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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结构广义上包括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模式结构、贸易（内部/外部）区域结构等，狭义上仅指贸易商品结构。隐含污染（Embodied Pollution）指在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过程中直接和间接产生的污染排放总量，较好地量化了各种贸易活动背后所隐含的生产或服务过程中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本书从隐含污染视角出发，主要聚焦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商品及服务结构的优化问题，从行业部门层面对我国包括农业、工业及服务业部门在内的贸易结构合理性进行测度分析及优化调整研究。
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贸易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我国贸易的商品结构变迁、贸易隐含碳及隐含污染的测算研究以及贸易结构与隐含碳排放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国际贸易理论演进主要围绕贸易动因、贸易结构和贸易结果三大主要问题展开，而贸易动因是决定贸易结构的根本因素。古典贸易理论（Smith，1776；Ricardo，1817）认为由劳动生产率差异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形成贸易结构的基础；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了贸易结构（Heckscher & Ohlin，1933）；新贸易理论（Dixit & Stiglitz，1977；Krugman，1981）强调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形成动因是获得源于规模经济的内生性技术进步。
基于不同的贸易理论，国内外学者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有代表性的主要包括：Leontief（1953）、林毅夫（1999）、Romalis（2004）重点验证了要素禀赋对贸易结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Engelbrecht（1998）、Davis和Weinstein（2001）探讨了技术研发投入影响对外贸易结构的机理。Fidrmuc和Djablik（2003）、龚艳萍等（2005）、刘建丽（2009）考察了FDI与贸易结构调整间的动态关系，指出外资引入对我国各产业贸易竞争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出口贸易结构。马章良和顾国达（2011）、孙强和温焜（2016）等基于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协整关系及其相关性。江小涓（2007）、隋月红等（2008）分别考察了制度因素、参与全球分工程度等因素对贸易结构形成及变迁的影响。王培志、刘雯雯（2014）从技术附加值的角度重点讨论了贸易伙伴国本身的国内经济现状及其波动对我国高、中、低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刘玉莹（2016）以中国与东盟为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探讨了东盟国家专业化分工程度对我国贸易结构尤其是中间投入产品进口的重要影响。种照辉、覃成林（2017）还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网络结构及其形成因素进行了研究。兰天和海鹏（2017）、王小宁等（2017）、邵帅（2017）分别用CGE模型模拟分析和SYS-GMM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如环境税及环境技术研发补贴等手段对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还有些学者如舒燕和林龙新（2011）、卢兆丰和王道花（2015）、梁俊伟等（2015）分别从人力和物质资本等要素禀赋水平、比较优势、技术进步、服务业发展程度及需求水平、政府相关扶持政策以及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等角度探讨了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
围绕我国贸易商品结构的分布特点，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分类标准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有些学者或研究机构如OECD（1994）、Lall（2000）、傅朝阳和陈煜（2006）、杨汝岱等（2008）、郑展鹏（2010）、张群等（2016）等依据要素密集度将贸易商品归类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来考察贸易结构变迁，研究发现，传统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比重持续下降，人力资本密集型及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逐渐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中的主力军，整体上贸易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另一部分学者主要包括关志雄（2002）、Lall等（2006）、樊纲等（2006）、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苏振东等（2009）、施炳展和李坤望（2009）、魏浩和李晓庆（2015）等则从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分布的角度研究了贸易商品结构的分布特征，大多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出口结构中以中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比重最为突出且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有所改善；同样地，中高技术商品也是我国进口商品的主力军，中低技术商品的进口规模也呈扩大的趋势。
还有些学者结合低碳经济发展需要与贸易结构调整展开了一些研究。比如，欧阳强等（2010）、王玲莉（2012）、柯倩等（2015）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定性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特点及其调整对策，提出要从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上着手，推动低碳产业发展，从环境约束角度来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沈利生（2007）、陈霖和郑乐（2008）、高金田等（2011）、王栋（2013）等分别从内涵能源、隐含碳等角度探讨了贸易结构的调整，指出我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失衡是引起碳排放规模持续走高的重要原因。贸易结构亟须从一些高耗能、高污染排放且附加值较低的出口行业向低污染、技术含量较高且高附加值的行业转变，培育低耗能、低污染密集度行业的出口竞争优势。朱启荣等（2016）根据我国出口贸易的水足迹分析，从兼顾减少水资源消耗及污染、增加贸易利益的“双赢”角度提出了贸易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投入产出法是国内外学者对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研究的主要方法。Schaeffer、Machado和Worrell（2001）、Duarte和Sánchez-Chóliz（2004）、Chakraborty和Kakali Mukhopadhyay（2005）等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别对巴西、西班牙、印度等国的碳排放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巴西贸易中的隐含碳净排放显示为逆差状态；西班牙的隐含碳排放净流入较为明显；印度贸易中的隐含CO 2 、SO 2 、NO 2 等多种污染排放均表现为生态顺差状态，进出口贸易活动向其他国家净转移了一定规模的隐含污染排放。还有些学者如Ahmad（2003）、Andrew和Peters（2013）分别利用OECD 数据库与全球贸易分析（GTAP）数据库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基础上对多个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分析发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隐含污染净排放均显示为净流入状态，生产CO 2 排放量均明显高于消费CO 2 排放量。
对于中国总体层面和双边贸易层面隐含碳排放问题，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代表性的包括Pan（2008）、刘强等（2008）、齐晔等（2008）、魏本勇等（2009）、Lin和Sun（2010）、李小平等（2010）、马述忠和陈颖（2010）、傅京燕等（2011）、闫云凤等（2012）、刘祥霞（2015）、齐绍洲和张振源（2017）等，他们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大多结果表明中国是碳净出口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迅速，且在行业分布和国别流向上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除了碳排放指标，还有些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污染指标对我国的贸易隐含污染排放规模进行了测度研究。比如，沈利生等（2008）、张友国（2009）、倪红福等（2012）等估算了中国贸易增长对SO 2 排放的影响，结果同样显示伴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张，隐含SO 2 净流入的规模也十分可观。还有些学者如孙小羽等（2009）、彭水军等（2010）、傅京燕等（2011）、胡涛和庞军（2012）、商亮（2017）分别选取了SO 2 、氨氮化合物、工业粉尘、工业烟尘排放等污染指标进行了测算研究，也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研究结论。战岐林等（2015）、苏庆义（2015）等都采用WIOD数据库中的8种大气污染指标对我国出口贸易隐含污染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发现我国出口造成的隐含污染气体排放量增幅巨大。
在双边贸易层面，Ishikawa（2010）、蓝哲贤（2015）、谭娟和陈鸣（2015）都基于MRIO模型估算了中欧双边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均得出我国在与欧盟的双边贸易中成为隐含碳排放的净流入国。吴英娜和姚静（2012）、翟婷婷（2013）、许培源和王韬（2014）、李璐桐（2015）、潘安（2015）、彭雨舸（2016）、姚新月（2017）、金继红等（2018）等也分别对中美贸易、中澳贸易、中英贸易、中德贸易、中日贸易以及中印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或其他污染排放进行了测算及比较研究。潘安和魏龙（2015）、郑珍远等（2018）对我国与金砖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与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贸易活动带来的隐含碳净排放转移方向各不相同。在测算方法改进创新上，马晶梅和赵志国（2018）、张兵兵和李祎雯（2018）、潘安（2018）等学者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及新附加值贸易的新角度分别对中韩、中日以及中美双边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进行了重新测算，并对比了与传统的进出口统计方法测算的结构差异性。
在对贸易隐含碳或隐含碳排放的测度研究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对隐含碳排放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产生了兴趣，并主要采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分解分析法（LMDI）和结构分解分析法（SDA）两种方法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的角度分别量化考察了其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比如，王媛和魏本勇等（2011）、庞军和张浚哲（2014）、张根能等（2017）、庞军（2017）对我国贸易或中欧、中日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LMDI分解分析，结果大多证实了污染排放强度的技术效应分解结果为负，进出口贸易规模效应是引起隐含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结构效应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上表现有正有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李晨等（2018）采用LMDI方法对我国水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结构效应的分解结果为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的扩大。
另外一些学者如Peters（2007）、Guan（2008）、Yan和Yang（2010）、张友国（2010）、Xu Ming 等（2011）、倪红福和李善同等（2012）、杜运苏和张为付（2012）、独孤昌慧等（2015）、王保乾等（2018）等利用SDA分解方法分析了贸易隐含碳的影响因素。关于中国贸易隐含碳增长的SDA因素分解结果大多表明，大部分时期出口结构恶化导致隐含碳增加，即使少数时期结构效应是积极的，其对抑制隐含碳增长的作用也极其有限。闫云凤等（2013）、叶静（2014）、蓝哲贤（2015）、刘如宁（2016）等分别运用SDA分解法对中美、中欧、中日等双边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结果也大体类似。还有些学者如朱启荣（2010）、李国志等（2011）、胡剑波等（2017）等围绕我国贸易结构、贸易增长与隐含碳排放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贸易结构具有环境逆差、碳转移的特征。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关于贸易结构的研究大多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产品要素密集度或技术含量角度来测度量化中国贸易结构的演变特征；低碳视角下对贸易结构调整的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很少有研究通过构建基于隐含污染测算的贸易结构测度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国内外关于中国贸易隐含碳或隐含污染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方法也相对成熟，但大多侧重于隐含碳或隐含污染量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分解，很少重点深入地探讨如何从贸易结构优化角度抑制隐含碳排放净流入量的增长，甚至推动贸易隐含碳、隐含污染排放从净流入向净流出状态的转变。因此，从多种不同的污染指标入手，从减少隐含污染净排放规模、削减生态环境逆差的视角全面研究我国总体层面及双边贸易层面的商品及服务贸易结构问题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