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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美恩怨二百年

《美国和古巴关系史纲》一书主要是通过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叙述,分析美国历任总统对古巴的政策及古巴独立后古巴历届政府与美国的关系的演变,力图勾画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与它隔海相望的近邻、一个小岛国古巴之间近二百年来恩恩怨怨关系的轮廓,有助于读者对美古关系的线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认识美古关系演变的原因和美国对古巴政策的本质,并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看法和结论。

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是阐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前美国与古巴的关系,第四章至第七章是阐述古巴革命胜利后至2021年年初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全书的重点是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古关系的部分。

美国和古巴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在历史上曾分别是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

美国的独立早于古巴。1620年11月,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帆船驶入美洲新英格兰地区的普利茅斯港。为了创立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公民自治社会,他们签订了一份重要的政治性契约——《五月花号公约》,从此奠定了美国的根基。18世纪中叶,13个英国殖民地逐渐形成,它们在英国的最高主权下有各自的政府和议会。1774年,来自13州的代表聚集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希望能与英国和平解决问题。然而英王却坚持殖民地必须无条件臣服于英王,并接受处分。1775年,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点燃战火,北美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组成“大陆军”,由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1861年4月至1865年4月,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北方工业资产阶级获得胜利。

1492年10月27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在第一次航行美洲时到达古巴岛东北部海岸。哥伦布到达古巴时,古巴岛上居住着约10万印第安人。随后,西班牙征服者对古巴岛上的印第安人进行了血腥的杀害,岛上的原始居民几乎完全被西班牙征服者屠杀。1511年,古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从16世纪初起,西班牙征服者就把非洲黑奴带到古巴。到16世纪末,输入古巴的黑奴人数大大增加。在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黑人奴隶劳动一直占主要地位。与此同时,黑人为自身的解放,后来又为古巴的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古巴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以矿业、畜牧业、蔗糖和烟草种植业为主的阶段。18世纪之后,古巴蔗糖业和烟草种植业迅速发展,到1840年古巴蔗糖出口达16.1万吨,跃居世界第一,全国糖厂增加到1200家,古巴被称为“世界糖罐”,逐渐成为以蔗糖业为主的单一经济国家。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殖民统治下的古巴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处在最上层的是以总督为首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以及拥有甘蔗种植园、大量土地和大牲口以及大型工场的富有奴隶主,还有奴隶贩子和进口商人,他们构成了强大的寡头统治集团。处在最底层的是濒于灭绝的印第安人和人数众多的黑奴。处在中间的是以土生白人即克里奥尔人为主的中小生产者,如小庄园主、烟草种植农、手工业者、零售商、收入较低的自由职业者等,其中也有一些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西班牙残暴的殖民统治使古巴社会内部矛盾加深,而美国的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的大革命、1790—1804年的海地革命和19世纪初拉美的独立战争对古巴的独立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古巴独立前的头一百年,美国几任总统和政府要员,都一直觊觎古巴,他们先后炮制出多种理论,如“熟果”论、“天定命运”论、地理宿命论和“门罗主义”等,想方设法企图吞并或购买古巴。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还“羽翼未丰”时,美国宁愿让古巴继续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也不让英国、法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霸占古巴。

古巴是西班牙殖民帝国最后的海外殖民地之一,为了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古巴人民在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先后进行了两次独立战争。1898年,正当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美国借口其停泊在哈瓦那的“缅因号”装甲舰被炸沉事件,向西班牙宣战,并发动美西战争,窃取了古巴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并趁机于1899年至1902年对古巴进行第一次军事占领。

正因为古巴人民曾长期为争取独立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才迫使美国不得不在1902年承认古巴的独立。但是,在古巴独立时,美国将屈辱的《普拉特修正案》作为附录强加到古巴宪法。《普拉特修正案》规定美国有权控制古巴的财政、金融,并有权干涉古巴的内政和古巴应为美国提供海军基地,这使古巴实际上处于美国的“被保护国”的地位,成为美国的附庸。

1902年5月20日,古巴共和国成立,亲美的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就任总统,美军撤离古巴。独立后,古巴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新殖民地共和国时期(1902—1958)。在半个多世纪里,美国不断扶植亲美的政府,打击有一定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的政府。1906年,古巴爆发了反对帕尔马政府的起义,美国趁机对古巴进行第二次军事占领,历时3年之久。此后,美国又于1912年、1917—1922年、1930—1933年对古巴进行多次武装干涉。

与此同时,美国资本大规模涌入古巴,加紧对古巴的经济扩张。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资本控制了古巴的经济命脉,美国控制了古巴蔗糖业的40%,铁路的50%,电力的90%,外贸的70%, 100%的镍矿和90%的铁矿,以及古巴的银行业、金融业及发电、电话、大部分的铁路运输、水泥、烟草和罐头等工业。

1933年,亲美的军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随后至1940年,巴蒂斯塔以陆军参谋长身份在幕后实际控制和操纵政府,成为美国在古巴的代理人。1940—1944年他成为民选的古巴总统上台执政。1952年3月10日,他又在美国支持下策动政变上台,实行亲美独裁统治。巴蒂斯塔对外积极投靠美国,对内残酷镇压人民,激化了古巴国内的矛盾,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怒和反抗。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者攻打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不少革命者牺牲,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等幸存者被捕入狱。攻打蒙卡达兵营成为反独裁武装斗争的开端。1955年5月15日,被大赦释放后,卡斯特罗等革命者成立“七·二六运动”组织,进一步开展斗争。同年7月,卡斯特罗等人流亡到墨西哥,为武装斗争做准备。1956年11月25日晚,卡斯特罗率领82名革命战士,乘坐“格拉玛”号游艇,驶离墨西哥,于12月2日在古巴奥连特省南岸红滩登陆。在同政府军激战后,卡斯特罗余部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1957年,在国内各种革命力量的配合下,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队伍逐渐壮大,取得节节胜利。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斗争中,古巴逐渐形成了三支有代表性的革命力量:一支是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七·二六运动”革命力量,另一支是人民社会党(原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组织,第三支是以大学生联合会为代表的学生运动。

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人民经过5年多艰苦的斗争,终于在1959年1月1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摆脱了亲美独裁统治,建立了革命政府,开始了古巴历史的新纪元。

1959年初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艾森豪威尔政府为维护美国在古巴的既得利益,于1月7日承认古巴革命政府。同年4月,卡斯特罗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避而不见,卡斯特罗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进行了会谈。随后,卡斯特罗领导古巴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等民主改革,触犯了美国垄断资本在古巴的利益。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威胁,艾森豪威尔总统先是削减和取消进口古巴蔗糖的份额、切断对古巴的原油等物资的供应、停止对古巴的一切援助,进而于1961年1月3日,宣布同古巴断交,古巴则不得不发展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1961年2月3日,刚就任总统不久的肯尼迪下令实施艾森豪威尔在任时批准的通过雇佣军武装入侵古巴的计划。4月17日,美国雇佣军1200多人在美国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在古巴吉隆滩登陆,入侵古巴。在卡斯特罗亲自指挥下,经过72小时的激战,古巴军民全歼入侵者,胜利地保卫了革命的成果。5月1日,卡斯特罗庄严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反帝斗争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古巴革命胜利后60多年来,美国总统先后换了12个,美国历任总统都对古巴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政治上,扶植反对派,搞各种颠覆、破坏活动,处心积虑阴谋杀害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经济上,对古巴实施封锁和制裁;军事上,美国组织雇佣军入侵失败后,继续不断实行军事威胁;外交上,美国千方百计企图孤立古巴;在意识形态方面,设立反古电台和电视台,进行“电波侵略”和颠覆性宣传攻势,企图通过“软实力”“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搞垮古巴革命政权。但是,古巴都没有被吓倒。

从艾森豪威尔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历届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有所不同和变化,如卡特总统任内,美古两国曾达成协议,在各自首都互设利益照管处;奥巴马总统第二任内,奥巴马承认以往美国对古政策的失败,决意开始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2015年7月20日,美古两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2016年3月,奥巴马还应邀访问古巴,成为古巴革命胜利后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访问古巴的美国在任总统。但是,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尤其是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将革命的古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企图扼杀古巴革命,迫使古巴低头就范。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古巴在政治上,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依托,在经济和军事上依靠苏联的经援和军援,古苏关系十分密切,但古巴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古巴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支柱,导致古巴经济陷入危机,古巴进入了“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此时,美国认为是搞垮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良机,便变本加厉地加大了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颠覆破坏。古巴在“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稳步推进改革开放,扩大国际合作,实现外交关系多元化,逐渐调整了包括对美政策在内的对外政策。

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主席和迪亚斯-卡内尔主席先后领导下,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种种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取得了节节胜利,社会主义的古巴依然屹立在西半球。

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本比较系统和完整阐述美古关系史的专著。随着中国和古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中国读者渴望了解古巴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古巴与美国关系的历史。

早在20多年前,笔者就想写一本美古关系史。1995年笔者曾与拉美所两位同事焦震衡和张文峰合写过《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受到好评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优秀成果奖。之后,笔者就一直为写此书做准备。

1964—1967年我在哈瓦那大学进修期间,在文学历史学院聆听时任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先后任副外长、外长和古巴全国人大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Ricardo Alarcón)开设的拉丁美洲现代史课。阿拉尔孔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作为古巴代表出席联大会议时,是如何与美国代表面对面作斗争的情景。后来他曾多次代表古巴政府与美国政府代表谈判移民等问题。我也曾聆听过时任古巴副外长佩莱格林·托拉斯·德拉鲁斯(Pelegrín Torras de la Luz)开设的“殖民主义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课程,托拉斯给我们讲述他在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会议时如何与美国代表辩论和斗争的经历。我还利用晚上时间,在哈瓦那大学外交系旁听古巴外交的课程。此外,在古巴留学期间,我无数次聆听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古巴领导人的演讲,我曾到古巴工业部见过格瓦拉,我曾经常到“美洲之家”参加与古巴和拉美各界人士的“咖啡—座谈会”,在古美关系紧张的时刻,我曾与哈瓦那大学的学生一起参加军事动员,到过古巴西部山区的军营挖过三个星期的战壕;我曾拿起步枪,在临海的公费生大楼站岗放哨……

1967年从古巴回国后,我先后在中联部拉美所、拉美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工作,我在工作期间以及出访美国和古巴时曾先后会见过不少美古关系问题的专家,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有: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古关系史专家菲·方纳(Fhilip S.Foner, 1910—1994)、1979—1982年曾任美国驻古巴利益照管处主任韦恩·史密斯(Wayne Smith)、美国著名拉美问题专家亚布拉罕·F.洛温撒尔(Abraham F.Lowenthal)、科勒·布莱齐尔(Cole Blasier),古巴著名历史学家何塞·坎东·纳瓦罗(José Navarro Cantón)、托马斯·迭斯·阿科斯塔(Tomás Diez Acosta)、古巴裔美国古巴问题专家卡梅洛·梅萨-拉戈(Carmelo Mesa-Lago)、豪尔赫· I.多明格斯(Jorge I.Dominguez),古巴古美关系专家拉斐尔·埃尔南德斯(Rafael Hernández)和卡洛斯·阿尔苏加赖(Carlos Alzugaray)等。我曾有幸到访美国国务院和古巴外交部,与美国主管拉美、古巴的官员和古巴主管美国的官员交谈两国分别对古或对美的政策,我获赠或购买了不少有关美古关系的书籍和资料。近年来,我又从网上下载了不少有关资料,所有这些都为我撰写美古关系史打下了基础。

在本人即将进入耄耋之年之际,下决心填补这个空白,把我多年的愿望变为行动。我放弃了许多假日和休息,夜以继日,期待此书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计划得到拉丁美洲研究所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推荐,副所长袁东振和《拉丁美洲研究》执行主编刘维广等同志对本书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陈岚博士在留学墨西哥时买了我急需的有关美古关系的参考书,并赠送给我,在此,特表示感谢。本书的立项和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的批准与支持,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的资助,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莱伊拉·埃尔南德斯先生,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了序。

最后,我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张林、特约编辑芮信,感谢他们为本书所付出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

本书付梓之际,中国和古巴建交已经61周年,本书是笔者对中古伟大友谊和对培养、教育过自己的古巴的回报和感谢,是对勤劳勇敢的古巴人民的一份敬意。

徐世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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