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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问题就其本质来讲是多层面的，可以根据应用领域对其进行区分。在评估社会生产方法结构的根本转变时，卡尔·马克思曾经写道：“……各种社会活动的组合充当生产者” [1] 。在这种管理活动中可以明确地观察到两个层次：（1）作为转化和受控的自然过程参与技术过程的管理；（2）参与对合作过程的管理以及工作者活动按功能上的特定形式划分过程的管理。
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一般文明成就在解决管理问题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加尔布雷斯（J.Galbraith）提出了技术结构的概念。技术结构是一个主要由专家组成的层级组织：这些专家中包括普通工程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和企业高管。加尔布雷斯认为，技术结构是一种精英统治，他们集中在国民经济的大型公司中。由于这些大型组织机构起着领导作用，因此技术结构的代表者们占据了社会的领导地位。
技术专家体制概念的变体之一是施泰因布赫（K.Steinbuch）的“精英控制论”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应该属于数学家、经济学家和程序员，因为他们比其他的普通人更能判定管理决策的有效性。
本文将尝试从区分文化作为一种有机体和文明作为一种机制的观点来论述治理现代化的机制。机体与文明的统一性明显体现在现代“组织”（源自希腊语
——工具）现象中，它是社会财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目的，也是专门的信息沟通结构和功能结构以及对这一过程有效管理的实现。作为控制的一种结构—过程催化剂，关于组织的知识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源于古希腊语
——活动，和
——科学、学问，即关于人类活动组织有效性的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曾经在《费尔巴哈论》中写道：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务实的。但是术语“praxeology（人类行为学）”是在1890年由埃斯比纳斯（A.Espinas）首次使用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冯·米塞斯（L.von Mises）继续推动了人类行为学的发展。在他的专著《人类活动》中，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科学方向——“praxeology（人类行为学）”，即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 [2]
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各类组织机构的管理功能和各类组织机构在现代信息交流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根据定义，组织是人员、结构和过程的系统。就像“组合总计工人”一样，也有“总计经理”。技术和经济学、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劳动分工与合作，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列姆（S.Lem）提到的“技术总和”的支持。
原则上讲，组织效应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永恒伴侣和催化剂，从其原始形式（原始社会狩猎期间的劳动分工）开始，再到伟大的古代文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东方宏大的灌溉工程）。恩格斯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组织协同作用的效果。在非洲殖民期间，法国和阿拉伯骑兵（Mamelukes——奴隶骑兵）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它的特征是200名奴隶骑兵总是能打败200名法国骑兵；双方都有500名骑兵时多次交战会各有胜负；但是由于有较高的组织性，1000名法国骑兵总是能击败1000名奴隶骑兵。
效率更高的组织以更高水平的组织能力为特征绝非自相矛盾。系统，特别是复杂的系统，具有分层结构的特征，即按一定顺序将较低级别的系统包含到较高级别系统中。在复杂组织，特别是人类的系统中，组织和管理过程被作为一种特定特征加以区分，并且已从一种社会生产模式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生产模式。
工业社会就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利维坦（Leviathan——庞然大物），它需要严格集中的、线性的和分级的治理。马克斯·韦伯（M.Weber）在他的“官僚组织”理论中表达了这一能够确保社会中有效人类活动的特征。“技术智能”赋予它以下特征：忽略组织合作者之间关系中的个人品质；基于职能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清晰的权力等级；定义组织中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则体系；一种程序系统，用于确定组织运作中所有情况下的行动顺序；通过资格甄选和晋升员工。
就效率而言，官僚型组织具有优势，恰如机器生产方式与非机械化生产方式相比所得的优势。同时，根据韦伯的观点，组织是对人类自由的否定，而其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在组织外部才能实现。目标—理性的出发点不仅被简化为人类—机器，而且被简化为类似机器的组织。别尔捷耶夫（N.Berdyaev）指出，有机体与它的外部机械组织之间存在根本差异，而有机体中包含自我发展的内部目标。
工业社会中的机械论原则被投射到整个社会关系上，“对于机器系统而言有效的条件也适用于各种不同人类活动的结合……” [3] 。
就像天体力学一样，这个人造空间的尘世力学是微调的钟表发条，一个庞大的工厂，一个被客观化的、周期性地再现的过程，其中人是像螺丝钉一样的一个小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功能。斯宾诺莎的自由出现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是对某些角色的理性认识以及对这些角色进行追随的紧迫需求。
从现代的信息—交流革命可知，很明显，工业时代的传统官僚化组织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交流实践技术的发明和改进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定义了全新的组织形式，其功能特征包括：结构、管理系统、信息流的方向和信息传递的方法以及组织文化等。在新型组织形式中许多经典的管理问题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但是，现代计算机通信技术会大量利用自己的活动来协调信息流和员工的工作，从而在大型的、复杂的组织中大大优化了这些流程。
可以将这种趋势设定为传统关系在各种不同的组织活动中的重大转化，其发展方向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在其结构中的明显优势。福斯特（L.Foster）和福林（D.Flynn）写道：“权力机构的传统等级已被取代，能力的等级来了……权力和资源越来越集中在专业知识中心，而不是形式化的等级层次上。” [4]
塔尔得（G.Tarde）曾经注意到了沟通与整个组织之间的紧密关系。按照他的理论，信息传递的主导性质决定了社会结构的种类，每种交流类型都对应于某种社会类型。那么，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在这种类型学意义上起什么作用？
卡斯特斯（M.Castells）指出了社会发展与组织技术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他写道：“社会能否控制住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命运” [5] 。
世界图景的“展开”过程非常模棱两可，并且在许多方面仍未得到充分控制。阿加齐（E.Agazzi）在谈到文明发展的新技术阶段时指出：“技术系统的功能本质上与目标无关，它的特征是‘内在’发展，它会在自己的根基上增长。正是对目标的无关性使它能够感知不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极端的复杂性、自给自足和普遍存在是技术系统和工业系统以及技术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本质差异。技术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交流和思考方式，它通常是支配一个人的一系列条件的总和” [6] 。
似乎阿加齐（E.Agazzi）在谈到社会—技术进步的几乎绝对的独立性的时候夸张了太多。如他所说，如果技术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交流和思考方式”，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相应的问题：一个人能够确定这些属于人本身的现象并对其产生影响吗？
系统工程是控制技术中的出发点和基础。在“人工智能的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科学理论研讨会上，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格洛霍夫（A.G.Gorokhov）在其学术报告“从继电器开关系统到纳米技术”中对其实质、结构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比较—历史角度，他指出最初的领域之一是自动化控制系统。当时关于管理的控制论盛行，管理被看作管理行为对控制数值偏离计划结果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工程师进入了这个行业。企业，乃至更大程度上的整个行业及其管理结构都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控制论的概念性规定不足以对其进行描述。完全使它们自动化是不可能的并且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在这里有必要设计或（更准确地说）重组生产和管理活动。因此，这样的系统不是自动控制的系统（SAC），而是控制的自动系统（ASC）。
从本质上讲，对于现代科学技术，重要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在其帮助下提前正确地计划和实施其活动，并获得理想的结果。当今纳米系统工程中正在开发的各种图形表达和模型都是在为实现此目标服务。因此，在科学理论和应用领域中，建立各种逻辑模型的作用都在增加，这些逻辑模型一方面是用来结合不同学科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以实际应用为重点的未来发展的“项目”。
但是，尽管系统技术非常重要，它们只是组织—交流活动的前提条件。与所有其他社会现象相比，组织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们具有交流理智或它们是“社会处理器”。这种理智是在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的广义知识的基础上来创建真实（和非真实）的对象、过程和现象的完美（或脑力）模型的能力。
哲学家和诗人图特切夫（Tyutchev）用以下的话语表达了我们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我们未被给予预测我们的话会得到怎样回应的能力。”但是理智不仅可以创建现存的事物的模型，还可以创建可能存在的未来的模型，这些模型作为管理的基础，从其最简单的历史形式开始，以现代战略管理结束。
管理本身及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计划，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活动，它以控制为基础和手段，以达到创建一种未来最优理想状态的结果，并以此建构其控制论的模型。这些模型在给定参数方面是最佳的，而且这些模型还具有可实现性。许多漂亮的模型都具有无法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缺点。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可实现性是从客观世界的结构中创建行为与模型同构系统的实际可能性。
术语“模型”和“建模”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的使用非常广泛。施托夫（V.A.Shtoff）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如下：“模型被理解为一种心理上可想象的或物质上可实现的系统，它可以显示或复制研究对象，从而能够替代它，以便其研究为我们提供有关该对象的新信息” [7] 。他的结论是：“因此，模型与建模对象的关系不是一致的，而是类比的……类比是结构的相似性” [8] 。因此，模型是通过关联关系与建模对象关联的系统理想构造，也就是说，它能够表示建模对象的某些属性和关系，以及它们的本质性的相互关系。
模型的系统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模型元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交互作用必须与对象元素之间的关系相对应。系统的模型只能是系统。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它由某些符号结构（描述理论的文本，包括数学符号）和能够解释这些文本和实验的人工制品系统组成，反之亦然——通过实验结果对理论的文本加以修改。
要实施计划，必须在交流意识中、在“社会处理器”中拥有我们要计划其未来状态的对象的模型，又要有它周围环境的模型，从而确保更改的对象或新创建的对象可以实现并可以存在于这个环境中。它是一个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连接成的一个有机体的整体系统，它的主要目的是构建与描述对象相关的模型。该系统预测控制对象发展的各种选项的能力很重要。计划进行的时间越长，变更越密集，认知模型应该越详细，系统要素的模型和它们之间的关联规律也就应该越准确。
任何系统可能具有的建模可能性（创建反映外部对象的内部模型）都会受到其复杂性的限制。关键是如果要进行建模，任何认知系统都必须创建其建模的事物或过程的内部模型。但是，它只能使用其内部元素进行建模。如果被建模系统中比建模系统中具有更多的元素和关系，则必须简化和粗化这个模型。
由于不仅需要预见外部世界的自身发展，还要确保包括本身就已经很复杂的竞争性自我复制系统的发展，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所有预见都是近似的。然而，进化的管理是可行的，我们能够创建的未来模型越准确（不一定更复杂），它就具有更高的质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复杂的系统和过程进行建模的需求（主要是在工业企业管理领域）引起了大家对于为这种建模创建专用软件（称为模仿建模）的问题的重视。在整个经济朝着使用计算机技术的新方向发展的条件下，企业需要对信息过程进行建模，因为任何企业都开始不仅被视为官僚结构，而且被视为处理信息的系统。这就强调了开发特殊编程语言（称为模仿模型算法语言）的必要性，这些语言已成为复杂系统的结构表达与对其用高级编程语言描述之间的一种桥梁。
建模包括方案规划所需的在线模型时，计划参与者应该能够在某些实施方案的假设下快速模拟事件的发展。理想情况下，有必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仿真模型，以预测其演变过程。
为了改进计划过程，必须创建对象或过程的永久信息模型，因为有序地收集和整理大量信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材料成本。先创建这样的管理模型，然后对其进行更新和完善，这样做将会带来更大的收益。这种逻辑势在必行地需要一种能够贯彻以下原则的全新类型的管理。
（1）反转原则。价值—语义学的“支点”是有必要从社会及其子系统变革的新局面出发——反转其进化逻辑：在所有先前的阶段里生存是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但从现在开始，发展是生存的条件。坚持这一原则意味着需要“人与物”之间的增效协同关系——管理现代信息技术在其相互作用中的“综合主体”的认知和交流潜力。
（2）情景和战略计划统一的原则。如果我们不是教条主义地即以流行的意识形态学精神看待问题（最新说法将其称为“稳定发展”），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讲，也就是说看其实质，现代世界主要关注情境管理，而忽略了超前战略规划的问题。这与卡夫卡《城堡》中囚犯的情况相似：七年来，他费尽心思地偷偷挖了一条隧道想借以逃脱，当他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灯光时，他听到了监狱长的声音：“恭喜，您终于挖到隔壁的牢房里了”。
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否认情境管理及其在短期（约一年）的“滑动”运营状态中的更正。因为此时交流型管理机制的作用很小。战略管理却是另外一桩事情，它需要长期的情景预测、建模和较长时间的计划。波普尔（K.Popper）在他的著作《进化认识论》中写道：“从进化的观点来看，理论（像所有一般知识一样）是我们适应环境的尝试的一部分。这样的尝试就像期望和期待。……所有知识的职能是试图预测我们周围环境中将发生的事情” [9] 。为此，有必要开发可能的信息交流方案。而且，用最粗的线条得出未来几个最可能的模型比起消耗有限的认知资源来建立单一情景、更差异化的模型更为正确。
（3）战略建模和规划涉及实施将受控系统与环境分离的原则。要“掌握”组织的这种状态，有必要：①强调其完整性，即了解其哪些部分对于组织的保存和复制并非必需，而哪些是必需的；②确定其集成结构级别，即了解该组织是将哪种集成级别的元素组织到系统中的；③突出用于组织运作的典型相互作用；④找出组织的再生方式及其动态稳定性；⑤最后确定其演化方式。
在这样一个完整而同时又构成差别特征的工作中，“最薄弱环节”的问题变得尤为重要。美国宇航员格伦（J.Glenn）精巧地证实了这一点，他是第一位人类绕月之旅的指挥官。当他的团队完成必要的任务并打算重返地球时，飞船的自动控制系统证明了这种操作的不可能性。似乎宇航员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但是格伦及时发现了仪器的故障，最终宇航员离开了地球卫星——月球，并安全着陆。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指挥官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还是要依靠人啊！”
（4）人类行为学浮现（拉丁语emergere：出现，浮出表面）原则。这是该原则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即系统产生新事物的能力。系统论的浮现是指在任何系统中都存在一些特殊的属性，它们并不是该系统的子系统或组成部分所固有的，同时也不是那些并非由特别的系统形成关系所联结的元素之和所固有的，是指系统的各种属性对系统各个组成成分的属性之和的不可约性。在生物学和生态学中，浮现的概念可以表达如下：一棵树并不是森林，多个单细胞的积累并不是生物。例如，物种或生物种群的特性并不代表单个个体的特性，诸如生育率或死亡率之类的概念并不适用于单个个体，而是整体上适用于整个种群或物种。
组织管理的浮现是技术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而知识资源管理的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工业、科学、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新事物、创新的能力正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管理应该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应是包含一组数据的集合，它还应具有现实性和可预测的特征，具体来说，它还应包含关于某些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导致的将来会发生哪些变化的预测性结果信息，还有一些已经制订的计划，在实现后对各方面运作影响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包含一些来自与计划有关的工作或人员提供的有根据的信息。管理模型应该是演进的，即反映组织的组成和结构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有意识和有计划地进行组织重组的真实可能性。管理模型实际上是对管理过程的一种建构。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必然会留下过程的运动轨迹，这如同行星系统的运转。实际上，无论是在抽象化的模型中，还是具体的管理实践中，依赖形成有效管理的基础是知识和经验，而不是全依赖技术或自动化本身，实际的管理控制主体应该是人，这就为内置于管理中的知识为主体的控制，奠定了基础。在这项活动中有必要根据尼采（F.Nietzsche）提出的标准来区分过程：“我们正在成长，但没有发展”。为了确定产品和连续浮现（emergence）过程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必须在增长、进化与发展之间进行明确区分。这需要管理团队的综合（交流）智力和潜力。
（5）基于能力（competence-based）的方法原则。在现代管理中，“知识”与“信息”不同。能力是组织作为社会机构及其合作者以最佳方式进行某些活动的特征，是由知识、技能和才能的和谐集合组成的。管理活动的组织被认为是“知识处理器” [10] 。管理的主体是能力不断建立、维持、保留和发展的机构，因此需要对知识进行连续处理（processing）。
需要强调的是，组织的能力既不能归结为各种个人能力，也不能归结为个人能力的总和，其应具有系统—协同的性质。
（6）该领域的一位著名专家彼得洛维奇（M.Petrovich）追踪了组织对该过程的逻辑和技术进行掌握的动态机制。他指出，在现代组织中，经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符号和因素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17世纪或更早的时期是基于蛮力的权力时代。这时的政府行政效能及管理质量水平无疑是相对较低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利普二世的格言是：“我知道满身背负金子的骡子战无不胜”——这一说法在当今已不像往日那般充满哲理。一种基于信息生产及其传递、使用和影响人们行为技术的权力才是最有效、最高质量的权力形式。
如今，经济、管理和市场营销正在实现从大规模生产和分销到高度定制化、有个性化地生产和满足客户需求的巨大飞跃。正在真正地或以模仿的形式形成以个人为目标的“个体的管理—营销”。因此，为抽象的消费者设计的管理和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失败。
彼得罗维奇提醒人们注意发展各种形式的参与式管理（participative management）的广泛需求，即让员工参与制订计划和采取决策的过程。这表现为对资本的股本（股份）参与、收入分配以及各种专业团体的活动。
要特别注意人员培训。目前的主要趋势是在工作场所外进行培训，例如，美国公司每年在工作场所外培训的花费约为500亿美元。在传统教育形式之外，最受欢迎的教育类型是视频和电视讲座、用于自学的计算机程序和互联网课程等。 [11]
（7）不论其规模和发展方向如何，现代组织密切而稳定增长的兴趣是基于同步原则的活动。其实质在于作为生产和管理最重要因素的时间利用的合理化，在于确保内部和外部过程与制度的一致性。
在所有国家中，主要机构（企业、公共组织、政府官僚机构、立法机构、家庭、教育系统和国际组织）的同步极为重要。为了应对内部和外部的高度动态发展以及社会过程的不匹配现象，产生了联盟、同盟和国际间协议。
新的组织发展基于现代的内部和外部交流，社会技术交流和信息正在成为组织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需求。管理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作用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它越来越依赖新的、有前途的知识形式这一事实。至于把知识运用于管理本身，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Drucker）称其为“管理领域的革命” [12] 。
20世纪末，托夫勒（E.Toffler）在思考信息文明形成的前景时，这样说道：“……一场全球性的权力之战在等待着我们，但其基础不是暴力，不是金钱，而是知识……最高质量的权力是通过应用知识得到的” [13] 。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此前的、各个层面上的权力体系正在瓦解，他认为这与旧式管理风格的失败紧密相连， [14] 与基于信息和知识的新经济传播紧密相连，这总体上标志着社会向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全球性过渡。“……如果没有计算机、没有新兴复杂的生产过程、没有集成的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的技术、没有阔步前进的市场非大众化趋势、没有必要的信息数量和质量——这些都是系统能够生产物质价值所必需的，那么发达经济连30秒都难以持续……这是理解未来权力变化的关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控制知识和交流手段的竞争在整个世界空间中爆发。” [15]
如今，源于层级交流的过渡十分引人注目。在层级交流中，当信息的使用者在社会活动的范畴和可能性系统中选择信息的来源、内容和实现方式时，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就被急骤地降低到社会—积极层面。这也是管理交流基础上的一个新转变，它使得协调民众与当局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以及工厂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
现代的预测方法，即所谓的“预测”（foresight），也是建立在管理的交流原则基础上的。最初，它们专注于科学和技术规划领域，并且试图对其目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早先此目标与特定科学或技术领域的发展的长期预测相关联，并考虑其状态的初始水平，则现代的前瞻性预测系统的重点将放在未来需求而不是在现有的可能性上，同时也放在旨在实现未来需求的可能性发展预测上面。如今，前瞻性预测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作塑造未来的系统工具，它可以考虑到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都可能发生的变化。
成功实现预测—计划的关键是企业、科学界和政府机构协调一致地工作——它们正在努力在信息和交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重要的是要强调，预测是一个沟通—管理过程，可以让我们针对未来需求做出协调而有效的决策。
[1] Из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К.Маркса.-Большевик.-1939.-№11，с.64.
[2] Мизес，Л.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Трактат п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2-е испр.изд./Л.Мизес.-Челябинск：Социум，2005.-878 с.
[3] Маркс 1969 Маркс К.，Энгельс Ф.Сочинения/К.Маркс，Ф.Энгельс.-2-е изд.-М.：Изд-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9.-Т.27.，-644 с，214с.
[4] L.W.Foster，D.M.Flynn，“Man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s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Fun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1984，No.8，pp.229-236，231.
[5] Кастельс，М.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эпоха：экономика，общество и культура/М.Кастельс.-М.：ГУ ВШЭ，2000.-608 с，30c.
[6] Агацци，Э.Мораль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Э.Агации.-М.：Моск.филос.фонд.-1998.-344 с，90c.
[7] Штофф，B.A.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и философия/B.A.Штофф.-Л.：Наука，1966.-301 с，19c.
[8] Штофф，B.A.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и философия/B.A.Штофф.-Л.：Наука，1966.-301 с，139c.
[9] Поппер，К.Реализм и цель науки/К.Поппер//Соврем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М.：Логос，1996.-С.92-106.
[10] Amin，A.，Cohendet P.，Organisational Lefming and Governance Through Embedded Practices， Journal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No.4，2000，p.93.
[11] Петрович，М.Новые тренды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М.Петрович//Беларуская думка.-2013.-№7.-С.48-54.
[12] Дракер，П.Пост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Новая пост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ая волна на Западе：Антология/Под ред.В.Л.Иноземцева.-М.：Academia，1999.-С.67-100，71c.
[13] Тоффлер，Э.Метаморфозы власти：Пер.с англ./Э.Тоффлер.-М.：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2001.-669 с，36c.
[14] Тоффлер，Э.Метаморфозы власти：Пер.с англ./Э.Тоффлер.-М.：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2001.-669 с，23c.
[15] Тоффлер，Э.Метаморфозы власти：Пер.с англ./Э.Тоффлер.-М.：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2001.-669 с，1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