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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初，张景贤最早以“北运河考略”为题
公开发表以运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以来，运河研究持续是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在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学界更是掀起运河研究热潮，一大批运河研究机构随之产生，并涌现出大量与运河相关的研究论著。学界曾多次对百年来运河研究历程有过系统的总结。
与运河相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因此，我们着重介绍与本课题研究紧密相关的运河河工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运河研究，学界关注点侧重运河的开挖、疏浚、管理及交通、漕运诸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普及推广性的介绍和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系统研究运河的论著并不多见。其中，以史念海的研究最为突出。其著作《中国的运河》研究中国历代运河开挖、疏浚及整治史，对运河与区域水系变迁、城市发展等诸多问题提出颇具价值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运河史及相关研究逐渐受到重视。1957年，刘德岑对元、明两朝济州河、会通河、南阳新河、泇河的开凿与维持、运河水源管理、黄运关系等问题做了细致的梳理。
20世纪60年代初，朱偰利用正史、治河人员的奏疏文集、地方志和私人记载等史料，按朝代先后对中国古代运河史料依次编排，并附历代运河沿革地图六幅，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同时期，国外以日本学者星斌夫研究比较突出。其著作《大运河——中国的漕运》，以年代为序，介绍大运河及漕运从先秦至清代的发展。他将大运河看作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社会流动的重要媒介力。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大运河研究迎来热潮。欧阳洪的《京杭运河工程史考》出发点是为水运工程建设提供借鉴，对京杭运河的开挖及整治工程做了论述，尤其侧重介绍运河工程技术、工程管理等古代河工技术问题。
姚汉源的《京杭运河史》则系统而详细地叙述京杭运河从兴建到发展直至衰败的历史过程，内容涵盖元代以前各段运河以及元代以降京杭运河的开凿及经营状况，运河工程及漕运管理，河工管理制度以及历代治运人物及关于运河的论著，堪称一部研究运河的百科全书。
李治亭《中国漕运史》研究中国漕运的起源、开创及发展的盛衰演变史，对历代对运河的开凿、整治多有涉及。
进入21世纪，尤其是随着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大运河研究在新时代再次焕发生机，涌现出大量成果。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对中国历代运河的开凿与治理、运河与皇朝统治以及运河与区域社会等内容作了详尽研究。
为配合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谭徐明、王英华等对大运河各个河段的自然概况、历史沿革、关键工程与遗产构成做了详尽研究。
邹逸麟探讨先秦至民国年间中国运河开凿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分析运河河工开凿中的水源、沿线地貌高差、运河和天然河流交汇等技术问题。他强调应全面研究大运河的历史，并以此传授给后人，以显示历史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早在20世纪60年代，吴缉华探讨明代海运及运河的开展、黄运关系以及背后朝廷政治力量的纷争，指出明代存在三种漕粮转运的不同主张，修治运河以通河运，因循元代和明初海运作风以通海运，开胶莱河以通海运。这三种不同路线，导致明朝野形成三大对峙势力，导致明代后期漕运工作得不到妥善处理，消耗大量人力和财力。
朱玲玲论述宋礼、陈瑄、潘季驯等人治河事迹，并对明代黄运关系以及南阳新河、泇河的开凿做了研究。
何孝荣对永乐朝南北大运河的浚通及意义做了研究。
蔡泰彬系统探讨明代整治漕河的政策及实践，研究内容包括明代黄运关系、山东四大水柜的设置与整治、船闸建置与运道变迁，漕河管理组织及其演进等内容。
封越健围绕运河的水源、闸坝、堤防等内容展开研究，指出明代运河工程管理周密完备，达到很高水平，并为清代所继承。
有关清代大运河的研究成果多为学术论文。王永谦对清代大运河的维护和修治做了脉络性梳理。
陈麟辉等指出，清代中后期的政治腐败诱使各种潜伏危机的爆发。晚清经济发展以及交通运输进步，漕运被抛弃，运河最终淤废。
袁飞对清代3000余里运河河道以及这条漕运大动脉之下的微小运输水路网（支流湖塘）的河道走向及重要漕运交兑点做了研究。
明清时期，黄、运关系是运河河工研究的关键问题。邹逸麟就直言：“运河发展的历史与黄河变迁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张含英指出，明清治河有两大顾虑：一怕黄河改道使漕运中断；二怕黄河决口冲淤山东境内运河。这就决定了要维持黄河走“南道”的方针，决定了豫东及鲁苏北堤的防御，决定了江苏境内黄河是治理的重点。
钮仲勋指出，金元之前，黄运关系矛盾并不突出。元代开通京杭运河之后，黄运关系开始变得复杂，主要问题有：一是“借黄行运”；二是黄河决溢威胁山东运道安全。明代主要通过采取“引黄济运”“遏黄保运”和“避黄保运”的措施。清代沿袭明代措施，采取“避黄保运”开挖皂河、中河，最终除黄、淮、运交汇处外，黄运完全分开。
谢永刚指出，自北宋以至清代运河工程建设具有防御黄河淤沙的特点。
曹志敏指出，清代服务于漕运的治河思想，迫使黄河南行，加之蓄清敌黄等治黄战略，严重违背黄河河流的本性，严重弱化了黄河的治理效果。
谭徐明等对金代黄河改道南行至咸丰年间黄河改道600余年间的黄运关系做了研究，指出黄河水源以及北泛形成的耐牢坡河是运河水源的重要来源，黄河水道的环境变迁是泇河、中运河以及微山诸湖形成的主要动因。微山湖等运河水柜的产生，使运河最终摆脱了对黄河水源和水道的倚赖，换来运河200余年的畅通。
近年，描绘运河河道工程的地图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对象。李孝聪对黄、淮、运的河工舆图的科学价值做了研究。他指出明代绘制的单幅运河图传世并不多，清代独立成帙表现运河全程的舆图多起来，还出现了专以描绘运河某段水利工程的局部图和伴随官员奏折进呈的运河工程图。
席会东对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二十六年（1687）河道总督靳辅延聘画家周洽等人绘制的《运河图》做了研究。
王耀对散存于海内外的清代大运河地图进行系统调查、整理和研究。在探讨运河图的图幅特征、绘制背景的同时，对运河图呈现的运河河道水利状况，以及运河水利治理、运河管理体制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等相关史事做了研究。
姜莉莉等梳理了大量明清时期黄河、大运河水利地图，对地图的载体形式、表现形式和绘制特点进行剖析，探讨其在地理学、地图学、水利学方面的应用价值和研究价值。
关于山东运河工程的研究，学术界也取得丰硕成绩。邹逸麟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山东运河开凿的地理背景、开凿过程、闸坝设施、水柜设置、疏浚管理等内容进行研究。他指出，运河畅通在促进会通河沿线城镇商业繁荣的同时，也造成沿线环境的破坏。
汪孔田撰文探讨山东运河的开凿、通航过程，并对关键闸座的重要作用做了研究。
山东交通运输厅港航局编著的《山东运河航运史》探讨自古至今的山东运河航运发展演变史，其中中篇介绍元、明、清三朝的运河开凿、疏浚与维持，内容涉及河道开凿、闸坝设置、水源控制、运堤整治、泉源及水柜设置等内容。
汶水是山东段运河的关键水源。王元林等指出引汶济运虽保障了运河航道的畅通，但影响了汶河沿线的农业生产，加剧了汶河下游的洪涝灾害。
李德楠对明清京杭运河的引水方式做了研究，指出一切引水活动都为了“保漕”，很难兼顾国家运道与地方民生，给农业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高元杰指出，汶水是会通河的关键水源。在汶水上起主要引水作用的工程先后是堽城坝和戴村坝。堽城坝和戴村坝都经历了由沙土坝到石坝的演变，在这一演变中水沙的矛盾是其关键因素。
南旺水利枢纽是山东运道的关键工程。2008年3月至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南旺分水枢纽及龙王庙古建筑群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在分水枢纽的演进过程、分水原理、工程技术成就、古建筑群的特征、工程遗产构成及价值等问题上形成初步认识。
卢勇等指出，南旺分水枢纽主要包括引汶济运、导泉补源、设立水柜和置闸节流四个组成部分。引汶济运工程包括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分水以及配套工程等四个子系统。这些水利设施组成一个和谐的系统工程，保证了该段运河的水量稳定充足，实现了大运河500余年的正常通行。
明代万历后期开凿的泇河是继南阳新河之后又一避黄工程。李德楠对明代后期泇河的开凿及其对地方城镇发展带来的影响做了研究。他指出，泇河开凿过程中伴随着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博弈，导致国家新运道的确立与地方城镇徐州、台儿庄的兴衰更替。
程志对泇河的开凿背景、历程、历史功用、历史变迁以及对区域社会产生的影响。
为确保运道畅通，明清两朝将山东运河沿线湖泊设为水柜蓄水济运。邹逸麟对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上湖泊变迁的基本概貌做了论述，其中有篇幅对金元以后鲁西南平原的北五湖、南四湖的形成、变迁，及其与黄河的关系做了研究。
韩昭庆对南四湖演变过程及其背景进行了分析，指出四湖成因及演变过程有所不同。昭阳湖演变由大到小，而微山湖则相反，独山湖应运而生，南阳湖因下游淤塞而成。它们的演变与黄河泛滥、运河的改道及人工对运河的运作关系密切。
李凤荣指出，为保证漕运，政府对南旺湖实施不同程度的保护。咸丰黄河改道之后，运河淤废，南旺湖的水柜作用丧失，走向最终消亡的命运。
凌滟追踪南旺湖从永乐时的几个自然湖泊至万历年间被整合成为水柜的历程，指出水柜是在河臣的规划下逐步成型的，并以此名义排斥湖田，以最大程度保证运河水源。隆庆年间，为论证开凿南阳新河的合理性，河臣们又创造出“水壑”概念。水柜、水壑的术语是河臣的政治性创造，以“祖宗之法”的名义合法化其劳民伤财之举。
会通河板闸以北的卫河河道是山东北段重要的漕运要道，“惟赖卫河接济”。
钮仲勋指出，曹操开白沟，隋炀帝开永济渠，以及明清时期利用卫河漕运与灌溉等均与卫河的形成与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孟祥晓着力研究卫河史，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他将研究置于在明清漕运的大背景下，研究卫河河道变迁以及卫河在漕运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郑民德、李德楠对明清漳、卫两河交汇地点的变化以及对区域社会产生的影响做了研究。
陈隆文指出，京杭大运河在黄河以北的河段充分利用了卫河作为海河水系最南支的地理特点，并以之实现了黄河与海河水系的沟通。卫河在京杭大运河漕运体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明清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
卢勇等人研究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对该时期黄淮频发的水患问题从管理体系角度进行了分析。
贾国静对清代河政体制演变脉络做了分析，指出急剧动荡的政治局势与缓慢的社会变迁相比更能影响河政制度的命运。
在此基础上，贾国静撰文进一步指出，清代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并不仅仅局限于“治河即所以保漕”，还有将治河纳入建构政权合法性的战略考量。作为清代最具雄心的工程之一，河工不只是水利工程，更是关涉甚重的国家政治工程，彰显着清代政治文化传统。
席会东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馆藏清代河图为中心，研究河图绘制机制，河图在河政运作中的作用，以及河政管理体制变革。
江晓成梳理清前期河工体制的复杂变革，指出了管河分司的裁并归入管河道和将治河权责从工部转移到总河衙门的两大变革。
金诗灿对清代河道总督与以皇权、漕督、督抚等为中心的权力关系，河官的考成与选任，不同时期河政特点做了研究。他指出，清代河政治理体系呈现多重管理的特点。清中期河工治理的缺失就是忽视徐州以上黄河河段的治理。
清代河工实行以河道总督总其责的运作机制。关文发对河督沿革、置立河督的战略目标、河督体制及河督选任作了详实考述。
张轲风对清代河道总督一职设置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强调河道总督是清代河政实施的中心枢纽，也是清代治河行政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政府环节。频繁的制度变更状况说明清政府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即河道总督的设置面临着统筹全河与分区治理的两难。
江晓成指出，至康熙中晚期，河工治理由工部总其责转变为河督总其责，河道总督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河道总督权力的扩张，是清廷对河务技术特征认识深化的内在要求。
郑民德、曹金娜等也对河东河道总督、直隶河道总督建置沿革做了研究。
丁强对雍正朝河道总督嵇曾筠的河工实践以及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做了研究。
高元杰研究东河总督的裁撤过程，指出东河总督的裁撤并未对黄河治理产生大的影响，但其下属的运河厅汛体系的裁汰，造成运河无官修守，导致了航运和水利上的巨大损失。
通过研究与其他重要疆臣之间的利益纠葛来揭示河道总督的地位变迁是学术界开展研究的一大内容。王英华等人研究清代江南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两江总督及河东河道总督间的关系演变。
刘凤云研究两江总督由临时性地介入河务，到通过官僚制度的规定将责权确定下来的过程。
金诗灿对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之间的职权关系演变做了研究。他指出，雍正以降，地方督抚在河工中权力增大，甚至凌驾于河道总督之上。这种职权体制产生诸多河工弊病。
贾国静以靳辅治河为切入点，考察河工开展中皇帝、河督、内政大臣及地方疆吏之间的利益纷争与权力角逐，折射出鲜明的皇权政治文化特征。
江晓成以乾隆七年（1742）的江南河工为案例，考察河道总督、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等官员由于身份、立场以及对河工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持久争论，进而考察帝制晚期官僚政治运作的内在程序。
学界对河政下层的管河厅等机构的研究稍显薄弱。郑民德对明代主管天津至济宁段运河的北河工部郎中的职衔、职责以及建置沿革做了考察。
曹金娜对清初河工都水分司的设置沿革、更代状况、职掌以及裁撤等内容作了考察。
江晓成对朝廷外派的协理河道官员群体做了考察，指出协理河道官员虽非经制之官，因时因地而设，亦无定员，但他们作为总河的助手，在实际的河工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连才等人对清代水利兼衔的职官范围与层级、时空演进，以及兼水利衔官员的职责和运行机制做了探讨。
王瑞平指出，为防止河工舞弊、官员推诿以及为了解河工实情并紧急处置河务，皇帝往往派遣钦差督察河工。
河官贪腐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较早关注这个问题。在其所著《黄河变迁史》一书中，他将嘉庆以后的河工常项支出倍增的原因归结到治河部门的贪污腐化。
此后，学界延续这一思路，对清代河工经费做进一步细化研究。姚汉源对河工经费中的岁修、抢修及另案、专案各自数目做了估算，并着重介绍嘉庆以后河臣采取的各种贪污手段。王英华强调清中期后河工经费数额暴涨，与河官对经费的侵贪密切相关。王振忠、马俊亚、周魁一、倪玉平等人均就河务腐败的严重程度做了揭露。
卢勇利用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探究清代河工实践，指出治河活动演变为皇帝孤家寡人的国家任务，河道官员、沿河民众和运丁水手等形成利益集团，并为个人利益而裹挟和绑架了河工实践，使之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并随着铜瓦厢大决口而迅速崩溃。
在夫役征调上，清代历经了佥派到雇募的过程。尤其在雇募制度确定后，雇募夫役所需费用也日渐庞大。姚汉源、周魁一对清代河工夫役的管理、类型、数量做了简要论述。
李德楠对明清时期夫役的类型、规模、征派方式做了探讨。
吴欣则研究了明清时期延续性较强的闸夫、浅夫、泉夫、铺夫、纤夫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利弊、延承与变革，以及形成这些变化的原因。
凌滟从明代赋役制度演变出发，探讨河夫由佥派力役走向劳役折银的过程。同时，她对河夫劳役从一府均摊至省级财政内通融均摊的过程做了考察。
河兵是清代河工开展的一支中坚力量。戴龙辉指出，河兵的主要职责有巡察维护、积土办料、修防堵决、治运助漕、维护治安等五个方面。
清代江南苇荡营是一支专门从事芦苇采割、运输的部队，在提供治河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德楠从环境变迁视角出发研究江南苇荡营的兴废，探讨了苇荡营废立、芦苇产量增减、荡地盈缩与河道自然因素的关系。
郑民德对苇荡营的设置、功能、沿革以及荡地的分布等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21世纪初，陈桦将河工经费放在财政收支大背景下考察，指出河工经费的不断增长给清廷财政造成极大压力。除河官贪污外，他还注意到康熙中期以后物料、夫役价格的不断增长是导致河工经费暴涨的因素。
申学锋同样从财政角度分析清代财政的支出规模与结构演变，指出清前期非常重视河工修防，投资河工款项与日俱增，咸丰后伴随财政日益拮据，清政府河工费用日渐缩减成为财政支出政策的总体趋势。
岁修、抢修、另案及大工是清代河工经费的四项大宗支出项目。郑林华对雍正河工经费的收支管理做了研究。他估算雍正朝河工岁修经费约银81.12万两，另案大工40万—50万两，总计河工经费120万—130万两左右，占国库存银的1/30—1/20左右，未构成国家财政的负担。
潘威对清代黄河河工岁修制度的建立与执行做了研究，指出清代河工最大特色是对白银依赖性更大，以白银收买人工、物料等提高了治河工作的效率，但对白银的倚赖过深使得河务存在脆弱一面，一旦白银供给出现问题，劳动力和物料难以有效组织，造成河务难以开展。
郑永昌从掌管河工财政的河库道入手，研究南河地区河工经费的消长。
随着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推进，地丁银成为河工经费的最主要来源。潘威对清代山东河工河银定额化过程进行分析，指出地丁银逐步成为河工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潘威等人的另一篇论文指出，河工捐纳始于康熙末年，定型于乾隆年间。至嘉道时期，河工捐纳成为河务财政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逐渐由临时性措施转为常态化。
江晓成考察康熙朝永定河河工经费来源，除常规国家财政拨款之外，还有特殊官员群体的捐输、八旗及内务府免费劳役等经费筹集方式。他指出，清中期河工经费的剧增现象，与经费筹集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经费所占比重变化有关，背后反映的是河工经费统计口径的差异。
刘文远指出，嘉庆时期，南河河工经费浩繁。为解决经费问题，包世臣提出改革思想，清理苇营荡地以保障河工物料供给，召买海滨新淤土地以筹集治河经费，并先后得到推行，取得一定效果。
官员的惩罚性赔款也是河工经费的重要来源。裴丹青、包诗卿以乾隆五十七年（1792）河南黄河工程岁料帮价分赔案为例，对涉及高达135万两赔款银的追赔做了研究，指出清代前期所确立的财政体制，因缺乏变通而僵化，已无法在地方上正常执行和运转。
凌滟对运河赁基银的内容及变革做了研究。她指出，万历初年，总河召商民定居于运河堤上。随后，沿河二十州县对运河河堤上的房屋以及河堤之间的耕地征收赁基银，河道钱粮由此增收。至清代，征收赁基银的州县数目增多，并在地方赋税中有明确的位置。经历“摊丁入地”后，赁基地银消失，赁基房银依旧是田赋的一部分，并在罢漕之后继续存于地方财政名目之中。
晚清时期，外债开始成为河工经费的一项来源。张徐乐指出，光绪十三年（1887），为修堵黄河决口，清廷紧急向英国汇丰银行两次借款达200万两，反映出清廷对外债作用的认识逐渐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延伸。
许存健对清后期永定河治理经费做了研究。他指出，永定河大工、另案等临时性工程经费，道光前以藩库拨款为主，道光后期和咸丰时期主要依靠官员捐纳。同治、光绪时期，练饷局、筹赈局经费所占的比重升高。多种经费来源共同保障了永定河河工的进行，也体现出清代财政体制强大的适应能力。
饶明奇对清代河工经费的管理规章制度作了探讨，包括预算审核、工程审批权限、经费领取和使用经手人资格、工程验收、经费报销程序、办公经费支出限额、河工业务经费限额等方面的规定和罚则。
潘威等人对清代定额河工银制度做了研究，指出由于河工经费管理方式的变化，导致以定额为主要标志的河工银管理方式本身自嘉庆后期就产生了动摇。道光时期，河务已经成为清廷财政的最主要负担。定额河工银制度在道光时期已经丧失了制约河工开支过快升高的能力。
潘威等人另外一篇论文对晚清河银的筹支运作做了研究。他们指出，晚清时期，户部对各地财政逐渐失去控制与协调能力。河工财政与山东、河南地方财政体系对接完成，河务转为“在地化”。光绪前中期，黄河河工经费运作恢复了定额河银的管理方式。
购置充足河工物料是河工开展的必备前提。郑肇经《河工学》、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徐福龄《黄河埽工与堵口》从不同角度涉及河工用料问题。
李德楠就河工用料问题发表系列论文，讨论了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河工物料的采办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
高元杰从环境史研究角度考察清代河工物料征派问题，指出河工物料的征派对区域生态环境和民众生产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熊帝兵对清代河南河工物料征调加重百姓负担的问题做了研究。他指出，至清雍正年间，当秫秸变为河工正料，与民用产生了尖锐矛盾。
邵华对永定河河工物料征调做了研究，指出清中期以后，秫秸取代石料、芦苇，成为永定河河工正料。秸料征派带给地方社会诸多困扰。
综上所述，学界对黄、运河工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清代河工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入挖掘之处。第一，从研究内容上讲，现有的河工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及黄、淮、运交汇的南河地区，对山东运河河工的研究尚不足。而在山东运河河工的研究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河道工程变迁等问题，一些关键问题，诸如河工经费来源、管理运作机制，运河河政机制变革，管河道在河工财政运作中的关键作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第二，现有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多为正史、政书、文集、笔记等，这些史料在揭示历史细节上缺少系统性，多为笼统性、概括性的总结，在揭示河工经费筹集运作机制上较为欠缺，对第一手的档案重视不够，尤其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保存的清代档案利用较少。
因此，本书对清代山东运河河工变革进行研究，并与河政机制演变紧密联系，着重考察河工经费收支结构及运作机制，充分挖掘第一手档案材料，是将本书推向深入的突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