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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的充分实现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 [53] ，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非熟练工人的人数仍然极其有限。虽然工场手工业使特殊操作适应于它的活的劳动器官的年龄、体力和发育的不同程度，从而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但总的说来，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虽然手工业活动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工人仍用心良苦地把它保留下来。例如，我们看到，英国的学习时间定为七年的学徒法，直到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末期还完全有效，大工业才把它们废除。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我们的朋友尤尔叫喊说：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总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害。” [54]
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 [5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426页。
前面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像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地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地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 [56] 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在10万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9085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7047人）；24个区是10000人至11000人；39个区是11000人至12000人；48个区是12000人至13000人；22个区超过20000人；25个区超过21000人；17个区超过22000人；11个区超过23000人；在胡、伍尔弗汉普顿、阿什顿安德莱恩和普雷斯顿超过24000人；在诺丁汉、斯托克波特和布拉德福德超过25000人；在威斯贝奇是26001人；在曼彻斯特是26125人。 [57] 1861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虐待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 [58] 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 [59] 。但是，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因此，朱利安·汉特医生被派去就地研究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中。 [60] 在此以前人们认为，是疟疾和低洼的沼泽地区所特有的其他疾病使儿童大批死亡。但调查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把冬天是沼泽地夏天是贫瘠草地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谷物耕地，这是消灭疟疾的原因，但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 [61]
汉特医生在这些地区询问过70个开业医生，他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业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帮伙里一起劳动的已婚妇女，为了挣一些钱，被一个出租整个帮伙的叫做‘帮头’的人，交给租地农场主支配。这些帮伙往往到离本村许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妇女们穿着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时穿长裤，表面上很健壮有力，但由于放荡成性而败坏了，她们喜欢这种忙碌的独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 [62]
工厂区的各种现象在这里又重现了，而且暗地杀害儿童和让儿童服鸦片剂的现象比工厂区还要厉害。 [63]
英国枢密院 [64] 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了解工业中大量使用成年妇女所造成的恶果，所以每当我看到这种现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恶痛绝。” [65]
工厂视察员罗·贝克在一份官方报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妇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对于英国的工厂区来说，确实会是一件幸事。” [6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460页。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机器体系的构成。 [67] 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 [68] ，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态。
尤尔博士，这位自动工厂的平达，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
“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
这两种说法决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表现为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表现为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Autokrat]。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 [69]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 [70] ，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就分工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而言，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并不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 [71] 。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
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72] 。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所以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期间所实行的换班制度 [73] ，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 [74] 。在工厂里，单纯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器来代替 [75]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活十分简单，从事这种苦役的人员可以迅速地经常地更换。
虽然机器从技术上废弃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这种旧制度最初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做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生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生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 [76] 。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 [77]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 [78] 。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 [79] 。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六个月就可以教完，任何一个雇农六个月就可以学会。” [80]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 [81] 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 [82]
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 [83] ，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 [8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1—489页。 [85]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有毒物质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就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
（c）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伯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除雇用1万个妇女外，还雇用3万个儿童和少年，大多数都干着很重的活。他们在这里的有害健康的铸铜业、纽扣业、珐琅业、电镀业和油漆业中劳动 [86] 。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 [87] 。在订书业中也存在着这种过度劳动，这里的牺牲品主要是妇女、少女和儿童。在制绳业中，未成年的工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以及其他化工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 [88] 。一种最丢脸、最肮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加那利群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用于做肥料、床垫、再生呢绒，还当做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 [89] 。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砖瓦工场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过度劳动、繁重的和不适当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在英国，这种砖瓦工场只是间或采用新发明的机器（1866年）。从5月到9月，劳动是从早晨5点起到晚上8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4点起到晚上9点止。早晨5点至晚上7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儿童从6岁起，甚至从4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克斯利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英尺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黏土，并把它运到210英尺远的地方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练工人，又是一个工人小组的头〉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七个人的吃和住。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两个房间，个别的才有三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们劳累一天，浑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运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
所有这种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绍索菲尔兹的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 [90]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3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200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现在，无数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 [9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5页。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兰开夏郡和柴郡的贫穷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900格令碳素，180格令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300格令碳素，200格令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
。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600格令碳素和1330格令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被贫困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211格令，氮素是1295格令。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
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
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萨默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
[92]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 [93] 。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 [94] （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进行禁欲而不付给他的工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4—755页。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本身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来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现在，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目前，1867年3月底，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 [95] 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勒、米尔沃尔、格林尼治、德特福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勒）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一群饿坏了的人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像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五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并获得三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000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决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勒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27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3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想在困难时期有点依靠。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像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她已经19个星期被迫无事可干，以致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9—771页。
使用机器的另一后果，是把妇女和儿童驱入工厂。这样妇女就成了我们的社会生产的积极参加者。从前，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是在家庭范围内使用的。我不认为，妇女和儿童参加我们的社会生产是一件坏事。我以为，每个9岁以上的儿童应当有一部分时间来从事生产劳动；但是，迫使儿童在现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劳动，那是太骇人听闻了。
使用机器的又一后果，是完全改变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关系。从前，存在着富裕的雇主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工具的贫穷的工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人，他们还有可能对自己的雇主实行反抗。对于现代的工厂工人来说，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这种自由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成了资本的奴隶。
马克思：《卡·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记录》（1868年7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1页。
（4）请说明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5）招收童工（男童和女童）最低年龄是几岁？
……
（15）请说明工厂各个部门占用工作间的数目。谈谈你所从事的那段工序，不仅谈技术方面，而且还谈谈它所引起的肌肉和神经的紧张程度以及对工人健康的一般影响。
（16）请谈谈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面积大小（每个工人的活动空间），通风，温度，粉刷，厕所，一般的洁净程度，机器噪音，尘埃，湿度等等。
（17）政府或市政机构对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有没有某种监督？
（18）你所在的企业里有没有使工人患特殊疾病的特殊的有害因素？
……
（28）在你的工作场所有没有某种医疗服务？
（29）如果你在家中工作，请谈谈你的工作间的状况；你用的只是一些普通工具呢，还是也有小的机器？你是否利用你妻子和孩子们以及其他帮手（成年工或童工，男工或女工）的劳动？你是为私人主顾干活，还是为一个“企业主”干活？你同企业主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还是经过中间人？
……
（18）在你的行业中，男女工人的一般体力、智力和道德状况怎样？
马克思：《工人调查表》（1880年4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6页。
这里我们用不着把社会民主党要替工人争取的一切改善都说出来，这些改善在纲领上已经写上了，而且在《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书上也已经讲明白了。这里我们只要指出里面的几个最大的改善就够了。工作日每天不应该超过八小时。每星期应该有一天休息不做工。额外工作应该完全禁止，夜工也应该完全禁止。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应该念书不花钱，所以孩子不满十六岁就不准被雇去做工。妇女不应该在有损健康的生产部门中做工。做工受伤残废的时候，——譬如因为管脱谷机和风车等等而受伤残废的时候，——雇主应该赔工人钱。对一切雇佣工人应该总是每星期发一次工钱，而不应象对农村雇工那样，常常两三个月才发一次工钱。每星期按时领工资，并且领的必须是现钱而不是商品，这对工人是很重要的。雇主老是硬要工人领各种价钱很贵的坏商品来代替工钱；要消灭这种不合理现象，就一定要用法律来禁止用商品付工钱。还有，国家应该给年老工人养老金。工人干活供养所有富人阶级和整个国家，所以他们同官吏一样有权领养老金。为了使业主不敢滥用自己的地位去破坏有利于工人的条例，就应当选派视察员，他们不但应该视察各个工厂，而且也要视察大的地主田庄，视察所有雇工人的企业。这些视察员不应该是官吏，不应该由大臣或省长去派，不应该给警察办事。视察员应该由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来做；政府应该发薪水给工人自己自由选出来的代理人。这些选出来的工人代表还应该注意使工人的住房设备完善，使业主不敢逼迫工人住那种象狗窝似的房子或土窑（在农村干活的常常是这样的），必须遵守关于工人休息的条例。同时，不要忘记，在没有得到政治自由以前，在警察什么事都能管并且用不着对人民负责的时候，工人选出什么代表都没有用。谁都知道，现在不通过法庭警察就可以抓人，不但可以抓工人代表，还可以抓一切敢替大家说话、敢揭露违法行为和号召工人团结的工人。可是，我们有了政治自由，工人代表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3月），摘自《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