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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灭南宋实现南北统一以来，中国政治中心稳定于首都北京，一改隋、唐、宋三代首都坐西向东之形势，形成政治中心地处北方，经济中心地处南方的格局。为实现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建设一条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成为形势之必然。元代将隋唐大运河的航线拉直，航程缩短，自南向北将横亘东西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连接起来，充分发挥了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和文化的重要作用。明清两代继续充分利用京杭大运河，将其视作维系自身统治的经济命脉。
山东段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元、明、清三代高度重视的运河河段。同时，山东段运河也是京杭运河地势最高、科技含量最高的河段。为实现运河畅通，元、明、清三代在山东运河沿线疏浚河道，引汶水、泗水、卫水等水源入运，并疏浚泉源济运，将沿运湖泊设为水柜，确保山东段运河的畅通。在清代，“河工，国之大政”。
运河河工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河工经费调拨是否及时、充足，则是关乎治河成效的关键。从河工经费研究入手，对经费审核机制、河工物料调拨、官员薪酬、河兵粮饷诸问题重新审视，有助于将水利史、财政史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运河申遗的成功，在带动沿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运河学的研究。有学者强调指出，运河本体研究仍是运河研究的核心内容。
系统研究河政管理体制、夫役动员机制以及清廷在河工经费预算、筹支、审核的运作程序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运河申遗后，运河沿线的各地政府实施的运河旅游开发、遗产保护、运河复航等工程项目，以及各地的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