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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作为价值观核心范畴的义利问题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理论学界对义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义利基本问题的研究
主要包括对义利概念的界定，对义利关系的分析归纳等，这是研究义利问题的逻辑起点和切入点。吕世荣在《义利观研究》中从人性善恶的角度反思了中国古代的义利概念和义利关系，根据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义利概念作了辨析，揭示了义与利的阶级性，以及义与利的对立统一关系等特点。王泽应在《义利关系的不同类型及其实质》中，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即内容范式、形式类型以及价值取向模式，考察了义与利的关系。在李培超的《义利论》和张国钧的《先义与后利——中国人的义利观》等著作中，都对义利的概念和关系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挖掘。
（二）关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各家各派“义利之辨”的追溯、梳理与对比，尤其对儒家的义利观作了更多的探讨。在吕世荣的《义利观研究》、张传开的《义利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之演变》及张国钧的《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先秦义利论及其现代意义》等著作中，都论及“义利之辨”的发展过程。
（三）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观的研究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之后，在理论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思想研究成为焦点，从而拓宽了义利问题研究的领域。徐培华的《市场经济的义利观——市场经济与义利思想》等著作和期刊论述了这一问题。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把义利问题、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研究等。
（四）关于西方义利思想研究以及中西方义利思想比较研究
对西方义利思想的研究主要追溯到古希腊以来各个时期道义论与功利论之间的辩难，以及两种观点的内涵和表现。例如，王泽应的《义利并重与义利统一——社会主义义利观研究》、李培超的《义利论》、张国钧的《先义后利——中国人的义利观》等概括梳理了西方的义利思想形成和发展进程。魏悦的《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中西方义利思想演进之比较研究》等多部著作考察了中西方义利思想形成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并对中西方义利思想的异同作了对比。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义利思想研究
这一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与马克思主义义利思想一脉相承的毛泽东的义利思想和邓小平的义利观的研究上。黄亮宜的《邓小平的义利观》、王泽应的《邓小平义利学探论》、苑秀丽的《论毛泽东、邓小平义利观与中国传统义利观之关系》、周志军的《变革与制约——毛泽东义利观的变迁及其与传统义利观的关系》等100多篇期刊文章，都把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与传统义利观相比较，并一致认为邓小平义利观是对毛泽东义利观的继承和创新。
从已有的文献检索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义利思想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少量的论著中的某一章或某一节。由于这一研究课题同社会意识形态联系紧密，所以它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容忽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义利思想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其价值不仅仅在于理论本身，同时，还在于其理论参照和理论导向的作用。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思想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基础之上的。
这些专著及文章主要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进行阐述：
第一，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义利思想研究贡献最大的是王泽应。王泽应在《义利并重与义利统一——社会主义义利观研究》一书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义利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它一方面不同于历史上把义利完全对峙起来的主张；另一方面区别于认为义利全然相等的观点。它既不同于资产阶级功利论的狭隘性，也不同于封建主义道义论的非功利性。王泽应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功利论与无产阶级革命道义论的有机统一，这种义利思想给人们指明了正确义利观的方向。在其《义利观与经济伦理》一书中，他首先对义利范畴的本质作了分析，然后对义利关系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考察，科学界定了义利之辨与义利观的联系，最后阐述了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着重指出义利观是经济伦理的核心和灵魂。
第二，龚长宇2007年出版了《义利选择与社会运行》这部著作，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学理论中包含着义利思想。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义利思想集中表现在物质利益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社会公平的永恒追求。
第三，吕世荣在《义利观研究》一书中，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义利概念和义利关系辨析，然后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入手，分析了“义”的阶级性和“利”的阶级性，并论证了义利对立实质上是利利对立，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反映，并指出公私关系的本质。
第四，黄亮宜在其《社会主义义利观——面向21世纪的价值选择》一书中，阐明了科学的义利观的形成只能以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为指导。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阐述了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整体价值和个体价值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人们全面认识和确立社会主义义利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希仁的《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罗国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探索》，安启念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魏英敏的《新伦理学教程》，王泽应、唐凯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王立东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十讲》等伦理学著作中，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义利思想进行了介绍与分析。
国外伦理学领域对义利问题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起源于古希腊的“道义论”和“功利论”这个理论线索。西方的“义利之辨”主要是以美德与幸福、群与己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大体上说，西方重视私利，轻视公德，尤其是西方历史上的功利主义（目的论）思想表现尤甚。纵观西方伦理发展史，其义利思想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希腊罗马时代的义利观，当时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是国家权利，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这个时期主要是以德性论为主，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二是中世纪神学的义利观，在当时欧洲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三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义利观，金钱至上和利己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义利观的基本特征。
在西方，几乎没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的专著，但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中有无“道德问题”成为西方学者普遍重视的焦点。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例如，伍德、米勒、艾伦、卢克斯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道德意识由经济基础决定，否定“义务”，甚至取消了“义务”，并且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不是道德伦理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事实。美国学者艾伦和英国学者卢克斯更是分别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功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这两本书中，论证了“马克思理论是非道德主义”的主张。然而，加拿大学者凯·尼尔森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力图指正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是非道德主义观点的认识，他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一书中，阐发了“道德社会学”的观点，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应该让道德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出场。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是反对正义，还是赞成正义；是非道德的，还是道德的，这个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引起了持久的论争。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自己的道德理论？如果有，那么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是纯粹的功利主义者，还是自然主义者，抑或是道德理想主义者？要想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义利思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关于如何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或正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未从根本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他们向我们昭示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解读视角，得出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解读结论。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探索，我们深刻地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蕴含着丰厚的经济利益与道德观念。虽然其解读结论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挖掘、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利益中正义理论的价值，这对马克思恩格斯义利学说的理论成分起到了补充、丰富和发展的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理论探索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