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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破解社会建设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制度建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时代发展之需，更是推进制度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对于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防范社会风险、提高社会运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需要从全面加强和完善党委领导、强化政府职责和建设责任政府、强化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1]
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高度出发，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2] 。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3]
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视角全面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形成了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日臻完善。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按照十九大的部署，持续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挥主人翁意识的时代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判断。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4]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社会治理共同体科学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认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5] ，并进一步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皆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世界发展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集中、统一、高效、民主、法治的治理体系，在后危机时代纷乱的各国治理变革中，更彰显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创新治理体系所代表的中国智慧。
今天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下进行的新的实践，我国新的社会治理体系机制架构基本形成，高效、集中、法治的社会治理能力基本建立，已基本建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了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增强了全社会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不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时代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对于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高社会运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有力的制度保障。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总是同步而行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必然会反映到社会发展层面，社会发展层面越是实现稳定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局面，越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文化的昌明、生态的优化提供社会的力量和战略的支撑。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的重要一环，而社会发展可以说是社会建设的核心要旨。一方面，人民对于经济发展成果的最直接的体验和感受，来自社会发展层面的反馈，包括就业、社保、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等，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水平、程度，从另一个侧面讲，也是社会进步水平，更是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我们常说一个社会是不是一个有希望、有吸引力、有魅力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高水平的社会发展能力，是检验一个社会能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发展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现实感受和获得感显著提高，民生福祉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人民社会发展事业不断迈上新的发展台阶。随着社会发展事业的进步，为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戮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面临国内外多种社会发展风险因素的影响，新问题、新挑战不断。不确定性风险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全球性的社会风险，即由全球风险外溢引入的社会风险和挑战，在全球一体化密切的背景下，成为新型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们要做好工作预案。” [7]
国内外的发展形势，要求做好工作预案。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的关键之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复兴之梦。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必然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8] 。
从国外情况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一系列制度失序、国家治理失序导致的社会治理危机潜藏在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正在向世人展示一个因内部社会冲突而导致的从国家到社会整体治理失序或制度崩塌而引发的高风险社会的到来，西方或这些已完成工业化或进入后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正面临一种高风险社会下的“秩序危机”。事实上，“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 [9] 。
2019年以来世界大变局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因提高燃油税引发的“黄马甲”运动在法国已经延续多年，成为法国社会发展的常态社会现象，而且因为养老金改革引发的大罢工、大游行造成了法国社会的这个冬天持续动荡。社会发展“分蛋糕”与“切蛋糕”成为社会不同阶层难以调和的利益格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10]
可以看到，尽管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原因是全方面、多方位的，但是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到新兴市场国家，其引燃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跟燃油税、养老金、地铁等公共交通价格紧密相连，民生难题、社会政策缺位成为深层次社会发展矛盾的主要外在表象。西方社会内部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进而反映到制度层面导致的从国家治理体系到社会治理体系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运行和运转的重大风险。
当今时代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远超以往，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作为基础，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作为后盾，很难应对今天各种潜在和显在的风险因素。风险常在，而一套混乱、失序、冲突、崩塌的治理体系以及衍生的治理能力，不可能有效应对今天纷繁复杂社会带来的高风险因素的挑战。事实上，“社会运动既是实践性搏击的原初动力又是其表现形式，它不仅表现为社会运动，还包含建立积极的社会机制” [11] 。
从国内发展的视角来看，我国社会发展事业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从人均收入到摆脱贫困，从税收改革到药品降价，从网络提速降费到垃圾分类引领的新时尚……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显著提高，人民在社会发展中感受国家稳定发展的成就。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促进发展中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得到不断破除。
从教育来看，2019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83.4%，比2000年提高37%；义务教育巩固率94.8%，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9.5%，是2000年的2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是2000年的4倍，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2019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3.7年，比2010年增加1.29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50.9%。 [12]
从居民健康来看，截至2019年年底，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婴儿死亡率从32.2‰下降到5.6‰。 [13]
从社会保障来看，截至2019年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9.68亿人，是2000年的7.1倍，覆盖率超过90%。 [14]
从居民收入来看，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首次跨入3万元大关，比2000年实际增长4.4倍，年均实际增长9.2%。 [15]
人民享有的社会发展水平获得了显著的提高，党领导人民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2000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591，低于0.641的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上升至0.758，成为1990年有该指数以来，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 [16]
虽然我国社会发展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是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处于新发展阶段的我国社会发展也面临新的发展任务、发展挑战、发展难题，补短板、强弱项，以更大的勇气、智慧破除影响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显得更加紧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面对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要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以及发展过程中面对的新矛盾新挑战，辩证看待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任务。
一方面，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经济形态与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相互促进，人民对更高水平的社会发展充满期待，对更高效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更高的现代化要求。而且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愿望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整体的运行机制也在发生深刻变革，面向中长期的社会发展，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牵动影响更加明显，各类矛盾风险交织叠加、社会治理面临复杂形势，而且各类利益诉求相互交织，要在发展中努力实现各类、各种诉求的平衡，达成更广泛的社会发展共识，实现社会利益调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为中长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继续提供社会稳定的力量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
“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17]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背景下，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渐突出，总体来看，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而且，“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 [18]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为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提供从制度到效能的保障。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还面临新型社会风险带来的新挑战。事实上，“新型社会风险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新科技不断产生，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风险社会’。现代风险不同于传统风险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其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可能造成大范围社会恐慌” [19] 。
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应对传统社会风险的挑战，也要面对新型社会风险的挑战。在国际形势发展高度不确定，主要发达经济体内部民粹主义泛起、治理失序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体系构建在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其有效的应对力、高度发展的聚合力、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力、强有力的组织力，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社会应对挑战、加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组和建构的重要参照系，“中国之治”正成为各国借鉴的重要制度供给和国际公共产品。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高质量社会发展新局面的应有之义。今日中国之社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新发展格局正在加速发展，必将更加深刻地影响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化，最直接的就是就业形态。新发展动能的快速发展，将会更直接地影响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社会行为更微观和具体的层面，其所带动的微观社会发展变化将对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更直观的要求，人们的生活将会向着更加高端、智能的方向转变。新发展活力的涌泉而出，将会更加激发社会创造、创新的活力，人民的社会发展参与水平将会进一步地提高，人民的首创精神将会得到更大的弘扬，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站在“两个百年”梦想历史交汇的时间节点，时代发展的变革原点，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要不断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发展新局面，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首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稳促进、以稳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新期待，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对治理能力的新要求。既要掌握好度，维持发展的大局，又要善于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促进发展。在保持“量”稳的同时，要谋“质”的变革，持续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社会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态势转变。实现从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向高质量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是持续的，时代发展的背景、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发展方向的长期化目标都要求我们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社会发展。我国发展更加突出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属性没有变。这都需要我们在新发展阶段，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社会发展，保持社会发展的定力，在持续的发展中促进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美好生活的满足；在持续的发展进步中补齐民生短板，扩大民生红利；以持续的发展动力促进社会发展，增强社会发展事业的同步性、可持续性，增强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未来预期，在稳中提质、在稳中增效。
其次，坚持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发力，让制度红利持续发挥效果，转化成发展的制度动力。全面深化改革不但解决了很多长期困扰、影响我们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而且为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动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持续将经济建设的成果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面对国内外的发展形势，新发展阶段要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纵深，释放制度活力，催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和能量。
新时代促进社会发展，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敢闯敢干的精神，要继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精神，在就业优先、创新创业创造、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用人制度改革、基层人员发展、贫困群体向上流动、教育优先发展、公平就业、强化社会救助、人民健康等涉及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面“下一番绣花功夫”。每一个方面的改革，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聚焦重点，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敢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促进社会流动，让流动的中国更精彩。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民对社会发展的需求和要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顺应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就是顺应人民对发展的新期待。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人民的第一期待。要以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发展，形成发展的制度张力，引导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进程，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国家长治久安。
最后，坚持以全面建设现代化引领新时代社会发展。当前，世界发展面临大变革、大调整，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与繁荣的历史发展态势是没有改变的，也不会发生改变。
全面建设现代化时期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崭新时代，实现现代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愿。全面建设现代化时期的社会发展要聚焦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进一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频共振，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要落实好“十四五”时期社会发展规划，满足人民发展新期待。要根据社会发展的新经验、新认识，针对内外部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增强针对“十四五”时期及更长远时期社会发展特征的适应能力，既要增强宏观驾驭能力，又要增强微观治理能力，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发现新方法、新经验，及时加以总结、加以提炼、加以推广，不断在与发展环境的短兵相接、斗争接触中，发挥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治理效能。
要增强新发展阶段社会发展政策的稳定性。要“稳”字当头，扎扎实实把基础工作、系统性工作做好，保持战略定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保持社会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可持续性。既要兜住底线，又要挖掘社会发展的增长潜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长期性、根本性问题，努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改革开放不断催生发展活力。在新发展阶段，要更加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的新认识，以全面建设现代化引领新发展阶段社会发展，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一种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世界各国应对高风险发展的危机中彰显出它的时代价值和制度优势。“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20] 高效运转、核心稳固、协调有力、凝聚共识、积淀深厚、有效参与、积极应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格局的时代特色。
聚焦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特征，中国社会建设的新特点，新时代我们必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社会发展的态势正在经历态势调整阶段，这一调整阶段与中国经济走势呈现同步性，新旧动能转换在经济领域转换态势，同样传导到社会发展领域。政府、市场、社会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实现有效发展的“三边机制”。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依然存在，其效能也在发挥，但是社会治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新功能，社会的作用更加突出。一系列新经济新业态的出现，社会功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解决一部分要靠社区的转接，去过剩产能的下岗工人要靠基层治理为其搭建避风港，社会治安的强化、风险防控的加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政府治理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弥补了发展死角，弥合了社会分歧，可以说社会治理也是生产力，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利器”。
[1]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4] 《全面深入做好新时代政法各项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光明日报》2019年1月17日第1版。
[5]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6]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7]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9年12月13日第1版。
[8]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9]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光明日报》2019年4月9日第1版。
[10]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11] [德]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12] 万东华：《从社会发展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人民日报》2020年8月4日第11版。
[13] 万东华：《从社会发展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人民日报》2020年8月4日第11版。
[14] 万东华：《从社会发展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人民日报》2020年8月4日第11版。
[15] 方晓丹：《从居民收支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人民日报》2020年7月27日第10版。
[16] 方晓丹：《从居民收支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人民日报》2020年7月27日第10版。
[17]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18]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19] 李培林：《用新思想指导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第7版。
[20]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光明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