结果进行测度，一般用实际状态下全要素生产率或产出水平与最优状态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或产出水平的差异衡量。其中，Restuccia和Rogerson使用要素投入的税收比例表征市场摩擦，测度了美国政策扭曲对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Restuccia, Rogerson, 2008）。在此基础上，Hsieh和Klenow在垄断竞争模型的框架下构建收入生产率TFPR，认为当企业间的收入生产率存在差异时，可以通过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总体产出，所以收入生产率TFPR的离散程度可以作为劳动力、资本的错配程度的衡量方式（Hsieh, Klenow, 2009）。基于 Hsieh 和 Klenow的推导，TFPR可以表示为劳动力和资本边际产品的几何平均：
且行业 S 的总体全要素生产率为：
其中，
为
S
行业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的几何平均，当行业间不存在劳动力、资本要素扭曲时，则行业内部各企业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出均相等，即MRPL和MRPK均相等，如此，行业的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最大化：
。可以看出，收入生产率TFPR的离散程度越大，则
的值越小，即要素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越大。
Brandt等突破单一部门的限制，在Hsieh和Klenow的基础上用资源最优配置状态下（总产出最大）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实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测度要素错配程度（Brandt et al., 2011），即总体要素错配程度可以表示为
DIS
=- ln（
A
/
A
∗
）。基于推导模型，实际状态下总体全要素生产率
A
、无要素错配状态下
i
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
、无要素错配状态下总体全要素生产率
A
∗
分别可以表示为：
此外，Bartelsman等构建了要素配置效率差异模型，在企业收益最大化的模型中加入政策扭曲项：
，其中
τ
和
κ
包含了所有影响企业要素配置的因子（Bartelsman et al., 2013）。并结合 Olley 和 Pakes提出的分解框架：
，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角度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Olley, Pakes, 1996）。
比较起来看，Restuccia等构建了探究要素配置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的基础模型，构建的分析框架为探索多种潜在因素的综合作用奠定基础（Restuccia, Rogerson, 2008; Hsieh, Klenow, 2009）。在此基础上，Bartelsman等进一步尝试用更严格的假设和完整的模型结构，研究要素错配与异质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Bartelsman et al., 2013）。此外，Hsieh等还分别考察了人力资本、研发创新和要素错配的结合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机制（Hsieh et al., 2013; Acemoglu et al., 2013; Jovanovic, 2014）。Alfaro等在现有的模型基础上引入强制性许可的放松、异质性市场力量、资本调整成本等研究要素错配对国家间发展差异的解释（Alfaro, Chari, 2012; Collard-Wexler et al., 2015）。
国内对于要素配置扭曲的研究也较多，且衡量要素错配程度的方法不一。蔡昉等用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力比重与产出比重的比值）反映劳动力配置的不协调程度，发现中西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配置扭曲程度高，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其与东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蔡昉等，2001）。在此基础上，袁志刚和解栋栋认为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过大，引起了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并通过构建摩擦力系数，测算了劳动力错配引起的负效应（袁志刚、解栋栋，2011）。根据袁志刚和解栋栋的推导，劳动力摩擦力系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
为两部门的工资比例，当部门间的工资回报相等时，则摩擦力系数
λ
m
= 1，此时不存在劳动力错配。
聂辉华和贾瑞雪分别从行业、地区、所有制层面，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离散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OP分解方法测度了制造业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聂辉华、贾瑞雪，2011）。此外，张杰等根据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比值衡量要素扭曲程度，实证发现要素配置扭曲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同时提升了外资企业在本土市场的竞争力（张杰等，2011）。杨振和陈甬军在资源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中，同时考虑要素的边际产出和要素的边际成本，并将要素带来的边际净收益定义为产出缺口，也将其作为福利损失的计量（杨振、陈甬军，2013），具体的产出缺口定义为：
其中， W i 为劳动力的工资率，当劳动力从高生产率的企业流向低生产率的企业，总产出会下降，并会出现产出缺口。
姚毓春等用实际中 i 行业的劳动力、资本占比与该行业劳动力、资本产出份额理论贡献度占比的比重，来表示行业 i 的劳动力相对流动系数（姚毓春等，2014）。其中劳动力、资本的相对流动系数可以表示为：
另外，林柏强和杜克锐用要素市场扭曲指数衡量要素错配程度，发现能源要素配置扭曲降低了10%的能源效率，引致的能源损失量占总能源损失的比重高达30%（林柏强、杜克锐，2013）。其中要素市场扭曲
FAC
it
= [max（
factor
it
）-
factor
it
]/max（
factor
it
）×100，factor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在此基础上，王芃和武英涛分别用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的相对比重测度产品市场扭曲程度
，用要素边际产品收益与要素价格的相对比重定义要素市场扭曲程度
，用企业间因税收或补贴的差异引起的规模扭曲定义产品市场企业间扭曲程度
，并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测度中国能源产业的扭曲程度，发现两个层面均有严重的要素配置扭曲；且预测无要素扭曲状态下，能源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43.51个百分点（王芃、武英涛，2014）。
第一，对产出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Restuccia和Rogerson认为企业匹配劳动力、资本、技术的能力是决定企业能否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并构建静态的企业异质性模型，研究了政策扭曲造成的资源错配对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者面临的不同价格政策造成的资源错配会引起全要素生产率30%—50%的损失（Restuccia, Rogerson, 2008）。Hsieh 和Klenow在垄断竞争模型的框架下，利用TFPR的离散程度衡量劳动力、资本的错配程度，并利用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印度和中国的要素配置扭曲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劳动力和资本的扭曲配置造成1998—200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30%—50%；并假定在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致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2倍（Hsieh, Klenow, 2009）。David和Wei发现中国的资本扭曲配置造成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左右（David, Wei, 200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Brandt等分别从时间、空间和部门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省份间要素错配的相对大小与变化趋势，发现省份内部和省份间要素配置扭曲造成198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减少30个百分点；并且省份间要素配置扭曲的大小相对稳定，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而省份内部的要素配置扭曲有逐年降低的趋势， 1998年以来平均每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约0.73个百分点（Brandt et al., 2011）。Aoki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劳动力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的影响，发现国家间经济差异主要来源于要素资源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Aoki, 2012）。借鉴Aoki构建的摩擦力系数，Miyagawa等进一步研究了日本不同部门之间的劳动力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Miyagawa et al.,2008）。
此外，国内也有大量文献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研究要素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姚战琪基于1985—2007年产业面板数据，研究了总体经济和细分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发现无论是总体经济还是细分的工业部门内部，要素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均较低，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甚至为负值，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姚战琪，2009）。朱喜等进一步利用2003—2007年全国农户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村劳动力、资本要素配置状况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全国不同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劳动力、资本错配，使得农村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损失了大约20个百分点，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村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降低大约30个百分点（朱喜等，2011）。罗德明等将中间产品引入垄断竞争模型中，考察了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不合理配置程度，发现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引起了劳动力、资本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错配，这种偏向性政策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引起严重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且根据参数拟合的结果可知，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扭曲可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80%（罗德明等，2012）。在此基础上，张天华和张少华发现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容易导致国有企业过度扩张，无限度地投入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出现产能过剩问题，造成资源浪费（张天华、张少华，2016）。另外，盖庆恩等认为要素错配不仅影响市场中已经存在的企业间的生产活动，降低企业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企业的市场势力影响潜在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进而影响总体生产率（盖庆恩等，2015）。陈永伟和胡伟民提出测度资源错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变动的方法，基于测度框架和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中国制造业行业的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的产出缺口达到15个百分点，且近年来要素错配及其影响程度并没有减弱的迹象（陈永伟、胡伟民，2011）。董直庆等认为由于劳动力的偏向性配置和劳动力的非自由流动，中国的传统行业和新型行业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劳动力错配，并利用1978—2010年相关行业的数据测度了中国具体行业的劳动力错配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行业劳动力错配引起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缺口呈现“W”形趋势，且劳动力错配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损失20%左右（董直庆等，2014）。此外，汪伟和潘孝挺基于世界银行调查的企业数据，发现金融要素扭曲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且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比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敏感性更高（汪伟、潘孝挺，2015）。郭晓丹等对城市层面的企业生产率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城市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通过对生产率的分解，发现改善资源配置对大城市生产率的优化作用大于对中小城市的影响（郭晓丹等，2019）。郑江淮等在寻求中国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新的动力发展源中指出，要素已成为新动能的重要载体，并以经济增长动能这一指标反映TFP的变化，提出优化市场主导下的资源配置应成为促进TFP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点政策（郑江淮等，2018）。与此类似，在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目标下，宋建和王静借鉴Massell增长源分解模型，发现要素配置扭曲降低了农业劳动中劳动要素的转移效应，不利于TFP的增长（宋建、王静，2018）。白俊红等基于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本区域以及周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流动与资本流动带来的增长效应分别占总增长效应的50%和10%以上（白俊红等，2018）。陈旭和邱斌基于工具变量法，运用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地区的多中心结构指数，发现多中心结构在结合政府层面的合理规划下能够带动要素流动，促进地区间利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分工，进而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陈旭、邱斌，2020）。基于两部门生产函数，黄先海等在探究中国全要素增长源泉问题中发现，政府对国有部门的改革政策优化了部门内部和部门间的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TFP的提升（黄先海等，2017）。基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视角，蔡昉发现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可以实现劳动力跨产业、地域的自由流动，进而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推动生产率的增长（蔡昉，2017）。林伯强等通过超效率DEA模型构建了城市绿色经济指标，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程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过劳动力、基础设施以及自然资源配置等传导机制，经济集聚程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形趋势，这一结论对中国大城市的经济发展规划有一定的政策参考意义（林伯强等，2019）。
第二，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Alfaro等研究了要素配置扭曲对跨国间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认为要素错配是导致跨国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Alfaro, Chari, 2012; Collard -Wexler et al., 2015）。蔡昉等认为近年来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而这又与劳动力错配有着重要联系（蔡昉等，2001）。魏敏和李书昊研究了中国地区间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以强带弱的方式提出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协调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魏敏、李书昊， 2018）。孙宁华等进一步通过动态增长模型，发现劳动力错配会导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孙宁华等，2009）。在此基础上，张曙光等研究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扭曲，认为要素价格的扭曲可以解释相当分量的收入差距（张曙光等，2010）。
第三，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何凡通过分析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探讨了劳动市场分割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健全，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配置加剧了劳动力失业现象，且为了提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仅要保障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也要打破地区间、行业间的市场分割，增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空间流动，减少因制度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失业现象（何凡，2002）。甘春华研究了中国劳动力配置的“二次扭曲”现象，认为要解决企业“用工荒”和劳动力“就业难”的结构性问题，一定要立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打破劳动力地区间的分割，促进劳动力行业流动和地区流动，才能妥善处理好劳动力的第二次扭曲问题（甘春华，2010）。黄婧等从要素错配的角度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非一致性进行了成因分析，认为资本向国有企业集中、城市土地向非农部门集中、劳动力向低工资领域集中、能源向重化工业集中等资源配置扭曲现象都会加剧劳动力就业难度，因此需要厘清资本价格、能源价格的决定因素，使中国经济从资本驱动和能源驱动真正转变为技术驱动和劳动力驱动（黄婧等，2011）。
第四，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的演变往往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资源的配置变动密不可分。早期关于要素配置扭曲影响产业结构的文献可以追溯到配第—克拉克、库兹涅茨、刘易斯、赫希曼等人的研究。后来Massell等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探究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受部门间资源配置与流动的影响，发现要素资源在部门间、行业间的配置和流动与产业结构的演化密切相关，资源的配置不当会引起产业结构的演化受阻，对经济增长不利（Massell, 1961; Stiroh, 2002; Nordhaus, 2001）。不同于上述“瓦尔拉斯”范式的研究，“摩擦性市场”假设下产业结构失衡与要素配置扭曲的研究近年来涌现。Aoki等从不完全竞争、企业异质性、技术进步、行业间资源错配等多个角度实证研究了要素配置扭曲对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Aoki, 2012; Hsieh, Klenow, 2009; Jones, 2011; Hopenhayn, 2013）。国内学者在要素配置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周茂等利用制造业集聚的开发区政策构造拟自然实验研究发现，开发区的设立主要通过优化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以及产业集聚、学习效应等影响机制对制造业升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周茂等，2018）。在开放经济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下，史丹和张成通过对要素联动投入结构和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分析发现，要素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史丹、张成，2017）。刘竹青和佟家栋在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和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中发现，要素资源的错配抑制了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和科技的研发创新；另外，资源错配下低生产率企业的积极出口不利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产业结构升级（刘竹青、佟家栋，2017）。李艳和杨汝岱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下，地方国有企业具有获取要素资源方面的优势，这将引起地区间资源配置扭曲和产业结构趋同化（李艳、杨汝岱，2018）。基于GMM估计方法，李勇刚和罗海艳从土地资源配置视角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造成的土地资源扭曲抑制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升级，并且在效果上这一影响存在空间及时间分布上的异质性（李勇刚、罗海艳，2017）。不同于以往因财政分权造成的市场分割角度，余莎和游宇结合地方政府合作的案例研究发现，受要素禀赋差异的影响，土地出让政策优化了地区间资源的配置，从而加速了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余莎、游宇，2017）。王勇等从供需侧角度分析收入不平等程度与产业结构升级呈倒“U”形关系，收入的过于平等，使得对低档商品需求不足；而收入的过于不平等，就只有少数人对高档品有需求，两种极端情况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王勇等， 2018）。
国外学者Restuccia和Rogerson研究了补贴和征税等政策性行为对劳动力、资本错配的影响，认为政府的补贴和征税会造成企业间的成本差异，加大企业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收益的非对等性，进而使得生产率高的企业会因为成本上升而降低产出，低生产率的企业因政府补贴会加大生产，造成严重的劳动力、资本错配（Restuccia, Rogerson, 2008）。Banerjee等研究了信贷约束对金融资本错配的影响，认为金融资本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并不是由于缺乏充足的廉价信贷，而是严重的信贷错配造成的。大量生产率高的企业由于缺乏正常的信贷支持，只能高价从地下钱庄融资，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边际收益；而一些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容易获取廉价的银行信贷，会过多地融资，进而造成过度投资，降低了新增资本的边际收益（Banerjee, Duflo, 2005; Amaral, Quintin, 2010; Banerjee, Moll, 2010; Buera et al., 2011）。Azariadis等研究了金融市场摩擦对金融资本错配的影响，认为金融市场体制的不完备，造成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经纪人收取佣金、交易人员收取买卖差价等一些不合理费用，加大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金融机构内部设定的各种准贷的限制性条件和各种不公平的霸王性条款加大了企业的融资摩擦，不利于企业资金链的正常运营，使得大量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愿意或减少相应的融资（Azariadis, Kaas, 2012; Foellmi, Oechslin, 2012; Moscosoboedo, D'Erasmo, 2012）。此外，Vollrath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市场不完善往往与政府政策、市场垄断、制度文化有关，特别是户籍等体制性因素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固化，其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和资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使得城市中找不到投资项目的优质资本不能流到资本投资不足且有发展前景的农村，而廉价劳动力也不能顺利流向城市中有大量劳动力需求的组装制造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不利于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Vollrath, 2009）。
国内学者王颂吉和白永秀研究了政府的偏向性政策对城乡二元经济要素错配的影响，认为以GDP为政绩考核指标的机制会导致各地区为实现短期的快速增长，而倾向于将生产要素过度投资于非农业部门，造成非农业部门投资资本过度但缺乏相应的劳动力，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但资本缺乏，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本流动的受阻形成严重的城乡间要素错配（王颂吉、白永秀，2013）。陆铭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目前中国城市层面的人力资本回报、区域发展方面的人口流动以及国家层面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发现地区间的资源配置因受到政策因素的限制发生扭曲，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陆铭，2017）。韩剑和郑秋玲研究了政府干预（如财政补贴、金融抑制、劳动力流动管制、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要素错配的影响，认为政府干预可以通过两条路径造成较为严重的劳动力、资本错配。其一，通过财政补贴保护现有的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使得本应该淘汰的僵尸企业仍然不停地吸收资源，继续存在；而缺少资本投入的高生产率企业可能由于融资约束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甚至遭遇倒闭，使得市场不能发挥自由选择的功能，市场拣选优质企业的功能失效。其二，严重的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阻碍了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入，使得资源不能有效流到生产率高的企业，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韩剑、郑秋玲，2014）。靳来群等研究了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对要素错配的影响，认为国有企业具有更好的政府资源，进而可以以较低的融资价格获取资本，大量资本流动到国有企业中；而生产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却饱受信贷约束的困扰，只能以更高的价格从其他渠道融资，这样就加重了资本要素的不合理配置（靳来群等，2015）。在此基础上，汪伟和潘孝挺进一步研究了金融要素扭曲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日常经济和研发活动对金融抑制的敏感性不高，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较小；而中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扩展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较大，侧面反映出所有制对不同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的影响（汪伟、潘孝挺，2015）。刘盛宇和尹恒基于1998—2008年国内企业数据，从静态和使用模拟矩估计方法的动态角度出发，通过对资本调整成本在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间担任的重要传导机制的研究，发现通过资本调整改革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刘盛宇、尹恒，2018）。
此外，陈勇等研究了市场化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认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在市场和政府两个决定资源配置的主体中，市场的作用会进一步加大，这样各种商品和要素价格会更加透明化，价格信号会更加敏感和真实，如此价格能更精确地反映出供求关系的大小与变化趋势，更好地引导资本在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的流动。而当市场化水平降低，价格反映供求关系的作用会失效，行政计划决定资源配置的途径会受到时效性和准确性的影响，降低资本配置的效率（陈勇、唐朱昌，2006；方军雄，2006）。金碚基于价格体系中微观主体之间的竞争促进市场公平的理论，研究了影响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并提出要强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金碚，2018）。对于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而言，张晓晶等认为要寻求政府和市场的最优结合，减少和纠正资源配置扭曲现象，避免在“赶超”背景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张晓晶等，2018）。朱喜等实证研究了农村信贷市场、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村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认为农村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使得一些农户缺乏初始资本，又饱受信贷约束的困扰，不能够顺利实现由劳动投入型向资本投入型转变，加剧了农村资本错配的程度；同时农村具有较多的剩余劳动力，但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由于受到生活成本、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的约束，降低了他们的迁移动力，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不合理配置（朱喜等，2011）。毛其淋进一步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和要素配置扭曲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认为要素配置扭曲的制度缺失导致部分企业为获得财政补贴而与政府建立各种关系，进行寻租行为，这种短视活动获得的利益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国内企业间的竞争程度，有助于引导企业注重研发投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竞争优势，同时贸易自由化也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减弱了企业为获取廉价生产要素而与政府部门建立关系乞求寻租的行为动机（毛其淋，2013）。所以，贸易自由化不但直接促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抑制了要素错配对企业生产效率的阻碍作用。对于企业层面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盛丹等在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影响下，结合企业成本加成率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开发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要高于非开发区（盛丹等，2018）。白俊红等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资源配置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产业转移、市场完全竞争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白俊红等，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