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摘要： 东北亚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群雄逐鹿、大国力量交汇角逐之地，呈现政权兴替不断、地缘格局多变、经济发展失衡、文化多元交错的复杂现象。本文拟把东北亚与东西方交流历史或广义的“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地理、资源、民族、文化、政治等多维度来剖析东北亚的优势资源禀赋和民族文化特点及地域政治局限，认为东北亚地理区位环境和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多民族角逐和政权交替从无间断，游牧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互补，深受历史影响的地缘政治格局错综复杂，在分析了冷战结束后大国博弈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和政经发展的影响后，进而就“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突破历史惯性、破解现实难题、维护良好稳定的地区环境提出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东北亚；丝绸之路；区域特点；民族文化；地缘格局；“一带一路”
在现代语境中，“东北”通常是指我国的一个地理文化和经济区，包括黑、吉、辽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其实，历史上“东北”一词由来已久。早在《周礼·职方氏》中，就有“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的记载。《山海经》也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而东北亚是指亚洲的东北部地区，包括中国东北、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即西伯利亚中东部，从乌拉尔山脉以东至白令海峡部分），陆地面积1600多万平方公里，占亚洲总面积的约40%。如果放眼全球，那么这里也是欧亚大陆的东北，也是世界的东北。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多民族逐鹿、大国力量交汇的角逐之地，呈现出政权兴替不断、地缘格局多变、经济发展失衡、文化交融多元的复杂现象。本文拟把东北亚与东西方交流历史或广义的“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地理、资源、民族、文化、地缘格局等多维度来剖析东北亚的多元特点和多重格局，进而就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如何突破历史惯性、破解现实难题、维护良好稳定的地区环境提出意见和建议。
东北亚是一个地理概念，在欧亚大陆版图上，东北亚地区的地理地貌特点十分鲜明，呈内陆高原山地、沿海山海半岛和海洋海岛环列的交错分布。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基本地理类型为中西伯利亚高原和东西伯利亚山地。蒙古国西部、北部和中部多为山地，东部为丘陵平原，南部是戈壁沙漠。中国东北地处大兴安岭和长白山之间、黑龙江以南，“白山黑水”之间是肥沃的黑土地“松辽平原”。朝鲜山地约占国土面积的80%，平均海拔440米。韩国地形东北高、西南低，山地面积约占70%。日本为太平洋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挤压形成的隆起岛屿，境内多山，山地约占国土总面积的70%，大多数山为火山，地震频发。
从乌拉尔山脉向东，分别有上扬斯克山脉、锡霍特山脉、外兴安岭、大小兴安岭、长白山、雪岳山、富士山等山脉，叶尼塞河、勒拿河、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鄂尔浑河、黑龙江（阿穆尔河）、松花江、辽河、乌苏里江、鸭绿江、大同江等河流，贝加尔湖、兴凯湖、库苏古尔湖、长白山天池等湖泊，堪察加半岛、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半岛，弗兰格尔岛、萨哈林岛（即原中国库页岛）、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本州、九州、四国、琉球等群岛，呈现从内陆高原山地到沿海山海交错半岛再到海洋海岛星罗环列的交错式分布，高山纵横，河流密布，北濒北冰洋，东环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和渤海，东临西太平洋，隔白令海峡与北美大陆相对，有诸多较好的出海口。气候上，北部北冰洋沿岸为亚寒带针叶林气候，中部为温带大陆性气候，东部为太平洋沿岸温带季风气候，但南北有差异，日本更具海洋性气候特点，四季分明。
除了日本列岛，东北亚地区大多数地方自然资源禀赋丰厚。以俄罗斯远东地区为例，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拥有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不仅品种多，而且储量巨大，素有“地下宝库”之称。其中，矿物资源拥有银、锌、铅、锡、黄金、金刚石等稀贵金属，储量巨大；森林资源、生物资源丰富。采矿业、森林工业、捕鱼业和水产、木材、毛皮加工业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产业。
蒙古地下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有铜、钼、金、银、铀、铅、锌、稀土、铁、萤石、磷、煤、石油等80多种矿产。其中，煤蕴藏量约500亿—1520亿吨，铁20亿吨，磷2亿吨，萤石约800万吨，铜800万吨，钼24万吨，锌6万吨，银7000吨，金3000吨，石油15亿桶。森林面积为153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0%，木材总蓄积量为12.7亿立方米。适宜毛皮类动物生长，是世界上三大畜牧业国家之一。
朝鲜的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占整个半岛储量的80%—90%，享有“有用矿物标本室”的称誉。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矿产蕴藏区约占国土面积的80%，已探明矿物有300多种，其中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矿物达200多种。主要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钨、钼、铅、铝、镁、锌、铁矿、石灰石、云母、石棉、重晶石、萤石、石墨和菱镁矿等；朝鲜煤炭的探明储量为147.4亿吨，其中无烟煤储量117.4亿吨。
我国东北地区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种类齐全，埋藏不深，易于开采，主要矿产有石油、铁矿、铜矿、钼矿以及金矿等。此外，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木材资源和广袤的黑土地资源，在东北亚区域也是首屈一指的。
由此可见，东北亚地区的大陆部分属于资源富集区，而总体发展相对落后；海岛、半岛区虽然资源相对贫乏，但整体经济发展却相对领先，形成资源与发展的相悖现象，值得政治经济学界深思和研究。
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或者说广义的“丝绸之路”历史来看，无论东北还是东北亚，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这里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乏善可陈，在世界文明版图中无足轻重。
一般来说，陆上北方丝路是指由黄河中下游通达西亚乃至欧洲的商路，包括草原森林丝路、沙漠绿洲丝路。草原森林丝路存在于先秦时期，从黄河中游北上，穿蒙古高原，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至中亚分两支，一支西南行抵达波斯后转西行；另一支西行翻过乌拉尔山，越伏尔加河抵黑海之滨。沙漠绿洲丝路繁荣于汉唐，延续千余年，沿线文物遗存多，是北方丝路的主干道，全长七千多公里，分东、中、西三段。两路在西亚汇合后抵达地中海沿岸国家。以中国中原为坐标的话，有时“草原之路”就是指通常所谓的“北方丝绸之路”，故又称“草原森林之路”。
从具体路线而言，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指从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西向进入天山北麓，到达伊犁河谷，越葱岭进入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再到其他地区的路线。这条路线可以从中原进入，也可以从今甘肃张掖地区或新疆的吐鲁番越过天山而进入。游牧民族对这条路线的开发和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河西走廊中断时，中原与西域、中亚的交通路线主要靠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衔接。元朝帝国是草原之路最繁荣的时期。
在探索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原初时期中，蒙古高原的南缘是探索远远早于“草原之路”“青铜之路”之前形成的“石器之路”最经典地区之一。
早在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徙，初步奠定了欧亚内陆人类及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到了青铜时代，东西方人群的迁徙更加频繁，欧亚大陆自西向东的文化交流形成了“青铜之路”。“青铜之路”是指史前的夏商周时期西亚青铜冶炼技术东向传播到东亚的欧亚内陆通道。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代，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东亚大约在四千年前进入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朱开沟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大量遗址出土的丰富多样的青铜器，不仅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也说明东亚的金属冶炼技术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的。
随着“青铜之路”的开辟，自西向东传播的还有小麦和大麦的人工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车轮的制造等技术。“青铜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时期，正是中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夏商周时代青铜文明的繁荣注入了活力。可以说“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诱发了后来的“丝绸之路”
。以河套地区发现的大量青铜器物为代表的黄河流域考古新发现和科技考古的重要突破，有力证实了这里曾经是“青铜之路”自西向东大通道的东端。
早在先秦时期，从东部沿海环东海、黄海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北亚地中海”环海航线就已经开辟。提出这一观点的，有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曹永禄和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
等。他们研究认为，在中国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海岸的东海北部、黄海范围内，自古存在“东北亚地中海”，往来其间的沿海环岛航线早在先秦时代就开通了，是早期中、日、韩先民往来交流的海上通道。这一观点基于地理、洋流和季风等自然条件，被上述三地大量分布的形制相似或相同、年代相近的“支石墓”所证实。中韩学界还使用原始交通工具竹筏，从中国东部舟山群岛起航，漂流到韩国西海岸登陆，来验证上述推论。春秋战国时，从浙东沿海会稽（今绍兴）、句章（今宁波）等港口北上或南下的沿岸海上航线已经畅通无阻。
秦汉到南北朝期间，从中国沿海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海上航线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环东海、黄海的中、日、韩许多地方，都流传着“徐福东渡”的故事。事实上，“徐福东渡”是公元前2、前3世纪中国大批逃避战乱、暴政的人口一波接一波海外移民的历史记忆，他们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渡来民”
。南北朝时期，日本与中国的交通从北方转向南方长江下游口岸，开辟了“南道”，即中、日间横渡黄海的航路，既方便了日本诸岛与中国南方南朝的交往，也方便了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等国与南朝的交往。7世纪后期，中日间开辟了由日本九州南下，经夜久（屋久岛）、奄美（大岛）诸岛，而后横渡东海，到中国扬州或明州（今浙江宁波）登岸的东海航路。这条航线比黄海航线要短，但危险性比黄海航路大。8世纪末，中、日之间在东海开辟了一条新的航路，由日本九州西北的值嘉岛（今平户岛和五岛列岛）向西横渡东海，到明州或扬州登陆，比原来的东海航路更为便捷。
从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出海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琉球群岛的东北亚“地中海航线”，在东北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东海航线，商贸、文化、佛教交流频繁，不仅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朝鲜半岛，而且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禅宗、茶道等，也随之大规模传入，对当地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佛教传播的角度而言，这条中国到朝鲜半岛、日本的东北亚丝绸之路，也被称为“佛教之路”或中、韩、日“黄金纽带”。
唐朝时，东北亚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还开辟了与堪察加半岛的航线，即库页岛与堪察加半岛的鄂霍次克海航线。这条航线从库页岛出发后，顺着海流趁西北风向东南航行，到择捉岛后则转向东北，而后到堪察加半岛南端，全长918海里（1700余公里），用时15天。
这说明，库页岛的靺鞨族人在唐朝已掌握了鄂霍次克海的逆时针方向的海流规律，开辟了这条从西北走向东南再转东北的大弧形航线。这条航线是东北亚海上丝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历史和文化交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万里茶叶之路”是一条纵贯南北、水陆交替的商业运输线路。乾隆三十年（1765）起，在山西商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以山西、直隶（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茶叶之路”起点在福建，北上达中俄边境恰克图，全程途经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直隶（河北）、内蒙古等省区，从恰克图入俄，终点是今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距离约4760公里，故称“万里茶路”。这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国际贸易物流大通道。
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北亚是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主角、与中原农耕民族交互作用的逐鹿场。从史前时期到20世纪前期，有数十个民族在这里兴衰起伏，政权更替。其中以17世纪前期为界，此前是以游牧民族南下西征为主流，其后是以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东进为主流，呈现出多民族政权交互兴替的历史开阖，并在西迁东扩的角色转换中，历经民族战争的腥风血雨和文化交融的春风化雨。
在中国历史语境和文献里，东北亚地区主要是指黑龙江流域，也包括漠北蒙古高原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这一带的民族变迁、政权更迭的文献记载，从无间断。
早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后，栖息在黑龙江流域的部族“肃慎”就向西周进贡弓弩。据《史记》记载，武王伐纣后，纣王的叔父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箕氏侯国”，带去了商代的礼仪制度，史称“箕子朝鲜”。东周时期，“东胡”和“挹娄（肃慎）”两族出现在黑龙江流域。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北逐匈奴，西服西南夷，南降百越，建立了北起大漠、南至南海、东自朝鲜半岛西北部、西达今甘肃、四川、云南的统一王朝，走上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
西汉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基本奠定，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使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楚河流域及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区，都成为大汉帝国的一部分，东北今松花江至黑龙江下游的夫余和肃慎，漠北匈奴以及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坚昆”，西南青藏高原的羌族都臣服于汉，今日中国的疆界已包括在当时中原王朝及边境各族的活动地区之内。东汉时期，匈奴在故土亡国后，东胡的乌桓部占领蒙古高原和黑龙江上游。乌桓部被曹操击败后，东胡的鲜卑部强大起来，控制了黑龙江上中游和蒙古高原，鲜卑民族形成，分为段部、慕容部、乞伏部、拓跋部、宇文部、柔然部。鲜卑南迁后，柔然部取代了鲜卑族在蒙古高原和黑龙江的地位。
汉末两晋时期，中原动乱，《晋书》北方草原的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游牧民族纷纷南迁北方中原，上演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和文化交流融和的大戏，史称“五胡入华”或“永嘉之乱”。南北朝时期，拓跋族建立北魏，孝文帝改革“胡服骑射”，逐渐汉化。公元555年，兴起漠北草原的突厥灭掉柔然，柔然的北支逃到雅布洛诺夫山脉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后成为室韦的祖先；柔然的南支逃到辽河上游，后成为契丹的祖先。
唐代巩固并发展了西汉奠定的疆域版图，攻灭东、西突厥及薛延陀，东北契丹、库莫奚、室韦、靺鞨，北方铁勒诸部，西方西域诸国以及南方今越南北部，都先后臣服于唐，东起库页岛，西至咸海，北逾贝加尔湖及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南及今越南北部的广阔地区，全部置于唐朝中央政府所属的行政区划之下。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中南部包括贝加尔湖首次纳入中国版图，西伯利亚东南部的外兴安岭和以北地区在唐朝中期后纳入唐朝版图。
唐朝还东征灭掉高句丽，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逃亡到黑龙江，建立渤海国，国民主要是三江平原的黑水靺鞨和居住在今吉林的粟末靺鞨。开元十四年（726），唐朝设黑水都督府，对黑水靺鞨地区（今黑龙江中下游流域）实施有效的行政管辖，治所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那时库页岛和堪察加半岛上的部族，都向唐朝臣服、进贡。
唐末五代十国以后，东北亚地区呈现宋、辽、金、高丽、日本五强鼎立的政治格局。917年，契丹在巴林左旗建立辽，灭渤海国，统治着渤海国境内的女真族、渤海人及高丽人，疆域达到鄂霍次克海。1115年，黑龙江流域的土著女真族在阿城建立大金国，摆脱辽独立。1125年，金军灭辽，辽国残部耶律大石率遗众西迁建立西辽。1127年，金军灭北宋，宋室南迁建立南宋。
室韦人演变成蒙古人在漠北兴起后，于1218年灭西辽，1219年把“林中的百姓”（西伯利亚南部）并入蒙古帝国的版图。1271年，蒙古大汗国成为元朝。元朝时期的疆域空前广阔，今西伯利亚大部分，往北到北冰洋边，向东到白令海和堪察加半岛的东北地区，设置辽阳行省和岭北行省，包括东北、蒙古、外东北、库页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内，几乎涵盖了现代意义上的东北亚大陆部分。那时的中国文献的“东北”，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如元朝《大元一统志》说：“开元路，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三京故国，五国旧城，亦东北一都会也。”
明朝前期，再次征服苦兀（库页岛），在黑龙江入海口的庙街建立努尔干省，管辖黑龙江流域，15世纪，外兴安岭和以北地区纳入明朝版图。到了17世纪，清朝满族发源东北，入主中原，中国的历史疆域始最后确定下来。1616年，黑龙江土著民族女真族摆脱明朝独立，建立后金。当时，大兴安岭东侧是海西女真，三江平原是野人女真，吉林省是建州女真，锡霍特山脉和库页岛是赫哲族，从鄂霍次克海沿岸南沿乌第河—外兴安岭一线直至额尔古纳河居住着鄂温克人（索伦人、雅库特人），结雅河居住着鄂伦春人。他们都是当地的土著——通古斯民族，归后金管理。贝加尔湖以东则住着布里亚特蒙古族人，不受后金管辖（这就是后来《尼布楚条约》清朝把贝加尔湖东侧割让给沙俄的原因之一）。《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记载，康熙曾下谕旨，“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此皆系中国地方”。
从17世纪前期开始，东北亚大陆的民族格局出现逆向转变，从此前的游牧民族西迁南下为主，转而成为以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方进占，并吞并大片中国固有疆土的格局。从俄罗斯的角度看，东北亚地区包括了今俄属远东地区即西伯利亚中东部。有趣的是，连“西伯利亚”这个名称，也来自“鲜卑利亚”，也就是源于中国北方民族之一的鲜卑民族。16世纪后期，俄罗斯跨过乌拉尔山，侵入西伯利亚。17世纪前期，俄罗斯侵入外兴安岭和以北地区、黑龙江地区，外东北的少数民族拒绝向沙皇纳贡，俄罗斯人对其进行残酷镇压，康熙帝组织军民抵抗， 1685—1686年，康熙帝命令清军两次进攻盘踞雅克萨的俄军，遏制了沙俄对华侵略的野心。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明确表示整个外东北皆是中国领土，其中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部分几十万平方公里割让给俄罗斯。清政府设立黑龙江和吉林将军辖区管理外东北。1858年和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让外东北—黑龙江北、乌苏里江东、库页岛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俄罗斯，中国还失去了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海洋资源和出海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趁火打劫，占领东北全境，实行殖民统治。1905年，日本国击败沙俄，夺取库页岛南段、千岛群岛南部并控制吉林和辽宁。再后来，黑龙江以南进入张作霖时期，黑龙江以北于1917年成立远东共和国，日本控制整个千岛群岛。1921年，外蒙独立建国。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与苏联在黑龙江相对峙。苏联将远东的汉族赶走或杀死，将远东的朝鲜族强行迁到中亚。1945年，苏联从日本国手中重新夺取库页岛南部，并占领整个千岛群岛（包括日本北方四岛）。可见，俄罗斯所谓的“从古代起就有三十几个大小不同的游牧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纯粹是割裂历史、罔顾事实的。这三十几个民族，其实都是中国史籍记载的走马灯一样兴衰交替的游牧民族，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人只是从那时以后的外来新移民而已。在历史上，东北亚大陆真正的主人是在历史长河中流星般划过的游牧民族，在行政上进行有效管治、在经济上提供充沛物资、在文化上给予无私惠泽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的中原王朝和农耕文化。
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体主要是草原游牧民族、高寒森林渔猎民族、海岛海洋民族，历史上他们不仅上演了此消彼长、交相更替的大戏，而且也与南方主要是中国东北和中原（华北）的农耕民族不时进行以军事征伐和族群迁徙为主要形式的互动角逐，从而在文化上呈现出游牧文化、渔猎文化、海岛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互补、错杂兼容的别具一格的图景。
在历史舞台上先后出场、西迁南下、大多消失在汉民族先进文化熔炉中的东北亚游牧民族，在语系上分别属于乌果尔—芬语系、突厥语系、满—通古斯语系和古亚细亚语系，在宗教信仰上大多信仰萨满教，有图腾崇拜，后来陆续接受了外来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及东正教。总体上看，地处南部的民族发展程度较高，有的已经达到封建社会阶段。其中，有些民族受古代中国的影响较大，有的地区甚至曾受中国王朝所管辖，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处北部的民族其发展十分落后，直到16—17世纪，大多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除了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东北亚大陆地区曾经活跃过的游牧民族达数十个之多，但在民族战争和移民迁徙中，绝大多数已经融合到迁徙定居地的民族和文化之中，其中南下的主要是在中原汉族和华夏文化，西迁的则在中亚和东欧。即使没有大规模迁徙或迁徙后又回到原地附近的，大多也深受迁徙地民族和文化的影响。东北亚这种民族和文化的迁徙与交流，在近代以前的世界文明版图中是比较罕见的。中东地区可谓是古巴比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欧洲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的交汇地，但是在民族种类和存续时间上，却无法与东北亚大陆相比拟。古敦煌地区也许在民族和文化多样性上，比之东北亚毫不逊色，但在区域范围（地理空间）和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上，却没有东北亚来得大。
就中国而言，在中国历史版图的演进坐标上，秦是起点和开端，汉是扩展和奠基，唐是巩固和发展，经元拓展西藏，最后清朝定局。在这个过程中，中原王朝更替与统一、分裂、再统一交替循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草原游牧经济、高寒地带渔猎经济交互补充，汉族为主的华夏文化与西北“胡狄”文化及外来文化交流融合，呈现出错综复杂、交互促进的历史轨迹。康熙诗云：“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就表明清朝疆域是对汉朝以来传统疆域的继承和发展。更值得深思的是雍正所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而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这里所谓“天时人事之自然”，就是由中原与边疆共同组成的中国版图的形成，是先进的汉族中原文明不断吸纳融汇周边地区民族政权和文化的结果，而不是如波斯、罗马、查理曼及奥斯曼等帝国是依靠军事扩张建立起来的，虽然在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有战争，但最终维系这种大统一的是经济文化、典章制度。
观察东北亚游牧民族的兴衰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原王朝强盛实现大一统的历史时期，正好是东北亚游牧民族南下受阻、被迫西迁，丝绸之路为之畅通，中原与周边及西域经济文化交流兴盛的时期；在中原王朝衰落、分裂割据时，恰恰是东北亚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势力强大、割据一方、频频南下掠夺、攻城略地、抢劫财富、掳掠人口，丝绸之路因此阻塞的时期。中原王朝的国家统一战争，既是中央与地方或地方强权的兼并战争，同时也是中原王朝与东北亚游牧民族政权之间开展的抵御与侵扰的战争；而且，在更多情况下，这种战争对中原王朝来说是被动应对的；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战争力量在特定历史情况下强于中原王朝，出现攻城略地取得一时一地之胜的结果。但是，战争之后，往往是通过宗藩朝贡、皇家和亲、边境互市等和平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达成和平共处、长治久安，实现中原王朝主导下的民族融合和拓疆纳土，完成汉文化为主体的海纳百川、交流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先秦的王京所在，扩展到中原地区，继而指代整个疆域内的国土，成为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华夏文明吸纳周边各游牧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吐故纳新，丰富发展，成为富有东方特色和气质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文化大国，并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独一无二、从不间断的文明体系。因此，东北亚游牧民族及丝绸之路的兴衰起伏，实际上也是中原王朝汉族为主的农耕文明与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游牧文明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其最大结果就是形成了中原加边疆的辽阔中国版图和以汉族华夏文明为核心、融汇周边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
这种文化的互动，从世界文化的版图而言，就是在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及越南等环中国地区，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屹立千年，独具东方魅力。儒家文化圈是以儒家文化构建基础社会的区域的统称，又称“儒学文化圈”。因以汉字为官方文字，故又称“汉字文化圈”；从地理角度，因地处东亚，故又称“东亚文化圈”；又因以中国文化为核心，故又称“中华文化圈”。从秦汉时期开始，儒家学说随着中国东部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海陆交通的开通和人员往来及经贸、文化交流的开展，又传播到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官方学说。通过以中国中原朝廷为宗主国的宗藩关系，建立起册封、朝贡、历法、礼法、科举等制度，维系以使用汉字文言文为官方文字、以皇帝年号纪年和使用农历（又称夏历、阴历）、以稻作农耕为主的生产结构和稻米为主的饮食结构、在服饰、建筑、茶药、婚丧礼俗等方面相同或相似、相近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的文化圈，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形成全球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并以其独特的东方特质和无穷魅力屹立于世，在人类文明版图上光耀世界。
虽然在古代这个文化圈内不同国家和民族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近代以降这个文化圈被西方文明冲击而形神涣散、逐渐式微，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但其基本的文化观念和礼仪习俗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后，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高速发展的经济速度引起国际学界关注，形成所谓的“新儒家学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日益强大，儒家文化圈的这一复兴势头必将继续发展下去，并迈入从恢复到复兴的新阶段。从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和广义的丝绸之路来看，正是东亚地区不断开拓、延伸、完善的古代丝绸之路，以及在这个交流网络里实现的典章制度、物质产品、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宗教信仰、思想学说等的交流和传播，才在近两千年的和平友好、平等尊重、互惠互利、润物无声的交流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东亚“儒家文化圈”。这不能不说是古代东北亚游牧民族和东西方丝绸之路对地区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
进入近现代以后，东北亚这种历史的影响对地区国家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有增无减。尤其是当中国经历衰落和复兴、俄罗斯从强到弱、日本崛起和美国异军突起介入东北亚以后，使得东北亚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荆棘丛生，百思难解，成为新的热点地区和世界的焦点，亦需要国际关系史和战略研究界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找到解开东北亚困局的钥匙。
近代以后，东北亚成为沙俄东进、日本崛起后两强相争之地。从此，东北亚变成了大国力量交汇、冲突地区，政局动荡，疆土分崩，民族离散。17世纪30年代开始，沙俄军事势力开始东进，与清朝北边相接，经过入侵和抵抗，签订条约和割土赔款，中国失去了东北边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陆地海岛领土和出海口，外蒙古被独立；日本明治维新后崛起为现代工业强国，先后吞并朝鲜，侵占台湾，与沙俄爆发“日俄战争”，中国东北沦为两强相争的战场。20世纪30年代，为了掠夺资源，日本开始实施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妄图以军事力量实现西进大陆、占领中国、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美梦，武力侵占东北、入侵华北，觊觎中国大陆甚至整个东亚，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朝鲜、韩国建国，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基本得到保全。
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争霸、东西方对峙冷战格局下，东北亚的大国较量和地缘格局错综复杂，除了中苏又新增了美国，一方面中俄从结盟到反目；另一方面中美从对抗到建交，朝鲜半岛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对峙前沿，在绵延不止的热战、冷战中，地缘政治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历史、领土问题依然存在。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俄国虚弱，无暇东顾；美国独大，利益广泛，对东北亚的介入和控制有增无减；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复兴之路；日本欲从战败国转变为“正常国家”；蒙古民主改革；韩朝两国对峙加剧，凡此种种，使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变得愈加复杂，难以把握，小国主要是朝韩之间你死我活，朝核问题如箭在弦，随时引爆东北亚脆弱的和平。广泛的地缘利益，大国的觊觎和争夺，使得今后东北亚局势的走向，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必将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东北亚大国势力的消长和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将成为决定未来地缘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如何有效把控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六方会谈”机制，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和萨德问题，甚至最终解决俄日北方四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等棘手历史遗留难题，是考验东北亚有关国家领导政治智慧的重大选项。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对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深远意义，也必将对当下和未来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在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发展观、文明观的引领下，在“五通”互联互通、六大廊道建设和亚投行等积极推进的同时，也遇到沿线少数国家的疑虑、阻碍，原因错综复杂，表现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利益冲突所致。尤其是在东北亚地区，冷战阴影仍在徘徊，固有问题没有缓解，新的矛盾却有加剧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域内外大国博弈和战略较量加剧。首先，美国在重返亚洲再平衡政策下，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扩大日美安保范围，强化军事合作，对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领土、海外派军甚至修改和平宪法等方面给予默认和支持，导致日本政治出现以“恢复正常国家状态”为政治诉求的右倾化日趋严重；美国还竭力强化第一岛链对中国的围堵，撮合美日韩联盟，共享军事情报；除了驻军售武，美国还经常大搞联合军演，名为威慑朝鲜，实则向中国示威。因美国自身经济危机后国力疲弱，国内政治纷争和权力更替，导致这一重返战略心有余而力不足，既围堵不了中国，也奈何不了朝鲜，反而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美韩日同盟也因韩日矛盾而难以成型提升。其次，对于迅速崛起中的中国而言，维护东北亚的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是保障自身发展战略环境的首要任务。对中国来说，作为东北亚区域安全的当事方，有责任有义务发挥作用，维持和平稳定，不生事生乱。一方面，中国在东北亚与美国战略博弈中，采取积极主动、有所作为的策略，反被动为主动，以攻为守，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打破第一岛链封锁。另一方面，坚持一贯的对日政策和半岛政策，在维持底线的前提下，开展有理有利有力的斗争，强力反制日本钓鱼岛国有化图谋，形成事实上的中日共管状态，坚决反对否定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等右倾活动；关于朝鲜半岛，中国坚持无核化原则，主导六方会谈，把朝核问题纳入多边框架，反对朝韩双方违反联合国决议、激化矛盾事态的行为，扮演了促和调停的建设性角色。东北亚的主要矛盾是中美战略博弈，东北亚局势集中反映在中美关系博弈下半岛局势的演变上。俄罗斯和日本也是区域内大国，但并非矛盾主要方，俄罗斯因为北约东扩、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半岛问题和叙利亚战争等，基本无力东顾，只是在共同面对来自东线的美国的战略压力时，配合中国进行战略依靠和联合军演、舰机巡航等战术“默契”，其参与主导东北亚局势的力度是有限的。而日本只是美国实行东北亚围堵中国战略的马前卒，唯“美首是瞻”，同时通过配合美国来获取美国在其国家正常化努力中的支持，甚至公然跳出前台，在美国围堵中国收效甚微、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不自量力地企图另搞一个“钻石”版围堵方案。
二是内部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挥之不去。影响东北亚地区内部国家关系的，主要有两大历史遗留问题，即中俄朝韩与日本在侵略历史上的认知态度和相互之间存在的领土纠纷。日本的右倾势力和政客否认侵略历史、篡改教科书、不承认慰安妇、参拜靖国神社等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域内曾深受其害的中俄朝韩的同声反对。同时，域内国家之间大多遗留有领土纠纷和争议，如中日的钓鱼岛、韩日的独岛或竹岛、俄日的北方四岛、朝韩的延坪岛等海上分界线、中韩的苏岩礁，这些问题时常成为国家矛盾的焦点。因此，东北亚各国之间政治互信基础比较薄弱。
三是“中日韩自贸区”千呼万唤难出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在2002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经过长达7年的民间可行性研究和模型测算，初步认为建立三国自贸区将进一步提高中日韩经济增速。作为东亚地区三个大国，人口超过15亿，GDP 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0%，占东亚GDP的90%，超过欧盟，但三国之间的贸易量只占三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不足20%。因此，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将逐步实现货物、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来往，促进各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2012年11月20日，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2013年3月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后，到2015年5月先后举行了7轮谈判，三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协定范围领域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2014年11月中、韩、自贸区实质性谈判结束。但是，随后的中日、中韩关系相继因钓鱼岛和萨德问题而受到严重冲击，三国自贸区谈判戛然而止。
其实，从经济角度看，中日韩自贸区对中国的好处并不多。短期内中国的低端产业会因此得到扩张，但从中长期看，中国获益不多。中韩之间严重不对称，对韩国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而对于中国来说，韩国市场相当狭小。韩国的很多企业都是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多年的国际化、外向型大企业，而中国的类似企业凤毛麟角。两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更多的是中国将市场让给韩国。
四是“朝核”和“萨德”问题箭在弦上。朝核问题由来已久，归根结底是美朝关系非正常化造成的。朝鲜的先军政治路线和核试验、导弹试验等强军举措，是被美韩同盟、大军压境、政治对立、经济封锁逼迫出来的非正常自保措施。多年来朝核问题与朝韩冲突虽然不时吸引全球目光，但在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机制下，基本在可控范围。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美韩同盟和军演力度，对朝鲜政治体制构成冲击和军事威胁，迫使朝鲜加快核武导弹试验，形成新一轮激烈对抗。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在全球采取美国第一的战略收缩政策，但在对中国的抑制和围堵上丝毫未曾放松，甚至在台湾、南海、朝核等问题上频频出招，在韩国铤而走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改变了东北亚的战略平衡，直接威胁了中俄等国的安全利益和战略纵深，激起新一轮中美博弈和东北亚动荡。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见机行事，得寸进尺，实现战略部署前移，成为唯一赢家；韩国引狼入室，弄巧成拙，必将反受其害；朝鲜玩火求自保，成为东北亚危局的始作俑者；日本隔岸观火，摇旗呐喊，唯恐天下不乱；中俄成为朝美相争的受害者。2018年以来，朝鲜领导人通过“平昌冬奥会”之机，实现了朝朝领导人板门店会谈，作出弃核等承诺，半岛局势迅速缓解。金正恩两度非正式访华，中朝关系迅速回暖，朝美会晤也在规划中，东北亚局势大为改善。但这种趋势不会一帆风顺，更不会一蹴而就，将是互为牵制、艰难漫长的过程，未来东北亚的地缘政治趋稳向好，国际社会持普遍欢迎和审慎乐观的态度。对中国来说，继续发挥核心当事方的作用，积极介入，有所作为，实现朝鲜彻底“弃核”的对外开放、韩美撤出“萨德”，才算达成地缘外交基本战略目标。
五是地区经济发展普遍面临转型升级。作为资源富集区，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地区，在各自国内经济发展中都属于欠发达滞后地区，俄罗斯中东部西伯利亚尚待大规模开发，中国东北作为老工业区亟须转型升级，除了改变观念、厉行改革、扩大开放，融入“一带一路”外，应该实现资源的再度开发，劳动力的培训和就地就业，经济要素的重新整合和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蒙古和朝鲜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治社会问题丛生，需要国际社会注入动力，促进其内部改革开放。日本经济的动力不足、徘徊不前和韩国经济对外市场的高度依赖，都严重制约着其进一步提升，没有良好的开放的区域经济环境，两国的经济都将受到很大的局限。
纵观东北亚局势，要维护和平稳定，必须有关各方改弦更张，否则要朝鲜停止核试、美韩撤出萨德，将是无解之局。就短期而言，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双启动”的双轨思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从长期来看，关键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消长和战略博弈的结果。可以预期，东北亚之争攸关未来中美国运和世界格局。为此，谨提出如下思考和对策。
一是要立足“一带一路”来重新认识和定位东北亚的地缘格局。我国现有的东北亚政策是在冷战和冷战后形成发展而来的，东北亚区域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外部环境尤其是东西方冷战、美俄日韩国力和国际形势已经今非昔比，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发展战略已有较大提升，“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提出、影响世界、中国复兴、大国博弈的风向标。在此新情况下，一切内政和外交都必须围绕并服从这一战略来认识定位，谋划布局。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为了抵消、化解美日东线战略压力，但是在东北亚问题上，我们基本上仍然是在历史的惯性中延续着原有的政策。这就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在东北亚尤其是朝鲜半岛和对日政策上常陷于被动、僵局、难有起色的根本原因。
当今之际，中国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兼顾自身发展和区域安全、中国复兴和中美关系等诸多因素，重新思考定位东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性，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重新思考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确立区域战略和国别政策，善用巧用各方力量，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节点，赢得缓解当下危险局势的权宜之计的同时，找到长远彻底解决问题的两全之策。
二是促朝改革开放、内部转型，拆除东北亚危局的不定时炸弹。中美矛盾和战略博弈集中反映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承载着“中朝血盟”的历史包袱，在朝韩矛盾中按着美国的指挥棒被动应对，虽然尽心竭力，却收效甚微，还里外不讨好。在可预见的将来，置朝鲜于不顾，显然于我不利，继续原有政策，将难以为继。唯有调整政策，促朝内部改革，终结世袭专制统治政体，实现朝鲜政权的转型，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这个国际社会的孤儿回归国际社会大家庭，走上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要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型，首先必须提供朝鲜核保护伞，保障其安全，解除其后顾之忧；其次必需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重返国际大家庭；最后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停止先军路线，打破世袭，实现民主转型。
这样做，可谓一石多鸟，其一，中国可以摆脱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被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其二，封堵美国（包括日本）以民主为借口、定义朝鲜为“邪恶”国家、一直想封杀朝鲜政权的口舌；其三，让韩国感到安全，看到希望，获得提供朝鲜援助、参与朝鲜经济建设的机会。朝鲜这枚不定时炸弹一旦拆除，东北亚的危局就迎刃而解，中美在东北亚的博弈支点不复存在，局势将大为改观，既符合中国不生战生乱、维持和平稳定的要求，也符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人民和平共处、统一团圆的愿望。
三是“联俄稳朝惠蒙”来构建对冲美日韩战略东压的有利态势。要调整区域国别外交政策和策略，有所作为，以攻为守，构建“联俄稳朝惠蒙”的区域外交新格局，化解美日韩东边进迫压力。俄罗斯的战略压力来自西方，与中国可以互为策应，在西边克里米亚、叙利亚等问题上，中国策应俄罗斯，在东边美日同盟、朝核、萨德问题和钓鱼岛、台湾问题上俄罗斯策应中国，抱团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合伙，东西遥相呼应，军事默契配合，安全互为依靠，足以化解美日等压力于无形。朝鲜的最大内部问题，是在内外交困下，能否可持续生存的问题。如果在外来干涉下解体或者在内部动乱中终结，都将有一个痛苦难堪的过渡期。只有促成自上而下的自主改革来实现自我转型，才能平稳过渡，和平转型，也有利于继续保持影响力。蒙古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落后和民主主义抬头，出于大局考虑，中国应该在中蒙俄经济走廊框架内，适当给予经济技术援助，支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至少能确保不生事不生乱。如果能以这样的区域国别政策来达成地缘政治新格局，那么中国就能化解危局，把危机转为机遇，让东北亚的富集资源变成“一带一路”的动能。
四是汲取历史智慧运用到国际政军斗争，以变应变，创新政经谋略。从现实政治生态来看，美日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不会在短期内自行解体，无论朝鲜是否转型，美日韩同盟都不会停止借故围堵中国的既定策略；而中国要对冲这种战略压力，在东北亚不能独当一面或单打独斗，而是应该在不结盟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对策，实行有差别的国别外交政策。对美国，要在三个文件的基础上，继续采取争取合作、不怕斗争、既斗争又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和而不同、都而不破的政策，与之进行战略周旋，策略迂回，方法多样，力求成效，做到不破局、不对抗，避免全面战争；对日本，要在既有政治文件基础上，揪住历史问题不放松，让日本的历史罪责感成为其前行的负重感，在钓鱼岛问题上针锋相对，让日本无机可乘，捞不到便宜，在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上，有条件地保持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对韩国，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是非，知所进退，以历史、领土和经济、人文等领域的相同相近积极争取韩国，分化美日韩结盟，只要韩国经济脱不开中国的市场，韩国迟早会改弦更张。
五是以经济利益和多边自贸体系来化解政治、军事、安全矛盾。朝核和萨德危机，让东北亚地区脆弱的合作关系土崩瓦解。中日韩自贸区无果而终，半途而废。但是韩国、日本对中国的市场需求并未因此消失或减弱，因此，在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中国可以发挥其自身经济优势，构建超越中日韩的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或自贸区，比如联手东盟，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经济影响力将会大幅下降，中国将在东亚共同体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日等国在分享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将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机会。甚至中国可以勇敢地替代美国，积极参与主导TPP，反客为主，让韩日俯首归臣。国际政治斗争，归根究底还是取决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里，可以有计划地纳入这些区域多边经济组织，化敌为友，为我所用，壮大自己，消解对手。
六是重新激活欧亚大陆桥，打通中蒙俄经济走廊，连接东北亚与欧洲。又称第一欧亚大陆桥或西伯利亚大陆桥（Siberian Landbridge, SLB）, 1903年竣工，是世界上第一条连接欧洲、亚洲，横贯西伯利亚内陆的铁路通道。它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为起点，横穿西伯利亚通向莫斯科，然后通向欧洲各国，最后到荷兰鹿特丹港，贯通亚洲北部，整个大陆桥共经过俄罗斯、中国（支线段）、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7个国家，全长1.3万公里左右。中国支线段，是从海参崴由绥芬河入中国境，途中经由哈尔滨、齐齐哈尔、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直至满洲里出中国境，实即原东清铁路的西部干线。这条铁路交通干线的开通，极大改善了东北亚与西欧的交通联系，也从现代交通意义上密切了东北亚地区内部与欧洲的联系。欧亚大陆桥铁路的开通，使得中国的茶、丝绸和瓷器在两个星期内就可以运至俄罗斯，迄今仍然发挥着重要运输作用。如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广东、浙江、上海、山东等省市，50%以上到俄罗斯、北欧等国家的货物都会选择西伯利亚大陆桥；韩国92%的货物、日本70%的货物前往北欧仍选择老欧亚大陆桥。
1992年，一条新的欧亚铁路通道开辟了，这就是新亚欧大陆桥或“第二亚欧大陆桥”。这是一条从中国江苏连云港市到荷兰鹿特丹港的国际化铁路交通干线，中国国内由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组成。大陆桥途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7个省、区，65个地、市、州的430多个县、市，到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出国境。之后可经3条线路抵达荷兰的鹿特丹港。中线与俄罗斯铁路友谊站接轨，进入俄罗斯铁路网，途经阿克斗亚、切利诺格勒、古比雪夫、斯摩棱斯克、布列斯特、华沙、柏林，最终到达荷兰的鹿特丹港，全长10900公里，辐射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亚欧大陆桥开通以来，陆续得到世界组织和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陆桥干线不断完善、升级、延伸、扩展。但是，由于国别政策、贸易体制、交通技术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原因，新亚欧大陆桥虽然开通了，却存在“畅而不通”的问题，并未发挥应有的物流大通道作用。如2010年中欧贸易额为4797亿美元，集装箱运量为2430万 TEU（标准箱），其中海运完成集装箱运量与陆桥完成运量之比为20∶1，而其中新、老大陆桥货运量比约为1∶2。中国运往欧洲的货物每年超过400万TEU，几乎100%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运到欧洲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重新激活了新亚欧大陆桥，互联互通使得这条钢铁新丝路焕发了生机，随着中国步入高铁时代，义新欧、渝新欧、粤新欧等中欧货运班列纷纷开通。
从地缘格局的角度看，在新亚欧大陆桥发挥互联互通的主干道作用的同时，要继续发挥欧亚大陆桥的作用，因为它一头连着太平洋，一头连着大西洋，一边是日韩等经济发达国家，一边是欧盟共同体。如果中俄政府间合作，启动欧亚大陆桥的升级改造工程，用中国的高铁技术和雄厚资金、技术、管理力量，助推这条百年大通道焕发出新的生机，那将对中俄战略、经贸合作，开发东北亚资源，发展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和朝鲜经济，推动中蒙俄经济带建设，把日本、韩国有效地纳入“一带一路”，消解美国战略压力，维护世界和平和战略稳定等，产生深远而巨大的意义。
另外，大力发展以跨境电子商务为核心的“网络新丝路”和以文化为先导的“文化新丝路”，也是振兴东北亚经济、打造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当然，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发展理念，实现伟大复兴，方能以静制动，以变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