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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可持续的生态治理体系

Natalia Lazarevich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确保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环境条件,是国家和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对生态系统的研究涉及生态系统与人类和社会的直接联系,生态系统本身被视为社会生态系统。任何社会生态系统都由两个主要子系统组成——自然子系统和社会组织子系统。人类在其生命(作为生物存在)和物质生产(作为社会存在)的过程中,只有在与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才能生存。

人类对自然子系统的可持续性过程进行管理,分析其结构,认识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仅依赖于能量和物质的自然交换,也依赖其结构所形成的复杂性。

自然子系统可持续性过程的管理是通过分析其结构和了解以下事实来开展的,即稳定性不仅取决于能量和物质的自然交换,还取决于在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其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系统内各种形式和关系的形成。这些进化过程决定了哪些是适应性更强的生物系统,从而确保这些生物系统保持稳定状态。

社会子系统包括人口、工业、工程、通信、能源和其他复杂对象,其运行和管理源于科学和社会经验、经济效益和社会规划。

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成功运行取决于考虑每个子系统的特点并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危机通常是由于自然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之间缺乏和谐的关联而发生的。这通常是因为往往优先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企业数量增加、城市密度增加等,而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然组成部分则根据残差原则而发展。最后,这种不平衡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危机和不稳定运行,这会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及其参与经济生产过程的效力。这就是为什么研究、预测和管理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是国家和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

社会生态系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调节系统,其和谐发展由一系列措施来保证。在这方面,著名科学家巴钦斯基(Bachinsky G.A.)强调,这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改变子系统中发生的自然规律和内部过程。然而,人类能够并且应该学会正确使用它们,以便对整个系统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 [1] 这种环境对象的正常运行状态是动态平衡状态,其中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有机地蕴含在物质和自然能量流动的自然循环中,物质和能量的整体平衡因此得以维持。如果由于不平衡的人为影响导致这种平衡被扰乱,社会生态系统就开始退化;同时,社会生态系统完全解体的可能性很高,由此产生各种环境和社会经济后果。

任何社会生态系统都是一个具有复杂层次结构的系统。例如,人们可以谈论全球国家社会生态系统,而这些系统又由区域级的、从地区到区域级的子系统等组成。所述各级子系统在正常条件下都是自然互联的。随着等级的提高,各子系统对相邻生态系统的依赖度降低,同时自我调节的自主性和能力提高。社会生态系统不同于自然系统本身,它们的特点不仅与人类和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水平相关,而且与人类感知、评估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环境危机和冲突情况相关。社会生态系统可以说是将人口及其生活基础设施与各国、行政地区、城市和农业企业等自主管理行政单位内的环境相结合的区域系统。小型家庭农场也可以归于社会生态系统,视为微生态系统,应通过合理的自然管理来保证其动态平衡。 [2]

应再次强调,社会生态系统属于动态系统范畴,其正常运行是通过维持这样一种平衡来实现的:在这种平衡中,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有机地蕴含在自然进化之中。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生态系统是这样一个系统:其主要结构要素是稳定的,内部所发生的进程不违反其完整性和质量确定性。因此,社会生态系统比纯粹的自然或社会系统复杂得多,预测此类系统的发展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预测过程包括确定或制定可能的发展变量,以及评估实施某些发展变量的可能性。在进行社会自然预测时,很难用估计概率量化结果。这种对特定发展道路的可行性进行概率评估的程序通常只是相对于技术系统而言的。这就是之所以研究过程可能的发展选项清单的方式进行预测分析的原因。该清单作为选项清单,每个选项均附有有意义的描述(预测分析的主要结果),作为系统开发方案的基础。这一预测分析程序的目的是分析和描述执行已制订的计划草案的各种后果。对预测结果的后续分析可以评价计划行动的现实性和质量。

有三组供实际使用的预测和管理方法:外推法、专家评估法和逻辑建模。外推法基于对所研究过程发展结果的自觉简化、借助数学模型对所获得数据的描述以及以“模型”方式对未来时刻的进一步计算。用该方法可以在将来搜索系统状态的可接受估计值,但仅用于描述演化发展的过程。建模的内容和目的是设计适应性特性,分析社会在使生物圈达到均衡的过程中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执行自我调节功能的能力。在生物圈功能质量恶化的情况下,社会—自然建模应提供在不干扰自然界生物平衡的情况下维持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存在的必要条件的方法。

众所周知,任何系统(包括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都包含进化性变化和从一个状态突然转变到另一个状态这两个时期。突然转变是由自然和社会现实的重大变化造成的——世界人口状况的变化、环境污染的增加、各种自然和社会灾难。

21世纪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环境最危险的世纪,全球能源危机、人口生物退化、自然资源缺乏和枯竭等问题明显恶化。环境退化导致自然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遭到破坏,不断增长的工业过程对现代文明构成严重威胁。根据现有预测,21世纪也将是新疾病数量增长的世纪,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自然系统发展出现突然转变的一个例子是与使用工具有关的人类自然史。物质文化的进步可以而且应该说是以工具,即人工器官来补充自然器官功能能力的过程。长期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工具只补充了一些对人类重要的功能。就这一点而言,自然选择的压力非常巨大,因此遗传转化的速度非常快。向生产性经济的转变成一种客观过程,它几乎同时决定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维尔纳茨基(V.I.Vernadsky)预见到,人类对周围自然的影响会迅速增加,以至于人类会很快变成构成地球表面的主要地质作用力量。 [3]

基于进化发展模型的预测表明,在从某个时刻开始已使用技术的框架内,有必要引入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能力,而且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满足工业本身的需求。如果说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定量指标(产量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等),那么,为了分析经济发展,则使用教育和卫生等类别的定性特征。可持续经济增长是指数量特征变化的单向向上矢量,而经济发展则允许偏离这种动态,从而有利于确保定性的“非经济”特征(环境状态、公共卫生等)。

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是生产资源(劳动力、自然和人为资源,或人力、自然和人为资本)的利用效果。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其增长表明国家利用生产资源的效率和该国公民平均福祉双双增长。因此出现了冲突情况,可以通过彻底改变能源生产和消耗技术加以解决。节能技术的出现、业内新技术流程的引入、数字控制和通信的发展是飞跃式发展,可以协调社会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逻辑建模法涉及模型构建,不同现象之间可以进行类比,分析不同过程的关系,总结各种物理性过程的数据。人类自发或自觉地对自然过程、特别是人工选择进行建模,并执行与某些人群有关的选择性功能,促进巩固连续系列世代的某些标志并清除其他标志。因此,不仅本体自然(即物体和事物)开始为人类服务,而且动态自然,首先是进化原则和机制也开始为人类服务。 [4]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变化是那些能够引导最新技术模式的价值来解决积累的环境问题的变化。农业化学的发展已经将农业变成世界工业的最大分支。只有采用全新的技术和实用工艺,才能实现农业的进一步开发和有效应用。由于引入了生物技术方法,原材料、领土的利用更加全面了,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培育和利用得以强化。同时,随着新产品的生产,还采用生物技术方法制造产品,这些产品的传统制造方法不太环保。一般来说,合理引入生物技术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的环境友好性,有助于形成更加和谐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预测管理方法可以预测特定活动领域的非标准方法和情况,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考虑所分析系统的实际改进前景。专家评估法也可以作为预测系统突然变化的建议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处理一些专家的意见,可以总结进行预测分析所需的信息。因此,将各种情况考虑在内,就可以制订系统开发方案及其可能的变量。例如,通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我们掌握了以下信息。1880年到2012年,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85摄氏度。而且,气温每升高1度,粮食产量就会下降约5%。如果我们不保证执行必要的发展方案,那么,考虑到目前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水平和持续排放,到21世纪末,世界气温的升高很可能超过1.5摄氏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相关能力的原则,所有国家均应根据各种国情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巴黎协定》采取行动,防止气候变化。

当今的环境安全不仅决定着文明发展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类生存的条件。生态社会可持续性日益被视为现代社会世界观体系的基本价值观。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工具应当与形成建设性的环境意识及人类和社会行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涉及主流价值观的转换以及根据现代创新发展动态制定新的规范和规则。我们整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由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Giddens)在“后传统社会”概念中确定,与我们生活在极端动态的世界有关,在这样的世界里,瞬息万变和不稳定占主导地位,一切都受到质疑,甚至被完全拒绝。所谓的“内置”元素——信仰、道德规范、行为模式和稳固的传统——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组织和管理职能将提升,包括保护建设性的环境价值和制订建设性的社会政策计划。应通过预测和论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社会和文化领域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有效工具,加强国家作为政治制度主要纽带、国家和公共组织活动协调者、社会进程调节主体的作用。这一切都应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同时应当通过改进环境立法、采用有效的经济管理方法、实行环境控制和保护来实施国家环境政策。

今天,文明面临着新的普世生态文化的形成问题,它提出了新的以生态为中心的环境意识和新的面向自然、环境友好型的组织生活和生产过程的类型和方法。在新的生态思想的框架下,人类和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自主实体,尤其是对抗性的实体。相反,积极行动、自我发展的人和人类可以说是自然的一部分,执行着作为整个自然自我发展基础的一般普遍法则。作为主体的人类并不对抗作为客体的自然。人类成为共同进化发展战略的主体,成为国家与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相应政策的主体。


[1] G.A.Bachinsky, Social Ecology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spects ,Kyiv:Nauk.dumka,1991,p.22.

[2] G.A.Bachinsky, Social Ecology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spects ,Kyiv:Nauk.dumka,1991,p.23.

[3] Vernadsky V.I.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naturalist,V.I.Vernadsky.-M.,1988,p.56.

[4] Vodopianov P.A.Strategy of being of humankind:from the apocalyptic to the noospheric age,P.A.Vodopianov,V.S.Krisachenko.-Minsk:Belaruskaya navuka,2018,p.124. 46BSjevtVdyRFHLY2G6ATyFZwi7WZPgZXdCfYvje44IFgcgt64p35krNWAqUQP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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