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所叙述的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清扫领地的过程，由于这种清扫，本世纪前半期有千千万万的人被从祖居的土地上赶走。 [81] 这种清扫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是以无愧于这个模范国家的有美德的、高雅的、笃信宗教的、仁慈的贵族的那种毅力进行的。那些无保护的居民的房子不是当场被烧掉，就是被捣毁。去年秋天，在诺伊德特的尼加特庄园里，根据大地主的命令，向受人尊敬的、诚实的、爱劳动的唐纳德·麦克唐纳的房子进行了袭击。他的妻子卧病在床，不能迁移；但是管理人和他的一伙帮凶把麦克唐纳的六个都不满15岁的孩子赶出去了，把房子捣毁了，只剩下他妻子病床上方的一块不大的屋顶。
麦克唐纳被逼疯了。他被医生宣布为精神病患者；现在他到处徘徊，在被烧毁和捣毁的住房的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他的饥饿的孩子们围着他哭哭啼啼，然而他不认识他们。他四处游荡，得不到帮助和关照，因为他患的是文静的精神病。
两个即将分娩的已婚妇女亲眼看着自己的住房被捣毁。她们多日在露天下过夜，结果两人倍受痛苦，都早产了，弄得精神失常；现在她们带着自己的一大群孩子——无助又无望的低能儿——到处流浪。这是揭露所谓的不列颠贵族阶级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甚至孩子们也由于受惊和受迫害而精神失常了。在诺伊德特的杜恩，被赶出自己住所的贫农佃户栖息在一座旧仓库里。深夜，地主的代理人包围了这座仓库，并放火把这座无家可归的穷人正借以栖身的仓库烧掉了。人们发狂地从火中逃出来，有些人吓疯了。《北方旗帜报》写道：
“一个男孩完全疯了，因此不得不把他隔离；他常从床上跳起来叫喊‘火！火！’，并要周围的人相信，在燃烧着的仓库里还有大人和小孩。天黑以后，他一看到火光就害怕。正是杜恩这种骇人的景象——仓库燃烧着，照红了四周，一些吓得半疯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在旁边东奔西窜——使他失去了理智。”
贵族就是这样来对待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完全有劳动能力的贫农的。现在请听一听贵族的教区的慈善事业吧。现在我根据格拉斯哥的唐纳德·罗斯先生和《北方旗帜报》的材料举出以下的事实：
“1.寡妇马瑟森，96岁，每月从斯凯岛斯特拉斯教区只领到2先令6便士；
2.默多·麦金托什，36岁，14个月前被大车压伤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他有妻子和七个从1岁到11岁的孩子；他每月从斯特拉斯教区只领到5先令；
3.寡妇赛米尔·坎伯尔，77岁，住在斯凯岛布罗德福德一间半倒塌的破屋里，她每月从斯特拉斯教区领到1先令6便士。她抱怨说，这一点钱不够用，教区当局拖延了很久以后，才把她的补助金增加到每月2先令；
4.寡妇麦金农，72岁，她从斯凯岛斯特拉斯教区每月领到2先令6便士；
5.唐纳德，麦克杜格尔德，102岁，住在诺伊德特。他的妻子77岁，两人身体都很弱。他们每人每月从格伦埃尔格教区只领到3先令4便士；
6.玛丽·麦克唐纳，寡妇，93岁，卧病在床。她的丈夫服兵役时失去了一支胳膊，20年前去世。她每月从格伦埃尔格教区领到4先令4便士；
7.亚历山大·麦基萨克，53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他的妻子40岁，有一个双目失明的18岁的儿子和四个不满14岁的孩子。格伦埃尔格教区每月只给这个不幸的家庭6先令6便士，平均每人每月不到1先令；
8.安格斯·麦金农，72岁，他的妻子66岁，有病，他们每人每月领到2先令2便士；
9.玛丽·麦基萨克，80岁，身体很弱，双目完全失明，每月从格伦埃尔格教区领到3先令3便士。她要求增加，视察员回答说：‘别人比你领得还少，你要求增加怎么不害羞’，视察员说完以后就再也不听她说的话了；
10.珍妮特·麦克唐纳，也叫麦吉利夫雷，77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她每月只领到3先令3便士；
11.凯瑟琳·吉利斯，78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她每月从格伦埃尔格教区只领到3先令3便士；
12.玛丽·吉利斯，也叫格兰特，82岁，已经有八年卧病在床，她每月从阿德纳默汉教区领到28磅粗面粉和8便士。济贫所的视察员已经有两年没有到她那里去了；她得不到医疗，也得不到必要的衣服和食品；
13.约翰·麦凯钱，86岁，卧病在床，住在阿德纳默汉教区奥赫阿克雷，教区每天给他1磅粗面粉，每月给他8便士。他没有衣服，也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4.尤恩·麦卡勒姆，93岁，有眼疾。在阿盖尔郡的纳普代尔教区，我发现他在克林楠运河两岸求乞。他每月领到4先令8便士，他没有衣服，得不到医疗，没有燃料，没有住房。这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一个可怜的叫化子；
15.凯特·麦克阿瑟，74岁，卧病在床，她孤单地住在纳普代尔教区的达纳迪。她每月除了从教区领到4先令8便士以外，什么也没有。医生从来不到她那里去；
16.珍妮特·克尔，也叫麦卡勒姆，寡妇，78岁，健康状况不好；她每月从格拉萨里教区领到6先令。她没有住房；除了这点现金补助外，得不到任何其他帮助；
17.阿奇博尔德·麦克劳林，73岁，住在阿品教区，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他的妻子同他一样丧失了劳动力；他们每人每月从教区领到3先令4便士补助金，他们既没有燃料、衣服，也没有住房。他们住在不适于人居住的简陋不堪的破屋里；
18.寡妇玛格丽特·麦克劳德，81岁，住在洛克布鲁姆教区的科伊加克，她每月领到3先令；
19.寡妇约翰·马更些，81岁，住在洛克布鲁姆教区的阿拉普尔；双目完全失明，身体很弱；她每月只领到2先令；
20.寡妇凯瑟琳·麦克唐纳，87岁，住在基尔布兰登教区的卢英岛；双目完全失明，卧病在床。她每月领到7先令生活费，其中包括付给助理护士的费用。她的住房倒塌了，但是教区不答应给她房屋，她睡在毫无遮盖的外屋的地上。视察员拒绝给她任何帮助。”
但是残暴行为还不止这些。不久以前在斯特拉斯卡伦发生了一次屠杀事件。一大批被逼迁暴行和可能再次遭受逼迁弄得精神失常的妇女，听说有一批该郡的政法官员要来驱逐佃户，就聚集在街头。然而来的并不是政法官员，而是税吏；税吏们得悉他们的身分被误解了时，便将错就错，冒充政法官员，说来这里是为了叫居民迁移并说非迁移不可。妇女们开始激动起来，官员们就用子弹上膛的手枪威胁她们。至于以后的情况，在唐纳德·罗斯先生的信中作了描述，他是从格拉斯哥抵达斯特拉斯卡伦的，并在这个地方逗留了两天以收集消息和探望伤员。他1854年4月15日在泰恩市的皇家旅馆写的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所收集的消息证实了郡长的可耻行为。他没有事先向人们提出警告，说要派警察来对付她们。他没有宣读骚乱取缔令
[82]
。他甚至没有给她们以散开的时间；相反，他带着自己的队伍手持木棍向她们逼近，高喊：‘滚开！’紧接着又喊：‘狠揍她们！’随后立刻出现了一幕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情景。警察开始用沉重的木棍打这些不幸的妇女的头部，把她们击倒在地上，在她们倒地之后又打她们，践踏她们，野蛮地朝她们身上乱踢一气。不久整个地面上染满了鲜血。倒卧在血泊中的妇女和儿童的喊声震撼了天地。一部分被警察追击的妇女跳进了水深流急的卡伦河，认为它比警察和郡长要仁慈一些。一些妇女的头发被警察的木棍一束一束地打落下来；一个女孩遭到了木棍野蛮的毒打，从肩上打掉了一块约7英寸长、
英寸宽、
英寸多厚的肉。一个少女只是一个旁观者，就遭到三个警察的追打，他们打她的前额，砍伤了她的头，而在她倒在地上以后又踢她。医生从伤口里取出了一块被凶狠的警察打进伤口的头巾布。少女背上留下的靴钉的痕迹仍清晰可辨。现在在斯特拉斯卡伦还有十三个妇女由于遭到警察的摧残而处于危险状态中。其中三个人情况很不好，医护人员认为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根据这些妇女的外貌、她们受伤的严重程度以及我所收集的医生的诊断书，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受伤的人中能够康复的不超过一半；所有哪怕是能活下去的人，也将在身体上保留着她们所遭到的极端残暴的迫害的可悲的证据。在伤势特别严重的人中有一个孕妇。她并没有站在郡长对面的人群中，而是站在颇远的地方，并且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她也遭到了警察的毒打和脚踢，她的情况非常危险。”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遭到袭击的妇女有18人。郡长姓泰勒。
这就是1854年不列颠贵族阶级的面貌。
地方当局和政府商定，只有在停止对普雷斯顿治安法官和棉纺大王的活动进行调查的条件下，才能停止对考威尔、格里姆肖和普雷斯顿罢工 [83] 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司法追究。正是根据这一协议，停止了对普雷斯顿治安法官和棉纺大王的调查。
马克思：《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1854年5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290页。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麦克米伦公司版。该书在美国刊印，在伦敦极难买到。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而他的著作也并非一日之功。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40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 [84] 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转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们可以说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象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能起作用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的歉收，他们的河流湖泊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生活资料，尽管有时少，有时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联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之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 [85] ；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 [86]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8页。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3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
在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这些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恩格斯：《反杜林论》（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1] “一时”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2]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85—86页，并参看马克思《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l版第45卷第416页）。——编者注
[3] “中立民族”指17世纪居住在伊利湖北岸的几个与易洛魁人血缘相近的印第安部落所组成的军事联盟。因为这些部落在易洛魁人和古朗人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因此法国殖民者称其为“中立民族”。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注释。
[4] 格·弗·舍曼《希腊的古代文化》1855年柏林版第1卷第27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10页）。——编者注
[5]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习惯法的解释权原先操在贵族手中，在平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以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为首的十人委员会（十人团），该委员会受托编制法律，公元前451年编出十表，次年又成立新的十人委员会，再编两表，先后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公布，故而得名，原物已散失，仅在拉丁作家文集中保存下来不完整的法律条文。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国家的形成过程。十二铜表法是后来罗马法以及欧洲法学的渊源。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581页注释。
[6] 在1884年版中不是“未必是”，而是“并不必定是”。——编者注
[7] 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497页）。——编者注
[8] 从本段开始到“在罗马建城差不多300年后”（本卷第143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9] 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编者注
[10] 路·朗格在《罗马的古代文化》一书中引用了格·胡施克论文中的这段话，见胡施克的学位论文《关于元老院决议赋予费策妮娅·希斯帕拉的特权》；同时参看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1822年格丁根版第39卷第19章。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注释。
[11] 1745—1746年苏格兰山民举行起义，反对英格兰—苏格兰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夺地运动。苏格兰高地的一部分贵族，为了保存封建宗法的氏族制度，并支持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代表们对英国王位的要求，利用了山民的不满。起义的失败彻底破坏了苏格兰山地氏族制度，加剧了剥夺苏格兰农民土地的进程。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注释。
[12]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357—358页。——编者注
[13] 贝达《盎格鲁教会史》第1册第1章。——编者注
[14] 在1884年版中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还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这种权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经常可以见到——在俄国人当中也流行过；到10世纪时被奥丽咖女大公废除。”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略去。第二段话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尼韦奈和弗朗什孔泰，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还存在着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的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相似的由农奴家庭组成的共产制家户，这也是从前氏族组织的残余。这种共产制家户还没有完全消亡，例如在卢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造型别致的农民生房，中间是公用的大厅，四周是卧室，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修改后补入第二章（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15]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这部英雄史诗，是古代德意志叙事诗文献，反映了民族大迁徙后期东哥特人的习俗，流传于8世纪，保留下来的仅是一些片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注释。
[16]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编者注
[17] 起源于母权制时代并在许多民族中间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在希腊人那里只是在英雄时代的神话中才能看到。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34章）说，梅里格尔杀死了铁斯特士的儿子们，也就是自己母亲阿耳秦娅的兄弟们。阿耳泰娅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罪行，她诅咒凶手——她自己的儿子，并祈求他死。“据说，诸神听从了她的愿望，结束了梅里格尔的生命。”又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44章）说，海格立斯率领下的亚尔古船英雄被在色雷斯登陆，他们在那里发现，菲尼士受他新妻子的教唆，残酷虐待被他遗弃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奥帕特拉所生的两个儿子。而在亚尔古船英雄中间，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奥帕特拉的兄弟们，也就是被虐待者的母亲的兄弟们。他们立刻保护他们的两个外甥，释放他们并杀死看守者。（注释中的注释：见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4卷第34、43—44章。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注释。）
[18] 以下直到“……还没有消失。”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9] 《女预言者的预言》（《Vö1uspâ》）是老《艾达》（见注29）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描述了世界从创始到毁灭及其再生——和平与正义的胜利。下文引述的两行诗中的德译文为恩格斯所译。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注释。
[20] 安·克·班格《女预言者的预言和西维拉的卜辞》1879年版，索·布格《斯堪的纳维亚关于神和英雄的传说的起源问题探讨》1881—1889年克里斯蒂安尼亚版。——编者注
[21] “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22] 齐维利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和高卢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在69—70年（有些史料记载发生在69—71年），这次起义是由于增加赋税、加紧募兵和罗马官吏的胡作非为而引起的。起义席卷了大部分高卢和被罗马统治的德意志地区，从而使罗马有失去这些地区的危险。起初起义者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却屡屡受挫，最后被迫同罗马媾和。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注释。
[23] 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编者注
[24]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6章。——编者注
[25] 以下直到“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本卷第161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26] 见本卷第70—71页。——编者注
[27] “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28] 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夏洛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人部落中，还有700人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的家户经济。在努特卡人那里，整个部落都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生活。
[29] 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30] “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31] 1066年10月14日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黑斯廷斯附近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展开了会战。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由于在自己的军事组织中还保留着公社制度的残余，使用的也是原始的武器装备，因此被击败。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战死，而威廉则成为英国国王，称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威廉一世。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页注释。
[32]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22页。——编者注
[33] 人口问题是指卡·考茨基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年维也纳版）。恩格斯对该书的批评意见，见本卷第454—456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5页注释。
[34] 指卡·考茨基的一组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文章，题为《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发表于斯图加特出版的《宇宙》杂志1882—1883年第6、7年卷。恩格斯对这组文章的批评意见，见恩格斯1883年2月10日、3月2日和9月18日给考茨基的信。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5页注释。
[35]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都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36] 弗·恩格斯《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编者注
[37] 巴黎的贵族区。——编者注
[38] 恩格斯“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的资料来源，是18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新闻”第284号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俄国民族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结果的报道。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里几乎全部引用了这篇报道，亲自把它译成德文，为了想把若干地方搞得更准确、更清楚，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俄罗斯新闻”是一家社会政治性的报纸，是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63年至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1863年至1867年每周出刊三次，1868年起改为日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36页注释。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俄文第2版第49—50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36页注释。
[40] “莫斯科”这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41] 吉里亚克人是尼夫赫人的旧称，是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北部和中部的民族。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36—737页注释。
[42]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阶段”，而是“程度”。——编者注。
[43]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而是“所有这些亲属”。——编者注。
[44]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称呼法”，而是“术语”。——编者注
[45]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46]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不许可的”，而是“罪恶”。——编者注
[47]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群婚”，而是“氏族婚姻”。——编者注
[48]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家庭和氏族”，而是“家庭和亲属”。——编者注
[49]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而是“（所有亲等的）”。——编者注
[50]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同胞的或名义的兄弟”，而是“‘任何亲等的’兄弟”。——编者注
[51]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氏族”，而是“哈里”；不是“不属于本氏族的人”，而是“另一哈里的人”。——编者注
[52]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惩罚的手段”，而是“手段”；不是“血族复仇”，而是“氏族复仇”。——编者注
[53] 十二铜表法是最古的罗马法文献，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编成，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的成果，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法律条文写在十二块牌子（铜表）上。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581页注释。
[54]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血族复仇”，而是“复仇”。——编者注
[55]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是“内部关系”。——编者注
[56]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移民”，而是“无梢居民”。——编者注
[57] 指路易莎·考茨基，她于1888年和第一个丈夫离婚。
[58]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法国的格·巴贝夫、埃·卡贝、泰·德萨米，英国的罗·欧文和德国的威·魏特林所创立的空想主义的观点体系。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大概首先是指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关于“完全平等”的社会，以及排挤私人经济的“国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这种社会的空想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虽然也表现了当时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整个说来还带有原始的、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性质。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7页的注释。
[59] 在中世纪宗教共产主义共同体中，把妻子公有当做未来社会特征的观念颇为流行。1534-1535年在明斯特掌权的德国再洗礼派试图根据这种观点引进一夫多妻制。托·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就反对一夫一妻制。原始的共产主义共同体还有一些特征，如禁欲主义、对科学和艺术持否定态度。1830年和1840年法国的秘密团体，如平均主义工人社和人道社也曾继承了原始的平均主义思想的某些特征。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一文中对此作过描述。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8页的注释。
[60] 让·雅·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等著作中认为，没有受到教育、文化和文明触动的状态，对人来说才是自然的，马克思则认为这种状态是非自然的。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8页的注释。
[61] 关于拥有（Haben）这个范畴，可参看莫·赫斯的一些著作。他在《行动的哲学》一文中写道：“正是求存在的欲望，即希求作为特定的个体性、作为受限制的自我、作为有限的存在物而持续存在的欲望，导致贪欲。反之，对一切规定性的否定，抽象的自我和抽象的共产主义，空洞的‘自在之物’的结果、批判主义和革命的结果、无从满足的应有的结果，则导致存在和拥有。助动词就这样成了名词。”见《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苏黎世一温特图尔版第l卷第32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也谈到过“拥有”和“不拥有”。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8页注释。
[62] 《尼贝龙根之歌》第10首歌。——编者注
[63] 《古德龙》又称《库德龙》，是13世纪德国的一部叙事诗。13世纪上半叶形成，作者不详，在16世纪的一部手稿中保存下来，直到19世纪初才被发现。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页注释。
[64] 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65] 指狄摩西尼在法庭上反驳欧布利得的演说词。演说词提到了共同的墓地只能埋葬本氏族死人的习俗。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注释。
[66] 参看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第3卷第54—55页，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496—497页）。——编者注
[67]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497页。——编者注
[68]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狄凯阿尔科斯没有保存下来的著作的片断，引自威·瓦克斯穆特的著作《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26年哈雷版第1部第l篇第312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注释。
[69] 威·阿·贝克尔《哈里克尔。古代希腊习俗状况。对希腊人的私生活的较详细的介绍》1840年莱比锡版第2部第447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498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580页注释。
[70] “严格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71]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0页。——编者注
[72] 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第3卷第66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1页）。——编者注
[73]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2页。——编者注
[74] 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第3卷第60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3页。）——编者注
[75]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不是格罗特，而是格罗特经常引用其著作的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学者波卢克斯。——编者注
[76]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4—504页。——编者注
[77] 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第3卷第58—59页，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5页）。——编者注
[78] 参看荷马《伊利亚特》第2首歌，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6页）。——编者注
[79] 参看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第3册第1章。见该书1864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146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6—507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注释。
[80] 公元前477年通过的选举资格法规定，允许雅典公民第四阶级，即最低阶级自由的贫民担任民政职务。一部分历史学家曾认为这是从亚里斯泰迪兹时期开始的。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注释。
[81] 指关于苏格兰和爱尔兰清扫领地的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7—615页和第170—176页）。马克思接着引用的是1854年5月13日《人民报》社论中的事实材料。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5页注释。
[82] 骚乱取缔令是英国1714年颁布并于1715年生效的一项法令。该法令理文规定，禁止12人以上的一切“骚乱性集会”。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若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解散，则可使用武力。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4页注释。
[83] 普雷斯顿罢工，这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的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之一。1853年8月，普雷斯顿和四郊的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纱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0%，得到了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持。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年9月宣布了同盟歇业。在3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大约有2万5千人停止工作。这次罢工运动的特点是得到了其他城市工人的支援，普雷斯顿工人因此而坚持了36周之久。1854年2月同盟歇业已停止，但罢工还在继续。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联合会开始把爱尔兰和英格兰习艺所的工人运到普雷斯顿。1854年3月，罢工的领导人被捕。由于基金耗尽工人被迫复工，5月罢工结束。关于普雷斯顿罢工的起因进程及其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81—382、482—485、509—510和537—538页及本卷，第289—290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4页注释。
[84] 恩格斯引用的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未保留下来的10页上的一句话。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页注释。
[85] 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时代”，遗嘱制确切些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代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申出罗马的法的规定，从而得出了上述的完全非历史的论断。这在该书中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结论，认为在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学家，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
[86] 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在我只想说明，傅立叶已经把专偶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les famllles incohérentes）是一种经济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