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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在同时点不同空间域的分布并非均质的，不同空间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同步的，决定着不同空间域的生产要素必然要发生流动，以满足生产要素的天然特性——追求更高的边际产品价值，即要素流动到价格相对更高的空间域。如若不然，对于整个经济体来说，资源出现错配，经济并未实现帕累托最优，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而要素流动受阻并不是要素错配的根本原因，由于要素的空间禀赋不同、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产业集聚与产业协同等原因，不同时点要素在不同经济域之间需要重新配置，促使经济向帕累托最优靠近，所以要素流动是优化要素配置的方式。如果要素流动受阻，则要素错配的程度将不能有效减轻，经济生产效率将下降。
首先，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然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结构决定了经济中的生产形态，进而决定了人和资本等要素的空间分布结构和生产组合结构。所以，随着经济的不断推进，经济生产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要素的组合方式发生改变，需要不同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随之改变，而要素的时点分布受到现实中空间限制的影响，并不能随时满足生产形态变化的需要，所以需要要素的空间流动。基于此，人类历史上手推车、马车、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的不断升级正促进要素的空间流动，使之适应于生产形态的变化。放眼全球，环顾人类历史，从采集狩猎的原始生产方式到农业革命后的男耕女织，再到后来的工业技术革命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无不蕴含着要素和能源在空间上的流动和重新布置。现实中，中国地区间、城乡间的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各自然要素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供求原理带来的结果是地区间的要素价格不一致，要素的天然特性是追求更高的边际产品价值，即要素流动到价格相对更高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的策略下，国家的优惠政策向东南沿海各省份倾斜，短期内大量的资本集聚于东部沿海省份，其企业投资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大量的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并不能迅速自由流动到东部沿海城市。东南沿海省份的资本相对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稀缺；而中西部省份的资本相对稀缺，但劳动力相对丰富，所以才会有“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大量的中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东部省份成为农民工集聚的地区。在农业补贴工业（要素价格“双轨制”等）的发展模式下，国家重点扶持城市的优先发展，造成城乡间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的禀赋差异更为显著，城市的经济腾飞更加需要农村劳动力和相应土地的流入。纵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劳动力等要素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十分显著。
其次，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互动影响的。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初期，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的影响要更多一些。这个时期，人类生活的地域选择并没有现在这么自由，受到自然界原有资源分布的影响较大，人类往往集聚于离河流较近或有安全屏障保护的地域生活。在生产剩余充足的条件下，便有了交换的需要，“集”“市”就有了产生的必要。随着人口的增长，最初的“集”“市”的规模不断壮大，进而吸引更多的人选择在“集”“市”的周围定居下来（“集”“市”周围交换便利性和高地租的综合选择），这个时候生产方式逐步对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当然，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生活的地域选择没有那么多的限制，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要更多一些。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互动关系中可知，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人为的原因，经济活动的密度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经济活动密度的空间不均衡性决定了经济要素在空间的迁移必要性。区域经济学中韦伯提到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区位理论。区位在经济生产中是一个重要变量，它能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份额（离中心区域较近，虽然地租较高，但离消费市场较近）。增长极理论是区位理论的现实应用。其核心是某些主导产业或有创新能力的大企业在核心区或大城市的集聚，导致资本与技术的高度集中，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和相关的外部经济，从而通过自身增长迅速的增长极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扩散作用，带动相邻地区共同发展。当一个经济体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资本、技术和高技术人才不足，不能够支撑广域空间上的齐头发展，往往将有限的资源和政策倾斜投向优先发展的增长极。然后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增长极周围大量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和高技术人才将向中心增长点聚集，形成极化或虹吸效应。随着中心增长点经济密度的增大，“中心—外围”结构将逐渐显现。当增长极的经济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增长极将对周围经济体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扩散或涓滴效应。
再次，经济结构的演变。经济结构含义很广，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等，且每一种经济结构蕴含的要素组合方式是不同的（如劳动密集型生产、资本密集型生产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者它们的不同组合），其生产效率也不一样。比如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生产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与土地和相对少量的资本与技术；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利用自然界和第一产业提供的基本材料进行加工处理，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经济生产中需要更多的投资资本与相应的劳动力；以商业、金融、交通运输、通信、教育、服务业等为主的第三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生产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高技术产业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主要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当局部空间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要求必须有相应的要素空间密度与之匹配，以适应局部空间内新的经济结构。否则，会导致经济生产中要素过剩与要素不足同时存在。一般来说，局部空间内经济结构是逐步升级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同一时点上局部空间之间的经济结构是有差异、不同步的，当一个局部空间内部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必然导致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需求发生变化，出现劳动力过剩与资本稀缺或者劳动力稀缺与资本过剩等情况。稀缺的要素需要其他局部空间的要素转移作为补充，过剩的要素需要流动到其他局部空间以追逐更高的边际要素价值。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东部沿海省份以组装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贸易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中西部省份转移的劳动力作为补充。东部沿海省份在得到相应的资本积累后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才有了后来的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资本和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向中西部省份回流。
最后，产业集聚与产业协同。每个空间域的区位、资源禀赋、制度、环境、文化等方面是有差异的，决定了空间地域的比较优势也会不同，且这种比较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空间域应优先发展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以降低成本获得最大化收益。我们同时要意识到，比较优势是否真实，需要得到市场的检验。在市场竞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如果经济主体自由流动得到保障，可以预期，经济主体将在不同空间域之间选择性流动，不同空间域将逐步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群，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是市场竞争下经济主体流动的结果，Marshall最早提出集聚和集聚外部性的概念，并指出投入品的分享、劳动力池效应和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是导致集聚的根本原因（Marshall, 1890）。Duranton和Puga将这些外部性进一步总结为分享、匹配和学习机制（Duranton, Puga, 2004）。产业集聚往往伴随着空间域规模的扩大，给企业带来深远影响。第一，空间域规模扩大带来的集聚效应，使得更多的消费者分摊企业的固定投资，摊薄了企业的平均成本，有利于企业尽早收回产品在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第二，空间域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也有利于企业更好地选择中间投入品和拥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第三，空间域规模扩大带来的空间集聚，促进了企业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技术知识的外溢，有利于新创意、新思想的产生，即产生正的外部性，集中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的研发能力的提升。第四，空间域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大量微小的企业创新在市场上得以生存，因为即使较小的细分市场也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次一级空间域的产业集聚带来了集聚外部性，有利于降低成本、促进知识分享与技术进步；高一级空间域需要统筹规划各个次级空间域的产业分布，形成产业协同。这既可以降低产业链断链风险、提高产业链链点韧性，保障产业链或产业价值链的稳定与安全，又可以降低各种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而经济要素的流动在产业集聚和产业协同的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经济活动的空间非均质性要求生产要素在不同的经济域中流动，以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要素流动的实质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到最需要自身的地方去。生产要素在经济域中的流动需要经过信息的识别、决策和实施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是相辅相成的，每一个阶段出现问题，都将阻碍生产要素的流动。而在这三个阶段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市场和政府的互补共生。
其中，识别是指生产要素的流动需要首先对外界信息和知识进行收集和分析，以供经济个体做出最优化的决策。而收集外界信息的前提是有信号来源，信号的发出需要市场的介入。市场发出信号的手段主要有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三个机制也是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中有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他们均不具有市场势力，都是市场价格的接收者，这样价格信号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资本市场的利率机制和土地市场的地租机制等。市场发出的信号具有准确、灵敏、迅速的特点。比如，市场中处于供过于求的商品或要素的价格将会下降，引导企业减少这种商品的生产，将资本和生产要素投入其他供不应求的商品生产中，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市场经济中供求决定价格、价格调节供求的规律。竞争机制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可以将经济主体内心中不为人知的对商品或要素的评价准确地反映出来，使得商品或要素的价格与价值保持一致；另一个是可以有效地实现“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经济主体的进入与退出使得生产要素可以在经济主体之间实现流动。政府也可以发出信号，但政府是基于行政计划的指令发出信号，这种信号并不具有准确灵敏的特点，所以发出信号的任务最好由市场担任。
科斯认为企业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机制的运行存在交易费用，以企业内部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替代市场机制可以节约一定的交易费用，比如市场价格信息的发现需要较高的成本。一般来说，市场中的信息不是以集中、整合的形态存在，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经济域中，经济个体需要同时识别不同经济域发出的信号，以便做出相应的流动策略。但是由于空间局限性和信息非完全性，经济个体往往收到的信息是局部的、分散的、不完整的，所以不可能理性做出最优化的决策，需要把分散的经济域的信号汇集起来。市场经济中信息的特性决定了单一经济域中分散的信号不能只是集中到某个个体或者集团的手中，由他们做出优劣判断，然后据此给出经济个体的流动决策；而应该建立一套制度，使信息的拥有者能使他们的信息为社会所用，其他经济个体可以在制定计划决策时使用这一信息。由市场自身搭建信息平台的方式不可取。其一，公共品缺乏竞争机制，通过竞争将经济个体心目中对产品使用的支付意愿表露出来的机会渺茫，所以“林达尔均衡”实难实现。其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表明，一个组织的规模越大，达成集体一致性行动的成本越高，导致经济个体参与维护权益行动的投入和个体收益不一致，那么个体就产生“搭便车”或机会主义倾向，其结果是没有人愿意参与集体行动。基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市场经济中虽然产权可以做到明晰，但经济个体提供公共品的交易成本很高，且初始产权的确定对收入差距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重大影响，不能有效避免垄断的产生。所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的加入，政府需要建立信息平台帮助经济个体汇集市场中不同经济域发出的信息，但政府要做的仅仅是提供汇集信息的平台，做决策判断的事情需要经济个体解决。虽然信息平台的设立和运行需要成本和资源投入，但这部分投入（完善交易制度或机构的资源）可以看作“润滑剂”，它可以有效地降低难以度量的“摩擦力”成本（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或其他成本），总交易费用将会得到显著降低，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我们知道，市场也有失灵、难以发出有效信号的时候。市场失灵的表现有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其中垄断企业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可以通过控制产品的产量来操控产品价格。在有垄断企业存在的市场中，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将不能正常运行，比如工资和利率的涨跌不能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供求状况，要素的市场价格不再有效，从而不能为要素的流动提供有效依据。信息不对称常常会导致我们所熟知的结果——逆向选择或“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本质就是买卖双方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产品价格与产品价值的矛盾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的矛盾。此时，价格机制调整要素流动的结果与理想预期相反。理论上，拥有信息少的一方可以付出成本获取足够的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但这种成本较大。公共产品因为巨大的交易成本，使得市场的三大机制不能发挥效用，并且竞争机制的缺失常常导致“搭便车”的现象，市场信号难以有效传送。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之间实现优势互补，有机结合，以达到经济域中信息发出快捷、信息发出有效、信息覆盖全面、信息利用便利的效果。
决策是经济个体在对市场信号充分识别之后的决定。决策正确的前提是市场信号发送准确、迅速、有效。但正确的决策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决策。经济个体或生产要素分布在不同的经济域中，经济域之间的流动需要成本，成本的大小决定了正确的决策能否成为有效的决策。比如对于劳动要素来说，这种成本包括迁移成本、时间成本、制度成本和归属成本等。公共品（如交通工具）的适用性决定了迁移成本和时间成本，体制性规定（如户籍限制、公共服务缺失）决定了制度成本的大小，社会保障和文化差异等决定了归属成本的大小。对于资本要素来说，流动成本主要是市场进入成本和风险成本，当市场准入限制大，工商注册门槛高、市场壁垒多，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突出，市场主体不能够平等进入相应的经济域，则市场进入成本就大，正确的决策并不能成为有效的决策。风险成本主要是指不同经济域之间的政策、法律、制度以及文化环境的差异导致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成本。另外，对于土地要素来说，经济域之间的土地市场不统一、土地的产权归属问题不明确等导致较高的制度性成本。所以正确的决策要成为有效决策，需要靠政府。政府需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如劳动市场、金融市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等），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优化行政审批程序，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和能动性。
实施阶段是生产要素在经济域之间流动的最后阶段。虽然是最后阶段，但却十分重要，如果实施阶段出现问题，会对前期的两个阶段产生倒逼作用。实施阶段要做的是健全两个机制——自由退出机制和保障机制。哈耶克认为每个人都不可能知道市场所有的信息，个人所拥有的信息是零碎、片面的，相对于社会总体信息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理论上即使政府搭建的信息平台有助于获取社会总体信息，但可以设想，这也只是社会总体信息的一个附属样本，不可能是社会总体知识信息的全貌。那么经济个体做出的决策只是次优，而不可能是最优，且动态不一致理论和卢卡斯批判均指出市场经济的信息是不断变化的，前一时点做出的最优化决策可能在现在看来就不是最优的决策，因为市场信息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这一阶段需要为经济个体提供试错的机会，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在经济个体的退出选择方面，需要把主权让给经济个体本身，让市场竞争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关于企业之间的破产兼并问题，也要坚持企业自主原则。政府应该为经济个体的退出和重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机制有利于降低经济个体在经济域流动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有助于提高经济个体抵抗风险的能力。对于经济个体来说，保障机制也起到激励的效果。比如，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再就业培训和失业救济等，针对兼并重组的金融支持等。
总体上看，经济要素在不同经济域流动需要市场和政府的互动补充，市场“看不见的手”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起辅助作用。市场负责发出信号，产生信息流，但信息的收集平台需要政府搭建。经济个体需要通过信息平台获取信息流，但由个体意志做出决策。在决策和实施阶段，政府需要弥补市场的不足，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主动补位。整体来说，并不是简单的“政府少管一些、市场多管一些”的问题，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目前中国的要素市场体系并不健全，价格机制运行还存在一定障碍；市场规则公平性仍显不足，竞争机制运行不畅；政府的手伸得过长或过短，利益机制仍需完善。如此，生产要素的流动并不顺畅，要素存在错配现象。
基于Hsieh和Klenow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的扭曲配置造成1998—200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30%—50%，如果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致，中国的 GDP 将增长2倍（Hsieh, Klenow, 2009）。在此基础上，Brandt等分别从时间、空间和部门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省份间要素错配的相对大小与变化趋势，发现省份内部和省份间要素配置扭曲造成1985—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减少30%（Brandt et al., 2011）。蔡昉认为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要素组合效率将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决胜点（蔡昉，2013）。目前国家实施的土地流转、户籍制度等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重新调度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有效配置，激发各种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微观层面的要素流动障碍会导致中观层面的经济结构失衡，而这一定会对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袁志刚、解栋栋，2011）。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实施的各项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好生产要素的投入问题，解除阻碍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各项制度约束，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另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加上房价、医疗、养老、教育等生活成本以及地区间、城乡间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边际消费倾向变低，大量财富进入储蓄状态或被用于再次投资，国内消费需求表现出疲软态势。在全球贸易争端加剧，国家大力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消费力度的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拦路虎。目前来看，提高消费的着力点之一是减少收入差距。
那么，中国的收入差距程度如何呢？改革之初大量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向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了东南沿海相对发达、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局面（洪兴建，2010）。在农村反哺城市的过程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愈加明显，城乡间收入差距也不断加深，且已成为全国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李实、赵人伟，1999；王震，2010）。近年来，受市场准入条件等各种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收入差距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出现极化现象，地区内部收入差距也逐年增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到了严重的地步，且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也较为明显；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较为严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9，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高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是低收入行业的4倍。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学者认为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归因于投资资本的不同。内生增长学派认为制度和技术创新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才是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源泉。
中国学者针对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首先，罗楚亮和李实从行业特征与人力资本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发现企业间福利补贴的不均等程度比工资的不均等程度更为严重，前者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罗楚亮、李实，2007）。于凌云在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的投入分解为政府投入与非政府投入，利用教育投入比的不同解释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于凌云，2008）。罗楚亮讨论了工资收入差距与就业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对非稳定就业人群的歧视性因素是导致稳定就业人群与非稳定就业人群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且就业稳定性对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影响更大（罗楚亮， 2008）。田新民等基于二元经济模型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效率三者的演化关系，认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阻所致（田新民等，2009）。另外，曲兆鹏和赵忠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讨论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曲兆鹏、赵忠，2008）。
学者们从各种角度给出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但鲜有文献从要素配置的角度解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缺少对要素错配与收入分配差距二者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如果搭建了要素错配与收入分配格局二者联系的桥梁，那么通过矫正要素错配，不仅可以优化要素组合效率，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水平；还可以缓解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与居民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但目前通过供给侧改革解除要素错配、缓解收入差距仍面临以下问题：中国劳动力、资本要素错配的表现格局与演变趋势如何？劳动力、资本要素错配加剧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仅受行政干预、行业垄断、所有制等体制性因素影响吗？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解释中，要素错配的分量有多重？要素错配引起收入分配格局变动，进而引起消费与投资需求变动，影响经济有效增长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是什么？政府矫正要素错配，进而缓解收入差距、促进经济有效增长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现阶段，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高速发展转变为中高速发展，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过去单纯增加要素投入来提高，亟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供给侧的要素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探究和弄清要素错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寻找要素错配加剧的原因、提供政策减轻和消除要素错配的影响就成为亟须解决和完善的工作。
此外，中国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更为严重。国家尝试通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产业转移、精准扶贫、税制改革、城乡一体化等各项措施缓解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收效并不明显。收入差距的不断攀升，不利于社会和谐与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本书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探究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寻找要素错配引起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系统考察要素配置扭曲是如何引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波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结合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点，从政策和制度上提出矫正中国要素配置扭曲，进而缓解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为中国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