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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文化研究等许多学科对认同过程进行了研究。这些学科各有自己的方法论原理，并从不同角度探索认同过程中的各种成分。研究人员彼此互动得越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越完整，因为认同感也是文化、民族、语言和其他层面不同互动的结果。本文将尽最大努力，研究人的自我认同问题。
为了对受试者认同感问题得出结论，我们在调查中运用了比较类型学方法，对比了不同文明阶段不同类型的认同感。我们还使用了系统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确定“认同感”和“认同”的概念。假设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不重要，但语义上的区别很实用，因为它们的意思都是相同的现象学现实。通常，第一个概念表示结果，第二个概念表示过程。根据人类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我们区分了以下在某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占支配地位的认同感类型，包括族群认同感、语言认同感、宗教认同感、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先验认同感。
族群认同感是基本的受试者认同感类型之一。因此，族群认同感是指受试者与其血缘关系、“根”的关系，当然也就是每个人的自决过程。族群认同感概念的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心理学和社会哲学研究来实施的。从历史上来看，认同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以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基础。沙利文（人际精神分析学）、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埃里克森（表观遗传分析学）也在精神分析学中研究了认同问题。
心理学中解释族群认同感的最新方法之一是由行为主义创立的。行为学家认为，认同过程是群体间冲突的结果。他们的研究证实，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由于其外在相似性可以同时认同两个族群。但是，这些族群在外表上必须彼此相似，例如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如果族群彼此不相似，特别是如果它们属于不同的种族，那么混血家庭的孩子对于两个种族来说都是陌生人。
行为方法的代表认为，认同过程是由不同群体之间的行为决定的。族群认同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民族认同感的形成。任何变化都会导致认同感的转变，尤其是在住宅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最近几十年，族群认同感已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事件大大加快了俄罗斯及全世界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程。由于若干因素（全球化、融合、消除不同界限等）的影响，当代社会在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的民族状况需要对许多概念和类别进行负责任的深入分析。如果族群认同感是被其他种类的社会认同感（如公民认同感）逼出来的，那么这对于人的总体认同感可能非常危险，有可能破坏“自我”形象，使受试者失去与其在世界上的本土文化的联系。一个人可能失去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这种认同感是人格形成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的关键。
在讨论受试者的认同感时，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语言。语言和人是彼此紧密相连的。洪保德（V.Humboldt）认为，沉思和民族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语言的结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对于走上“全神贯注沉思之路”的人来说，屈折变化的语言很典型。 [1] 在“语言是人民的精神”的准则下，洪保德明白“精神和心理活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理物化，对于所有讲国家语言者来说都是特殊的” [2] 。无论如何，个人对语言的解释总是由相关国家普遍存在的语言模式来界定。
在每一种语言里，我们都要谈到所谓的“自由”单位。因此，每个人的言语均包括“句式”和“自由”单位。但是，借助“句式”，可以清楚地了解相关国家的所有精神特性，“句式”不仅包括固定词组，而且包括各种短语单位。不了解人民的文化，就不可能理解短语单位。其实，所有语言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丰富度。洛谢夫（A.F Losev）恰当地指出：“单词、特别是名字包括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全部文化财富”。
受试者的认同感也是通过非语言工具形成的，它是一种副语言。副语言的形成是由和语言本身相同的因素所决定的，有国家文化和心态。所以副语言包括以下媒介：面部表情、手势、交流者之间的距离、各种特性的举止神态。所有这些媒介在不同国家都大不相同，表现也不同。我们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在白俄罗斯，当我们点头时，意思是“是”，而在保加利亚意思却是“不”。因此，语言认同是一个与族群或民族认同一样复杂的过程。如果我们在沟通中谈到受试者说话的口头和非口头语言特征，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变化，识别某个受试者。语言认同与民族认同有关联，因为语言是决定受试者属于特定民族群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封建主义转变到资本主义导致形成了作为国家的人民共同体民族社会形式。许多研究强调国家是一种现代现象。在国外研究中，“国家”一词具有政治含义。科学家将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的人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国内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对国家的另一种定义。白俄罗斯科学家认为经济因素在形成这种社会共同体方面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选择那些倾向于所谓的后现代概念、赋予“国家”概念政治内容的科学家的立场。白俄罗斯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本土文化是不同民族元素的复杂融合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在本作品中研究国家认同感问题。所以根据我们的理解，国家认同感等同于公民认同感。
许多研究人员（M.Semluk、S.Walker）恰当地指出，冷战的结束和最近几十年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导致许多国家出现了认同危机，因为所有国家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地位。 [3] 布鲁姆（W.Bloom）强调国家认同感与政治行为的影响有联系，并确定这些现象之间有三种关系。 [4]
第一种：民族认同感是外交政策的一种资源。弥赛亚民族主义就是这种认同感的一个例子。弥赛亚世界观往往导致国家对其他国家采取侵略行动，“弥赛亚主义”宣传通常是帝国主义的核心所在。
第二种：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建设工具。外交政策在确定国家的身份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
第三种：通过非国家行为体形成的国家认同感决定着外交政策。当一些公共思想获得国家地位并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今天已经很明显的事实是，国家之间的经济边界遭到破坏，政治和文化争议得以消除。国家形象变了，国家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也变了。
现在是一个持续不断变化、灾难、动乱和混乱的时代。许多观点不能描述这个时代了，包括那些传统认同感所基于的观点。今天的人类认同相当复杂，而且其发生主要是因为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很复杂。职业活动、社会流动、社会隶属关系等因素开始影响认同过程。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导致认同范围扩大，即在这一领域出现了新的认同种类和新的研究方式。
研究认同感问题的最著名的社会学人物之一是涂尔干（E.Durkheim）。根据大型人群的集体观点，他认为社会因素在受试者的认同过程中最重要。涂尔干将这种观点与观念、习俗、宗教信仰、道德态度、公共制度等整体体系联系起来。 [5] 这些是在受试者的生命过程中用于认同的模型和要素。涂尔干认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两个生物，其中一个由心理定式组成。心理定式是指受试者（个体的“我”）的私人生活。社会的“我”是一个人身上的第二个生物，它是一系列的态度、情感和习惯。涂尔干指出，必须为新生的自私、不合群的生物添加一个社会生物。“给个人优点添加这种内容、将个人优点连接到一个连贯单位内的过程就是个人认同过程”。
霍尼（K.Horney）在她的研究中分析了社会文化主宰者的作用，她认为文化条件对个人的发展和机能有深远影响。 [6] 从她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因素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国科学家博厄斯（F.Boas）对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不同民族的成熟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确信年轻人的行为是由生物因素和特定文化的属性决定的。 [7]
在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方法论家舒德洛维茨基（G.Schedrovitsky）看来，自决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行为。他写道：“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自决，那么人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有人格的人。” [8] 他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在自决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反思。舒德洛维茨基认为，一个人认为其原来的生活框架是其行为的主题，这是第一层次的反思。第二层次的反思是反思者对自己的定位。反思方式是一种智力方式，也就是语言表达。所以根据舒德洛维茨基的概念，沟通是反思和自决的基本条件。
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反思是文化认同的一种内部机制。斯洛博契科夫（V.Slobodchikov）和伊萨耶夫（E.Isaev）指出，反思是针对自决而言的，是由社会存在的多种现实和实际情况造成的，要求一个人有能力与他人沟通。 [9] 只有成为宇宙或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人们才能成为有人格的人。所以沉思或先验自我认同是终极个人自我认同方式。
舒德洛维茨基写道，沟通是实现个人自我认同的条件。现代人无法离开沟通，他们必须互相理解，渴望把新的东西传给别人。在巴赫金（Bakhtin）那里，活着就是要进行对话、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现代世界所有进程的主要目的都可以表述为在共同的文化和交流空间的建设性对话。瓦西连科（A.Vasilenko）将这种空间描述为“思想的共同空间”。它是在讨论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共同观念和概念，这些观念和概念不属于任何一方，超出了谈话者的主观意见，成为共同伙伴的身份。 [10] 这种对话是形成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概念的艺术，可以解释一个共同的政治互动领域。
但是，这种对话的主要目标是伙伴的自我实现。在实际文化对话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成为现代世界交际领域每种文化的自我实现问题。各种沟通研究院帮助分析这种对话，确定互动的方式和手段。
沟通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几个世纪以来，许多科学交叉点（比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科学家对沟通现象进行了研究。“互动”一词往往被许多学者替换为“沟通”一词。根据我们的观点，“沟通”一词比“互动”一词更广泛。我们来尝试区分这两个概念。
“沟通”一词来自拉丁语。沟通的意思就是分享、谈论、讨论。《现代西方社会学词典》（1990年）提供了沟通的以下定义：①物质和精神宁静的客体的沟通手段；②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递信息；③社会中的信息沟通和分享（社会沟通）。因而，“互动”一词包含在“沟通”一词之中。《韦氏新词词典》（1989年）给出了以下解释：①传递行为；②对话中的信息、信号和消息交换；③信息或消息；④以同情心为基础的亲密关系；⑤沟通手段。
柯尼茨卡雅（V.P.Konetskaya）强调了现代人对“沟通”一词的不同理解——认为它是一种沟通手段、互动概念的同义词，“社会上为了产生影响而进行的信息交换” [11] 。这里我们必须输入一个词，比如社会沟通，也就是雅斯贝尔斯（K.Jaspers）、托夫勒（A.Toffler）、哈贝马斯（J.Habermas）、布伯（M.Buber）、米德（J.G.Mead）、贝尔（D.Bell）、希部塔尼（T.Shibutani）、沃森（D.Watson）的著作中所描述的理论方面。如果我们总结研究资料，就可以得出结论：社会沟通是一种常见的人类活动，是由具体情况、法规、沟通规则决定的，是社会上行为人之间的精神和信息交流。
今天，世界变成了一个交往空间，破坏了前人赖以生存的许多道德规范、价值观和道德指南。由于科技的发展以及新的沟通方式的出现，一个人得到了全新的机会，但同时他发现自己独自面对周围世界。重大变革涉及社会的所有领域。重建传统价值观、大规模沉思、管理中的新原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彻底变革。上述趋势是在沟通话语交流强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个人和民族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当代文化世界的观点、其存在和发展状况。显然，我们不能把转型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受试者的认同感说成是永久不变的。一个现代人可以有几种相互竞争或相辅相成的认同感，但他的认同感现在处于危机之中，正在改变。对一些人来说，有丧失个人或群体层面（全部或部分）认同感的风险，认同感可能是虚假的，有可能破坏“我”的形象、失去人际关系、失去文化本身。一个受试者的真实认同感只能通过他参与文化和交流的过程而确定。沟通使我们能够确定人的真实认同感。行为人自身之间的互动越有意义、越丰富，对其进行认同的过程就越正确，但同时也就越复杂。
在所有类型的认同感（族群认同感、宗教认同感、语言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先验认同感）中，先验认同感是终极的认同感形式，是当代社会文明阶段最重要的认同感。一方面，国际社会现在所处的转型时代开始需要基于理性化（科学）的知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巨大的人身自由，他就需要一种内心的自我道德调节机制，使这个人做出对社会负责任的道德行为（反思）。沟通可以成为这种机制，它可以提供国家与社会的联系，社会、国家与个人的联系。沟通形成了现代国际社会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反思沟通的现状，认可其新的结构是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条件。
[1] Humboldt， V .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of Culture ，V.Humboldt.-Moscow：Progress，2007，p.78.
[2] Kiselev， I .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 . Kiselev ，L.Smirnova.-St.Petersburg：Publishing House of St.Petersburg University，2006，p.180.
[3] Kiselev， I .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 . Kiselev ，L.Smirnova.-St.Petersburg：Publishing House of St.Petersburg University，2006，p.42.
[4] Bloom，W.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Bloo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89.
[5] Durkheim， E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urkheim.-Moscow：Science，1996，p.57.
[6] Horney，K. Our Internal Conflicts . Moscow ，K.Horney.-M.：.April-Press；Exmo-press，2000.-340c.
[7] Boas，F. Some Problems of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F.Boa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238c.
[8] Schedrovitsky，G.P. On the Boards . Public lectures on Philosophy ，G.P.Schedrovitsky.-M.：School of Political Culture，2004，p.58.
[9] Slobodchikov，V.I.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V.I.Slobodchikov，E.I.Isaev.-Moscow：School-Press，2005，p.94.
[10] I.Vasilenko，“I.Ab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Political Hermeneutics”， The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1999，No.6，p.5.
[11] Konetskaya， V . P . Sociology of Communication ，V.P.Konetskaya，Moscow：Science，2007，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