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单纯增加要素投入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亟须通过优化供给侧的要素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探究要素错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寻找要素错配的成因、提供政策减轻要素错配的影响就成为亟须解决和完善的工作。基于此，本书考察了各省份产业间和城乡间要素错配的演变趋势以及城市层面要素错配的动态格局、空间格局和规模格局；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要素错配加剧的影响因素；探寻了要素错配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并从两条路径重点研究了要素错配、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首先，各省份要素错配整体上呈现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拐点的“U”形趋势。地区间比较，起初东部地区的要素错配程度较低，但金融危机后有快速上升的趋势，且上升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整体上看，各省份工资差异前期较低，但增长趋势明显；与工资差异相比，产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贡献量更加突出。虽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东部地区，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资源投入却高于东部地区；虽然随着离大城市距离、离大港口距离、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增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企业的资源投入却有上升的趋势，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布格局与资源投入的分布格局不一致，如此便表现出资源在空间上的错配格局。其次，政府干预、户籍制度、二元经济结构等制度性因素显著提高了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信息交流显著降低了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但金融危机后，结构性因素的凸显导致产业结构、教育水平、技术进步的非均衡发展，加剧了劳动力、资本的错配程度。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均具有自我调节过程和惯性特点，且劳动力错配的自我调节时滞为两年及以上，而资本错配的自我调节时滞为两年以下。再次，要素错配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以金融危机为界，有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4年劳动力、资本错配的叠加效应分别可以解释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省份间收入差距的19.4%、27.1%、10.4%、29.0%。与实际劳动报酬份额比较，要素错配并没有改变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趋势及“U”形结构，但明显降低了各省份的劳动报酬份额。最后，要素错配加剧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2014年由于要素错配的存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水平阻碍效应提高22.1%，且经济增长缺口提高4.7%。

因此可见，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导致近年来中国各省份要素错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不仅直接影响产出的增长，也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剧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需要结合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点，提出矫正中国劳动力、资本要素错配的具体路径，为中国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要素错配；收入分配；产出增长；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