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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文本是研究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依据。人们在勘正马克思思想与观点的过程中，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是一个基本前提。要想真正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就应该回到他的作品中，在“那些由他直接负责发表的著作中去寻找”；尽管马克思的著述还没有完整出版，我们依旧可以“得出相关研究的某些线索和若干有关方法的告诫”
。因此，倘若要想寻找马克思的哲学，就要到他的所有作品中去寻找，因为“‘哲学著作’‘历史著作’或者‘经济著作’之间不必做任何分类”
，否则，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就无法全面而系统地呈现出来，马克思哲学本身的革命性也无法体现。故而，在理解马克思学说的过程中，人们不应该将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人为的、强制的分割，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
显而易见，文本不会自己说话。但是，回到文本可能意味着理解者是在“前理解”基础上对文本进行解读。文本和诠释者的理解虽然都为理解马克思提供了条件，但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最重要的是把握马克思“研究思想发展的主调”。这不仅是因为文本本身的缺陷和理解者的局限，也是因为“研究思想发展的主调和节奏要比研究单个的偶然的论断和孤立的格言更为重要”
。只有重现“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进程”，人们才能识别“哪些因素成为稳定的和‘永久的东西’”，即“那些使思想家成其为思想家的思想家自己的思想”。
换句话说，应该把握住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内核”，亦即使马克思成其为马克思的思想，把握住将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区别开来的那些根本内容、根本标识。那些将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费尔巴哈化”等的做法实际上将马克思学说纳入到了其他思想家的基地之中，这些做法忽视了马克思学说中稳定的因素和“永久的东西”，不仅使马克思丧失了成为思想家的机会，也根本谈不上“思想家自己的思想”。如此一来，马克思思想和学说的独特性、创新性和革命性被遮蔽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也无从谈起。
每一座思想高峰都耸立在不同的高原之上，“每座高原都可以从任意位置出发被阅读，而且也可以与任意其他的高原建立联系”
。在此情形之下，回到理论和思想的原初语境和历史环境是必要的。列宁曾经批评伊·费·阿尔曼德抓住《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对它进行无条件地运用，直到否定民族战争，列宁认为这种理解具有片面性和形式主义的特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阿尔曼德的例子实际上是误解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一个典型。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即便当马克思仍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
无视马克思做出结论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仅仅抓住论断本身，断章取义地为自己的思想服务，“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方式很容易使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偶然的论断。“哲学史不应该重复一个哲学家所说的，而应该说出一个哲学家有必要省略的东西，说出他没有说出却存在于他的言语之中的东西。”
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我们同样需要注意马克思没有说什么，以及他试图说些什么。
在谈到人们对马克思方法的本质的误解时，卢卡奇强调：“我们坚持马克思的学说，决不想偏离它、改进或改正它。这些论述的目的是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
在此意义上，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为了“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而不是“偏离它、改进或改正它”。尽管，卢卡奇透过黑格尔的目光去解读马克思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一种偏离、改进和改正。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当然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类似的问题，当抛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至少已经预设了存在一些误解，人们会思考这种重新解读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信的、科学的，其他人也可能会就这一问题进行再次思考与重新解读。不管怎样，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表明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理解或者重新理解是否正确、合理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至少，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在自己“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思考并审视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相关问题，这一问题亦会愈辩愈明。就此而言，“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问题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马克思的文本反映和塑造了当时的人们与周围生活世界的关系。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就是重新理解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就是要重新理解马克思所遭遇的时代，重新把握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