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奥地利的士兵服役八年，然后还要服两年预备役。采取这种制度，可以经常保持预备兵员，一旦发生战争，几乎有12万人可以征召入伍。每个军事边区94居民从20岁到50岁都要服兵役。因此，作战部队为55000人的军事边步兵，可以扩充15—20万人。1849年，至少有15万军事边区居民在军队中服役。因而当时军事边区所剩的人数很少，一切农活都得由妇女去做。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担保这些材料都是正确的）可以说，奥地利的军事组织使它有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就拥有60万军队，而且可把多达30万的兵力集中在任何一点，同时无须紧急征召，也不会对国家生产力有什么特别损害，便可再提供约20万老兵的预备兵员。
恩格斯：《奥地利的军事力量》（1854年12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页。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权。但是，近20年来德国的工业发展，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解说。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的园圃或田地的所有者；同时，另外还有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份事实上相当稳定地占有着房屋和园圃或田地。同园艺业或小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半是自己家园的租佃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稳定的住房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在手工织布业还同机械织机发生对抗的地方，例如在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厄尔士山脉和西里西亚到处可以见到，而且在某种家庭工业作为农村手艺扎了根的地方，例如在图林根林山和伦山一带，也到处可以见到。在讨论烟草专营问题时已经查明，甚至雪茄烟制作业也已经作为农村家庭劳动而大量出现。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农中间出现了某种灾祸，例如几年前在艾费尔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就大声疾呼要引进一种适宜的家庭工业，以作为仅有的解救手段。事实上，德国小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使农村家庭工业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法国只是作为一种完全的例外才能见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养蚕地区；在没有小农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工业是靠农业短工的妻子儿女的劳动来支撑的；只有在爱尔兰，我们才会见到家庭服装业，它们像在德国一样由真正的农民家庭经营。我们在这里自然不用去说俄国和其他还没有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国家了。
所以，在德国的广大区域内，目前工业的状况初看起来相当于采用机器以前普遍存在过的那种状况。但只是初看起来才是这样。先前那种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至少在工业正在发展中的各邦里，曾经是保证劳动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在有些地方还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劳动阶级思想上和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基础。手工产品及其生产费用决定了市场价格；并且在当时劳动生产率远较今日为低的条件下，市场的销售量通常比供应量增长得更快。上个世纪中叶在英国和部分地在法国，特别是在纺织工业中，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刚从三十年战争 [96] 的劫难中，并且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重新努力赶上来的德国，情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场而从事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亚麻织布业，承受着各种捐税和封建赋役的重压，它并没有使从事织布劳动的农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农民的那种很低的水平。但是，当时农村工业工人终究还是有某种程度的生活保障。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86年12月底—1887年1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245页。
在农民农户中，一般说来，妇女劳动也是主要的，只有在大农民农场和资本主义农场中男子才占多数。
列宁：《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1910年底），摘自《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页。
妇女在雇佣工人中所占的比重一般要比在家属工人中所占的比重小。显然，各类农户中的资产者农民都是拥有最好的劳动力的业主了。如果假定妇女比男子占主要地位是由于业主处境困难和农户景况不佳，因而没有可能使用最好的劳动力的标志之一。
列宁：《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1910年底），摘自《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5页。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问题，最经常地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疑虑和动摇，也最能引起资产阶级的（教授式的）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
马克思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中的小生产注定要灭亡，注定要陷于最受压制、最受压迫的境地。小生产依附于大资本，同农业中的大生产相比较是落后的，因此它只有在大大降低需求和进行苦役般的艰苦劳动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人的劳动被分散和掠夺，生产者受到种种恶劣依附形式的支配，农民全家的人力、畜力和地力都消耗殆尽，——这就是资本主义到处给农民带来的恶果。
农民除了参加无产阶级的，首先是雇佣工人的行动以外，别无求生之路。
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它的未必总是自觉的拥护者民粹派和机会主义者，却竭力证明小生产是有生命力的，比大生产更有利可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位牢固可靠的农民，不应当靠拢无产阶级，而应当靠拢资产阶级，不应当参加雇佣工人的阶级斗争，而应当巩固自己私有者和业主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实质。
现在我们根据确凿的材料来检验一下无产阶级的理论和资产阶级的理论的正确性。让我们拿奥地利和德国农业中关于女工的材料来看。由于政府不愿意在科学的基础上对一切农场进行调查，俄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材料。
在奥地利，根据1902年的调查，在9070682个农业从业人员中，有4422981人是妇女，即48.7%是妇女。在资本主义发达得多的德国，妇女占全体农业劳动者中的多数，即占54.8%。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愈发达，使用女工就愈多，也就是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就愈恶化。在德国工业中妇女占25%，而在农业中则多一倍多。这就是说，工业吸收了强劳动力，而把比较弱的劳动力留给了农业。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已经主要由妇女来干。
但是如果看一看各种不同规模的农户的材料，就会发现正是在小生产中使用女工的比重特别大。相反，资本主义大生产就是在农业中主要也是使用男工，虽然在这方面还没有赶上工业。
……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农业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生产规模愈小，劳动力的构成就愈差，妇女在农业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就愈大。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在无产者农户中，即在那些主要靠替别人做工维持生活的“业主”（雇农、日工以及只有很小一块土地的一般雇佣工人）中，女工的人数超过男工，有时超过的数量还很大。
不应当忘记，这些无产者农户或雇农农户的数量是很大的：在奥地利，在280万农户总数中就有130万；在德国，在570万农户总数中甚至有340万。
在农民农户中，男工和女工的人数大致相等。
最后，在资本主义农户中，男工人数超过女工。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小生产中劳动力的构成比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劳动力的构成要差。
这说明，在农业中，女工（女无产者和农妇）为了尽量赶上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男工，必须加倍努力，高度紧张，拼命干活，完全不顾自己的健康和自己子女的健康。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生产要维持下去，就只有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比大生产从劳动者身上榨取的还要多的劳动。
同雇佣工人比较起来，农民被盘根错节的资本主义依附关系束缚得更紧，缠得更牢。他自以为是独立的，可以“独自经营”，但是实际上，为了维持下去，他必须比雇佣工人更艰苦地劳动（为了资本的利益）。
列宁：《农业中的小生产》（1913年6月7日〔20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294页。
为了正确估计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生产的条件，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劳动者的状况，即他们的收入、劳动量、生活环境问题，其次是牲畜饲养情况以及照管牲畜的质量问题，最后是土地耕作方法、施肥情况以及地力消耗等问题。
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回避这些问题（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常常这样做），我们得到的关于农民经济的概念就会是一种完全被歪曲了的概念，因为农民经济的真正“生命力”正是取决于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牲畜饲养条件和土地保养条件。如果毫无根据地设想小生产在这几方面都与大生产的条件相同，那就是把恰恰尚待求证的东西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就是一下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
资产阶级企图证明，农民是名副其实的、有生命力的“业主”，而不是象雇佣工人那样受压迫的资本奴隶，只不过他比雇佣工人被束缚得更紧、被缠得更牢罢了。若要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搜寻解决这一争论问题的材料，那就必须探讨有关小生产和大生产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有系统的、客观的指标。
使用童工的程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指标，而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毫无疑问，童工使用得愈多，劳动者的状况就愈恶劣，他们的生活也就愈艰苦。
奥地利和德国的农业调查，提供了儿童和少年在农业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的材料。而且奥地利的材料还单独计算了16岁以下的男女工人的总数。他们在900万人中占120万，即占13%。而德国的材料，则只把14岁以下的儿童分出来计算，他们在1500万（15169549）人中占60万（601637），即占3.9%。
显然，奥地利的材料和德国的材料是不能相比的。但是这些材料所揭示的无产者农户，农民农户同资本主义农户之间的比例数是完全可以相比的。
我们把拥有微不足道的、只能给雇佣工人以副业收入的小块土地（经营不足2公顷，即将近2俄亩土地）的划为无产者农户。我们把拥有2公顷到20公顷土地的划为农民农户；这一类农户的家庭劳动超过雇佣劳动。最后是资本主义农户，这是较大的农户，其中雇佣劳动超过家庭劳动。
……
可见，不仅仅是小生产的处境比大生产糟。我们还可以看出，特别是农民农户的处境不但比资本主义农户糟，甚至比无产者农户的处境还要糟。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
无产者农户是在一小块微不足道的土地上耕作的，其实严格说来，还谈不上是什么“农户”。这类农户种地不过是一种副业，主要是在农业和工业中从事雇佣劳动。工业的影响一般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减少了对童工的使用。例如，据德国的统计，在工业中14岁以下的劳动者只占0.3%（比农业中的少
），16岁以下的只占8%。
在农民农户中，工业的影响最小，但同资本主义农业的竞争却最激烈。农民要是自己不拼命干，不强迫自己的子女加倍苦干，那就无法维持下去。贫困迫使农民靠自己的劳动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和技术的落后。既然农民的子女都干着非常繁重的活，那么不言而喻，农民的牲畜一定干得更重，喂得更差，总之，农民在经营的各个方面都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必须处处“节约”。
德国的统计表明，在资本主义大农户（拥有100公顷以及100公顷以上的土地）中，雇佣工人中的童工为数最多（占3.7%即将近占4%）。而在本户劳力中，农民使用儿童是最多的，约占5%。在大资本家雇用的临时工中童工的百分比达9%，在农民的本户临时工中童工的百分比竟达16.5%—24.4%！！
农民在农忙时苦于劳动力不足，但他只能雇少量的工人。因此他不得不尽量利用自己子女的劳动。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德国整个农业来说，童工在本户工人中的百分比比在雇佣工人中的百分比几乎高出一半。童工在本户工人中占4.4%，而在雇佣工人中则占3%。
农民不得不比雇佣工人更紧张地工作。经过千万次考察所肯定的这一事实，现在已经完全被这两个国家的统计材料所证实。资本主义必定要使农民受最深重的压迫，必定要使农民处于濒临死亡的境地。农民除了参加雇佣工人的阶级斗争，别无生路。但是，农民要懂得这个结论，还得经历漫长岁月，经历对骗人的资产阶级口号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列宁：《农民经济中的童工》（1913年6月8日〔21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299页。
直到最近，还没有充分注意农村中的妇女工作。过去一段时期表明，农村中的妇女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现在应该坚定不移地消除这个缺点。
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1930年4月3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页。
现在稍微谈谈妇女，谈谈女庄员。同志们，集体农庄中的妇女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轻视妇女，甚至讥笑妇女。可是，同志们，这是一个错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妇女占人口的一半。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运动已经把许多卓越的能干的妇女提拔起来担任领导职务。你们只要看一看这次大会，看一看大会的成员，就可以看出妇女早已由落后者上升为先进者了。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埋没这支力量就是犯罪。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推动集体农庄中的妇女前进，运用这支力量。
固然，苏维埃政权在不久以前和女庄员发生过一点小误会。是关于奶牛的问题。可是现在奶牛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于是误会也就消释了。（长时间鼓掌）我们已经做到使大多数庄员每户有一头奶牛。再过一两年，你们就找不到一个自己没有奶牛的庄员了。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定设法使我国所有的庄员每户有一头奶牛。（长时间鼓掌）
至于女庄员自己，她们应当记住集体农庄对于妇女的作用和意义，应当记住她们只有在集体农庄里面才有可能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没有集体农庄，就没有平等，在集体农庄里面，就有平等权利。请女庄员同志们记住这一点，请她们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集体农庄制度。（长时间鼓掌）
现在对于集体农庄中的男女共青团员说几句话。同志们，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青年应当接替我们老年人。青年应当举起我们的旗帜直到胜利的终点。农民中间有不少老年人背着旧包袱，带着旧习惯，怀念着旧生活。当然，他们不是时常都跟得上党，跟得上苏维埃政权的。我们的青年就不同了。他们没有背上旧包袱，所以他们最容易领会列宁的遗训。正因为青年最容易领会列宁的遗训，所以他们负有引导落后分子和动摇分子前进的使命。固然，青年缺乏知识。但是，知识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没有知识，明天就会有了。因此，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列宁主义。男女共青团员同志们！学习布尔什维主义，引导动摇分子前进吧！少说空话，多做工作，你们就一定会成功。（鼓掌）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2月19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325页。
现在不得不改为把庄员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的劳动组合。将来的公社是从发达的富裕的劳动组合中成长起来的。将来的农业公社是在劳动组合的田地上和养畜场中有了十分丰富的谷物、家畜、家禽、蔬菜和其他各种产品的时候，在劳动组合中附设有机械化洗衣坊、现代化厨房、食堂、面包厂等等的时候，在庄员看见从养畜场领取肉类和乳类比自己饲养奶牛和小家畜便宜的时候，在女庄员看见在公共食堂吃饭、向面包厂取面包、在公共洗衣坊洗衣比自己料理这些事情方便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将来的公社是在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发达的劳动组合的基础上，在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呢？当然不是很快的。但是一定会这样。如果人为地加速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那就是犯罪。那就会打乱一切而帮助我们的敌人。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应当随着全体庄员对这种转变的必要性的确信程度而逐步地进行。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3—334页。
[1]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从乡村……的劳动阶级”这句话。——编者注
[2]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编者注
[3]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编者注
[4] “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页注释。
[5] 马克思加了边注：“历史”。——编者注
[6] 马克思加了边注：“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编者注
[7] 指布·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观点。——编者注
[8] 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泰·蒙森《罗马史》1856年版第810页）。
[9] 威·托·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
[10] 威·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年伦敦版第64页，见本卷第364页脚注（1）。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5页注释。
[11] “它的〈劳动的〉自然价格……由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和舒适品构成。这个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气候和习惯，为维持工人并使他有可能抚养家庭，以保证市场上劳动供应不致减少所必需的。”（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第62页）劳动一词在这里错误地当做劳动力一词来使用。
[1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曾经使用“出卖劳动”、“劳动价格”这些概念。马克思后来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工人出卖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劳动力。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08—709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6页注释。
[13] “劳动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劳动负担”。——编者注
[14] 1833年英国议会曾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在棉纺织厂、毛纺织厂、亚麻纺织厂和丝织厂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
[15] 见本卷第426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16] 在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棉业危机期间，英国政府把爱德华·斯密斯医生派往兰开夏郡和柴郡等地，调查棉纺织业工人的健康状况。他报告说：撇开工人被赶出工厂环境不说，从卫生方面来看，危机还有其他许多益处。现在，工人的妻子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戈弗雷强心剂（一种鸦片）去毒害他们了。她们有时间学习烹调了。不幸的是，她们是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学到这种烹调术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为了自行增殖，是如何掠夺那种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的。这一危机还被用来在专门学校里教工人的女儿学缝纫。为了使那些为全世界纺纱的工人女儿学缝纫，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一次世界危机！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200页。——编者注
[18] “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三个每周工资为6—8先令的13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45先令的成年男子。”（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伦敦版第147页注）因为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用代替者。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编者注
[20] 在英国工厂内，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取到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页）。与这个重大的事实相反，人们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中竟然还看到，就贩卖儿童来说，身为父母的工人具有确实令人愤慨的、十足的奴隶贩子般的特征。可是，正如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伪善者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而在其他场合，他们把这种兽行名之日“劳动自由”。“儿童劳动被利用了……他们甚至仅仅为自己每天的面包而劳动。他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指导他们未来生活的教育，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年卡莱尔版第66页）
[21] 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1页。
[2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1页第31号。〔第四版注：贝特纳尔格林区的丝织业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弗·恩·〕
[2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53页第15号。
[2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II页第137号。
[2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Ⅲ页第415号。
[26] 妇女头饰业严格说来只指头饰物的制作，但它也制作女大衣和大披肩；而dressmakers[女时装工]则相当于德国的Putzmacherinnen。
[27]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 membra poetae）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l卷第4首中的一句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注释。
[28] 英国的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大多是在雇主的房屋里进行生产的，工人一部分是住在那里的常雇女工，一部分是住在外面的打短工的女工。
[29] 调查委员怀特视察了一个军服手工工场，该工场雇1000—1200人，几乎全部是女性，他又视察了一个有1300个工人的制鞋工场，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和少年，等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LVⅡ页第319号）。
[30] 例如，1864年2月26日，在户籍总署署长的一周死亡情况报告中有五起饿死事件。同一天，《泰晤士报》又报道了一起饿死事件。一周中有六个人成了饥饿的牺牲品！（注释中的注释：户籍总署署长是对主管英国户籍总署的官吏的称呼。该署的职权是主管英国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的整个系统，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1页注释）。
[3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Ⅱ页第406—409号；第84页第124号；第LXXⅢ页第441号；第68页第6号；第84页第126号；第78页第85号；第76页第69号。第LXXⅡ页第438号。
[32] “工场的租金看来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在首都把工作包给小雇主和家庭的旧制度维持得最久恢复得最早。”（《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3页第123号）后面这句话只是就制鞋业而言。
[33] 在手套业等行业中，工人的状况和需要救济的贫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
[3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3页第122号。
[35] 仅仅莱斯特一个地方，生产批发商品的制靴制鞋业，在1864年就已经使用了800台缝纫机。
[36]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4页第124号。
[37] 例如，伦敦皮姆利科的军服厂，伦敦德里的蒂利——亨德森衬衫厂，利默里克的一家使用近1200个“人手”的泰特公司服装厂就是这样。
[38] 见本卷，第542页。——编者注
[39] “向工厂制度过渡的趋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Ⅱ页）。“现在整个行业都处于过渡状态，并经历着花边业、织布业等已经历过的那种变化。”（《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Ⅱ页第405号）“一次完全的革命”（《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XLVI页第318号）。在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那个时期，织袜业还是手工操作。从1846年起，各种不同的机器被采用了，现在这些机器已用蒸汽推动。英国织袜业雇用的各种年龄（从三岁起）的男女工人总数，在1862年大约12万人。其中受到工厂法约束的，根据1862年2月11日的议会报告，只有4063人。（注释中的注释：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2月11日刊印）第9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1页注释。）
[40] 例如，关于陶器业，“格拉斯哥不列颠陶器厂”的柯克伦公司报告说：“为了维持我们的产量，我们现在广泛地使用机器，用非熟练工人去照管它们。每天都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比使用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3页）。“工厂法的作用是促进机器的进一步采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3、14页）。
[41] 例如，陶器业实行工厂法以后，用机动辘轳代替手摇辘轳的现象大大增加了。
[4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127页。
[43] 1866年下半年，伦敦有8万到9万工人失业，而同时期的工厂报告却说：“说需求总是恰好在必需的时候引起供给，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拿劳动来说，就不是这样，去年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81页）
[44] 当时的伯明翰市长〔现任（1883年）商业大臣。——弗·恩·〕约·张伯伦1875年1月14日在伯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45]
根据1861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781座城市有居民10960998人，而乡村和农村教区只有居民9105226人……在1851年的人口调查中列有580座城市，它们的人口同它们周围的农业地区的人口大致相等。可是，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地区的人口只增加50万人，而580座城市的人口却增加了1554067人。农村教区的人口增加6.5%，而城市人口增加17.3%。增长率的差额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的。人口增长总额中有
属于城市”（《人口调查》第3卷第11、12页）。
[4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47] “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当·斯密）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父看来，这甚至是上帝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货币论》第4卷第78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9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么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注释中的注释：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爱·吉·韦克菲尔德编，1835年伦敦版第l卷第195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8—949页注释）。
[48] 见本卷第309—312页。——编者注
[49] “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编者注
[50] 在经马克思审定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编者注
[51] 见本卷第453—492页。——编者注。双注释：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充满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将自己轧死。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3页注释。
[52] 以下直到“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本卷第97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53] 见本卷第405—406页。——编者注
[54] 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编者注
[55] 这句话用在英国比用在法国恰当得多；用在法国比用在荷兰恰当。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97—304页。——编者注
[57]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4页。
[58]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此外，它〈1861年的调查〉……还证明，在上述情况下，儿童由于母亲外出工作，无人照料和照顾不周而死亡，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也惊人地丧失了自然感情—她们通常对子女的死亡并不十分介意，有时甚至……直接设法弄死他们。”
[59]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第454页。
[60]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第454—462页。亨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
[61]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5、455、456页。
[62]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第456页。
[63] 在英国的农业区，和在工厂区一样，成年男工和女工的鸦片消费量也日益增加。“扩大鸦片剂的销路……已成为某些有胆量的批发商的主要目的。药商认为鸦片剂是最畅销的商品。”（《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第459页）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像小猴子”（《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第460页）。人们看到，印度和中国是怎样报复英国的。
[64] 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一个最高咨询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组成。它最初成立于13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17世纪以前，枢密院在治理国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到了18、19世纪，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仅保留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事务方面的申诉权。在现今的英国，它实际已没有任何意义。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920页注释。
[65]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7页。
[6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9页。这位工厂视察员以前是医生。
[67] 见本卷第429、435—436页。——编者注
[68] 见本卷第453—454页。——编者注
[69] 尤尔《工厂哲学》第18页。
[70] 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参看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40、141页。
[71] 英国的工厂立法把正文中提到的后一类工人明确地算做非工厂工人，排斥在工厂立法的作用范围以外；而议会发表的《报告》却也同样明确地不但把工程师、机械师等，而且把工厂管理人员、营业员、外勤人员、仓库管理员、包装工等，总而言之，把工厂主以外的一切人都列入工厂工人的范畴，这表明在统计上有意制造骗局，这一点在别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详细的证明。
[72] 尤尔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管理人员可以随意把”工人“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他还得意扬扬地叫嚷：“这样调换显然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注释中的注释：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2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6页注释）。他本应问问自己，为什么自动工厂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废除这个“老规矩”。
[73] 见本卷第322—337页。——编者注
[74] 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工厂工人破例地被资产者用来干最粗笨的活，如筑路等等。1862年及以后几年英国为失业的棉纺织工人设立的“国家工场”，和1848年法国的“国家工场”的区别在于：在后者，工人由国家出钱从事非生产劳动，在前者，工人则从事对资产者有利的城市生产劳动，同时使用这样的工人比使用正规工人更便宜，从而迫使他们和正规工人竞争。“棉纺织工人的身体，看起来无疑是变好了。我认为……就男工而论，这是在户外从事公共工程的结果。”（这里指的是在“普雷斯顿沼泽”干活的普雷斯顿的工厂工人。）（《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9页）。
[75] 例如：自从1844年的法律颁布以来，毛纺织厂就采用各种机械装置代替儿童劳动。当工厂主先生们使用的儿童必须上工厂的下手“学校”时，力学中这个几乎尚未开拓的领域马上就有了显著的发展。“自动走锭纺纱机也许是一种和其他任何一种机器同样危险的机器。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幼童身上，这是由于他们在纺机开动时爬到它下面去扫地造成的。许多看管走锭纺纱机的工人因这种过失而被<工厂视察员>控告，并被判罚款，但这样做并没有产生任何普遍的好处。如果机器制造者能发明一种自动扫地机，使这些幼童不需要再爬到机器下面去，那将是对我们的保护措施的值得庆幸的贡献。”（《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63页）。
[76] 因此，我们就可以来评价蒲鲁东的如下荒诞的看法：他不是把机器“构成”为劳动资料的综合，而是“构成”为为了工人自己而进行的局部劳动的综合。（注释中的注释：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l卷第624、626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0页注释）。
[77]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甚至一个很普通的乐观的自由贸易论者莫利纳里先生也指出“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15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概论》1846年巴黎版[第49页]）。（注释中的注释：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5页开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6页注释）。
[78]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6页（注释中的注释：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6页注释）。
[79] 见本卷第418页。——编者注
[80] 《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委员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后面可以看到，当“主人”感到他们的“活的”自动机有丧失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见本卷第661—665页。——编者注
[81] 见本卷第383—386页。——编者注
[82] 尤尔《工厂哲学》第15页。了解阿克莱生平的人，决不会把“高尚”这个字眼加到这位天才的理发师头上。在18世纪的所有大发明家中，他无疑是偷盗别人发明的最大的贼，是最卑鄙的家伙。
[83] 分权制是沙·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国家权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学说。这三种权力互相独立地发挥作用，互相保持平衡和监督。这一学说的目的是限制在法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专制制度的权力。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6—937页注释。
[84]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一切自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工厂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些工人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及以下几页。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6页注释。）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法院说的话”。一件事是1866年底在设菲尔德发生的。那里，一个工人同一家铁工厂订了两年合同。由于同工厂主吵了一次架，他离开了工厂，并表示决不再给这个工厂主干活了。结果他被控违反合同，判了两个月监禁。（要是工厂主违反合同，只能受民法制裁，只有罚款的危险。）两个月刑满出狱后，那个工厂主又要他按旧合同回厂工作。这个工人说不行，他违反合同已经受过处罚。工厂主又把他告了，法院又对他判刑，虽然其中一位法官希先生公开指责说，一个人为了同一过失或罪行，要一辈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处罚，这在法律上是荒谬的。作出这个判决的，不是“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4页。——编者注），不是地方上的道勃雷，而是伦敦的一个高等法院。〔第四版注：现在这种状况已不存在。现在在英国，除少数情况外（如公用煤气厂），工人违反合同和雇主一样只受民法的制裁。——弗·恩·〕第二件事是1863年11月底在威尔特郡发生的。韦斯特伯里这个地方的利奥韦呢绒工厂主哈鲁普雇用的约30名蒸汽织机女工举行了一次罢工，因为这个哈鲁普有一个称心的习惯，对早
[85] 晨迟到者要扣工资：迟到2分钟扣6便士，迟到3分钟扣1先令迟到10分钟扣1先邻便士。按每小时扣9先令算，一天就要扣4镑10先令，但是她们全年的平均工资每周从来没有超过10—12先令。哈鲁普还雇一个男孩吹上工哨。有时这个男孩在早晨6点以前就吹哨了，哨声一停，工人没有赶到，工厂就关上大门，门外的人都要罚款；因为厂里没有钟，不幸的工人都受哈鲁普指使的年轻报时员的操纵。举行“罢工”的工人，母亲们和少女们说，只要用钟来代替报时员，规定较合理的罚款，她们就愿意复工。哈鲁普以违反合同为理由把19个妇女和少女告到了治安法官那里。她们每人竟被判罚款6便士，讼费2先令6便士，旁听者都很愤怒。哈鲁普离开法院时，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嘘叫。——工厂主惯用的一种伎俩是，借口工人提供给工厂主的产品质量不好而通过扣工资来惩罚工人。1866年，这种方法引起了英国陶业区的总罢工。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63—1866）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工人做了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由于罚款规定竟成了自己尊贵的“主人”的债务人。最近的棉业危机也提供了很有教益的实例，说明工厂专制君主在扣工资方面是多么精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说：“不久前，我本人不得不对一个棉纺织厂主起诉，因为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从他雇用的某些‘少年’〈13岁以上的〉工人身上扣10便士，作为他只花6便士领来的医生的年龄证明书的费用，按法律规定只准扣3便士，按照习惯是根本不扣的……另有一个工厂主，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又不触犯法律，在医生证明替他做工的穷孩子适于纺纱时，向他们每人收一先令，作为学会纺纱技术和秘诀的学费。因此，存在着暗流，不了解这种暗流，就不能了解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发生的像罢工<指1863年6月达温的机器织布工人的一次罢工>这样的非常现象。”（《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0、51页）（工厂报告往往载有它的正式公布日期以后的事）。
[86] 甚至设菲尔德的锉刀业也雇用儿童！
[87]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第6页第55、56号；第7页第59、60号。
[8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114、115页，第6—7号。调查委员正确地指出，如果在其他地方是机器代替人，那么在这里的的确确是少年代替了机器。
[89] 见关于破布贸易的报告以及《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附录第196—208页的大量实例。
[9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XVI—XVⅢ页，第86—97号；第130—133页；第39—71号。还可参看《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48、56页。
[91]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29、31页。
[92]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页。
[93]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17页。关于英格兰的农业工人的营养状况，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页注释
[94]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13页。
[95] “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画，上面写着以下值得注意的字句：‘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1789年事变的不祥之兆……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1867年1月20日《雷诺新闻》）。
[96]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3—664页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