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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方历史来看，义利问题是中西方古代思想家所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都试图从理论上解决美德与利益、群己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为基础指导人们作出恰当的价值选择。义利关系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争辩焦点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其主要表现为“义利之辨”；而在西方历史上，则主要表现为功利论与道义论这两种不同伦理价值观的论争。
北宋哲学家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自先秦至近代，总体而言，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义利之辨”，即春秋战国时期、宋明时期和近代社会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了以儒家的“重义轻利”、墨家的“贵义尚利”、法家的“重利轻义”以及道家的“义利皆弃”为主的四种义利思想，其中尤以儒、墨两家为盛。宋明时期对义利问题的探索达到了新的深度，随后的理学把“义利之辨”进一步转化为“理欲之辨”，把“义”“利”关系扩展为“理”“欲”关系，提出了“明天理，灭人欲”
，这样就将义与利置于对峙的位置。在明末清初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开始萌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凸显，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社会，由于思想文化界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义利问题再次成为焦点问题。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传统义利思想积累了许多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价值导向。
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后再历经西欧、北美演变和发展的西方文化也有注重伦理道德研究的传统，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着功利与道义的辩理，并形成了西方社会所特有的伦理道德精神。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西方伦理思想，从古希腊时代起，就非常重视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等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并因此萌生和孕育着自己的义利学说，产生并发展出诸如快乐主义、幸福主义、功利主义与德性主义、义务主义等理论派别及思想体系。
通过对中国传统“义利之辨”和西方功利与道义之争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中西方历史上对义利问题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对义利关系价值取舍的争论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义利问题过去存在，现在也并不过时，所以，在当今中国，对义利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义利思想作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伦理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道德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的社会实践中，人们的价值观出现多元化的倾向，义利思想的精神主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人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开始重视物质利益，并肯定个人对正当利益的追求。虽然这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欲望被物欲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演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在人们功利意向日渐强化、个人利益得到不断张扬的同时，有些人呈现极端化的倾向，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由禁欲主义者变成功利主义者，甚至成为纵欲主义者。如何处理道德与利益及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必须面对的焦点问题。
对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概括历史，而是运用其义利思想对现实社会进行指导。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追求是以“利”字当头还是以“德”为先？这是始终困扰人们并引起人们争论不休的难题，更是几千年来中西方思想家们始终关注和研究的大课题。而在现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由此，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树立起科学的义利思想，是处理好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问题的关键。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经济中利益的动力作用，同时，还要抵制市场经济对人的精神的侵蚀，在马克思恩格斯义利思想的指导下，构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以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正确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