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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态移民只是把移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保护相联系，通过移民的方式，减轻或者消除生态环境的压力，使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换言之，就是将原本居住在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搬迁至别的地方定居并重建家园的人口迁移。而广义的生态移民除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保护的直接原因之外，还有由此而导致的其他原因，比如，贫困就是自然条件恶劣或者恶化的副产品，因此因为贫困的原因而进行的移民，也应该属于生态移民的范畴。
按照国家发改委《易地扶贫搬迁“十一五”规划》中对易地扶贫搬迁概念的界定，其与生态移民（ecomigration）的含义是相同的，以往更多地叫作生态移民，近年来更多地使用易地扶贫搬迁的概念。本书研究中始终将这两个概念作为同一概念使用。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概念看法不一、众说纷纭，鉴于地质灾害、洪涝灾害等自然灾害增多所导致的灾害移民，往往与长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密切相关，而因为贫困所导致的扶贫移民，同样与自然条件恶劣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使用广义的生态移民的概念，把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地质灾害移民、洪涝灾害移民以及原来意义上的扶贫移民等，统称为“生态移民”或者“易地扶贫搬迁”。
移民搬迁本质上是一种人口的迁移活动。移民是指那些由一个国家或地区，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移居地从事生计性经济活动的个人或者家庭。通常有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之分。移民更多地强调的是永久的居住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搬迁则是指撤离原来居住的所在地而另换居住地点。搬迁的同义词有迁徙、迁居、迁移、搬家等，这是搬迁的字面含义。人们通常把移民和搬迁这两个词汇放在一起使用，实际上指的就是国内人口的迁移，既包括近距离的迁移也包括远距离的迁移，但更多的是指近距离的迁移，比如由村上迁往镇上或者县城。再如，陕南移民搬迁，实际上就是指在陕南这一特定的区域内，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搬迁的范围主要限于区域之内。本书中，考虑到一些概念演变和历史的因素，移民搬迁与生态移民的概念也作为同一概念使用。
连片特困地区全称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随着我国扶贫开发的发展历程提出的一个特定的概念，是在贫困地区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更为具体化的概念。连片特困地区是指由于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原因，采用一般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连片特殊贫困地区。换句话说，就是指因为某一种或者某几种原因，导致的特别贫困的地区。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概念在2010年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上正式使用，之后，“加快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被重点强调。至此，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精准扶贫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十三五”规划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产业，是指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者系统。产业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十分复杂的概念，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属于三大产业，而工业又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煤气等的制造与供应业，这些虽然都叫作产业，但是外延并不相同。概括地说，产业就是使用相同的原材料、相同的工艺技术、在相同的价值链上生产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企业构成的整个集合。
产业发展也称为产业开发，在英语中，“发展”（development）与“开发”为同一概念。从产业发展的内涵来看，不仅指某一个别产业的发展，也包括区域内产业或国民经济整体产业的发展；既包括微观经济学意义上一家一户和个别企业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指国民经济总体三大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是衡量产业发展状况的最重要的标志。本书研究中的产业发展，重点探讨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移民安置后的产业发展状况和问题，因此称为后续产业发展。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人类对经济社会发展在认识层面上不断深化的成果。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就是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要考虑后代的需求。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一方面强调人类的资源并非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应该优先考虑人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好满足眼前需要和满足将来需要之间的关系，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既涉及经济方面，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般将可持续发展划分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运用和创新，全面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移民现象古已有之，因为生态环境变迁而发生过无数次的人口迁移现象，人们总是从环境恶劣的居住地搬迁到环境较好的适宜居住的地方，这种迁移可以看成是最早期的“生态移民”。游牧民族的迁徙，也可以看作一种短期的因为生态环境和资源枯竭等原因，而被迫进行的一种“生态移民”。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的出现，则始于近代。因为近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环境遭到了破坏，为了避免生态恶化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危害，改善生存的环境，提高生活的质量，人们所采取的一种自觉行动。 [1] 在这种环境下，“生态移民”以及与之近似的“环境难民”“环境移民”的概念才被逐步使用。
近代国外移民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第一个阶段。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国际上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学者对于这些移民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数学者偏重于从宏观上对移民的原因进行定性分析。19世纪末，美国学者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在《移民的规律》（ The Laws of Migration ）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十一条移民规律”，他认为移民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2] 在莱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的基础上，1938年，学者赫伯尔（N.Herberle）认为，促使人们离开迁出地的“推力”和吸引人们移入迁入地的“拉力”，导致了人口的迁移。20世纪60年代，李（E.S.Lee）总结了关于迁移量的“六条规律”和关于迁移者特征的“七条规律”。随着推力—拉力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唐纳德·博格（Donald J.Bogue）提出了系统的“推力—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 [3] 该理论具体分析了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的构成要素和分类，博格认为，移民的形成原因是多样的，具体可以归结为内部消极因素构成的“推力”和外部积极因素构成的“拉力”，移民现象是这两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构成内部的“推力”的因素，诸如迁出地人口的增长、生存环境的恶化、收入偏低和较少的就业机会、政治压力等因素，这些因素是迫使移民迁移的内部动因；构成外部的“拉力”的因素，诸如迁入地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以及政治自由等因素，是吸引移民迁移的外部原因。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论，主要研究国际之间的移民问题，但他的理论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移民现象，也有同样的适用性。“推力—拉力”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对迁移的原因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即“推力”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即“拉力”，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且分析了这两种力对迁移者的影响，因此选择用“推力—拉力”理论，来解释我国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移民的原因，也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二个阶段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世界范围内规模较大的移民热潮，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西方的一些学者，由此展开了对战后移民问题的研究。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研究相比较，国外移民理论在第二个阶段，更加注重从个人的角度去分析移民的动因，比如对个人和家庭迁移的决策进行研究 [4] 、迁移规模和效益的研究等。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学派，将移民理论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需要指出的是，战后人类的生产生活行为，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引发了自然环境的一些突发性灾难和不可逆转的后果，如南极上空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两极冰川消融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环太平洋台风现象的增加、核电站泄漏事故等，又形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引发了洪涝、干旱、荒漠化、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环境污染等次生自然灾害，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导致了大量生态移民的出现。因此，全球范围内逐步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人口迁移现象，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和关注。 [5]
关于生态移民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的考尔斯提出的，并且他把群落迁移的概念导入到生态学领域。 [6] 1974年，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环境难民”的概念。1984年，在伦敦国际环境和发展学院的简报中，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1985年埃及学者阿萨姆·埃尔哈纳威（El-Hinnawi）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中，也使用了“环境难民”的概念，之后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斯维因（Swain）在1996年使用了“环境移民”（Environmental migration）一词 [7] ，他认为相比“环境难民”的提法，“环境移民”更为确切和具有针对性。随后杜思（Doos）也肯定了环境因素在人口迁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8] 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学者们在研究中普遍把“环境移民”和“生态移民”作为同等概念加以使用。
国外学者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生态移民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视角，对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进行了研究，影响较大的有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鲍尔（Kenneth Bauer）关于青海玉树生态移民的研究 [9] ，加拿大生态学家富礼正（Marc Foggin）探讨了青海长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和社区发展问题 [10]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的凯瑟琳·莫顿（Katherine Morton）研究了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的影响及其对区域安全的影响问题。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过程中，也注意到其搬迁的主体多为少数民族，并提醒我国应该注意生态移民问题的复杂性，不能单纯地只从经济角度考虑生态移民问题。 [11]
国内关于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是在生态移民实践的基础上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宁夏西海固地区率先进行了生态移民的探索，实践的发展对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要求，国内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移民问题。1993年，任耀武等学者在研究中首次使用了“生态移民”这一概念。 [12] 之后，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的空间分布、统计属性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于移民与城市化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研究。20世纪90年代，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污染和对环境的破坏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2000年春天，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发生的强沙尘暴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使生态移民的理念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共鸣，这一概念逐渐被学者们所认可。在这之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学者们也开始注意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相应地对生态移民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2002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退耕还林条例》中，首次使用“生态移民”这一概念。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针对生态移民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近年来，国内生态移民及其后续产业的发展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1）生态移民的概念。在1993年，任耀武等学者首次使用了“生态移民”这一概念之后，围绕生态移民概念的含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李东分析比较了生态移民的不同定义，指出了人们对于生态移民这一概念在认识上不够统一的问题。 [13] 包智明把生态移民定义为：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他强调不论是原因还是目的，只要与生态环境直接相关的迁移活动，都可以称为生态移民。 [14] 同时，他还对生态移民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类别上的划分。葛根高娃和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行为，其实质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调整问题。 [15] 李宁和龚世俊则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生态移民进行了定义，将其看作保持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对平衡的要求，同时也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主动调整其自身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自觉行为。 [16] 桑敏兰认为，生态移民与国外提出的环境移民的概念，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17] 皮海峰 [18] 、池永明 [19] 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移民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目前，关于生态移民的概念仍然在深入探讨中。
（2）生态移民的分类。在对生态移民类别的研究上，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移民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划分的依据不同形式也就不同。从政府主导的角度，可划分为自发性与政府主导性生态移民；从迁移决定权的角度，可划分为自愿与非自愿生态移民；从迁移社区特征的角度，可划分为整体迁移与部分迁移生态移民；从移后主导产业特征的角度，可划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的生态移民等不同的类型。 [20]
皮海峰、张力威等学者，根据生态移民的不同目的及其在中国的不同实践，将生态移民细分为保护三江源头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为目的的生态移民；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以治理风沙为目的的生态移民；为社会发展需要建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为目的的生态移民；为减少自然灾害为目的的生态移民；以扶贫为目的的生态移民；为保护稀有动植物进行的生态移民等。 [21] 苍铭依据谋生手段的不同，把生态移民划分为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移民，具体包括农业型移民、农工相结合型移民和直接城市化移民；依据移民搬迁空间距离的不同，可以将移民划分为长距离移民和短距离移民等。 [22]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徐江等学者很早就关注了“环境移民”的问题。他认为，因为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为的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等原因，造成了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化，这是环境移民产生的根源，并且区分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环境移民，进而做出了概念的界定。他认为，环境灾害移民是由地震、洪涝、干旱、滑坡等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环境生态移民是由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退化引起的移民；环境污染移民则是由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等原因引起的移民。 [23]
（3）生态移民的理论基础。孙永珍和高春雨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的理论支撑，应该包括生态贫困理论、区位论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和社会适应理论等。 [24] 王玉冰、马永杰指出，生态移民理论的基础，有人口迁移理论、可持续发展、生态恢复、生态经济、扶贫理论的支持。 [25] 盖志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也是生态移民的理论基础。 [26] 总之，研究者普遍认为，生态移民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多方面的。
（4）生态移民的影响因素。池永明认为，在实施生态移民政策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资金的投入、迁入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移民的管理机制等，都会对生态移民的效果产生影响，应该引起注意。 [27] 侯东民强调了移民社会保障对生态移民的稳定作用，同时建议国家应该积极实施财政补偿方面的相关政策。 [28] 张志辽 [29] ，周建等 [30] 等人分别从政策导向、资金约束、资源整合、法律因素、民族因素和制度保障因素等方面，对影响生态移民的诸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同一时期理论界更多的文章，则是就生态移民过程中遇到的某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5）不同区域生态移民的状况。我国生态移民最早基本上都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率先实施的，相关的研究也是如此，有的学者对移民问题还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如桑敏兰对宁夏生态移民状况的分析 [31] ，周华坤、赵宏利等对三江源地区移民问题进行的探讨，阿布力孜·玉素甫、 [32] 梅花、达古拉等对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状况进行的分析，张丽君、吴俊瑶对阿拉善牧区生态移民的研究 [33] ，梁福庆、谭国太等对三峡库区移民问题的研究，都是具有影响力的生态移民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结合了移民地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且针对移民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此外，葛根高娃和乌云巴图 [34] 、侯东民、苏大学等还对生态移民的战略意义、必要性与可行性，也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6）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生态移民。对于生态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学者们也进行了探索。方兵结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针对西部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现实情况，从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方面进行研究，并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认为目前大规模移民的条件已经成熟。 [35] 刘学敏主要从移民效果方面，强调生态移民对于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的重大意义，认为通过生态移民，可以恢复生态脆弱的生态环境；改善农牧民的生存条件；优化移民迁入地的产业结构。 [36] 在大部分学者对生态移民效果正面肯定的同时，也有少数学者对生态移民的复杂性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关注，认为生态移民涉及面广，不宜草率行事。 [37] 甚至担心实施生态移民的有效性，认为生态移民政策只能是解决贫困问题的辅助性措施。 [38]
（7）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生态移民。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施，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因此，学者们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生态移民，特别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张丽超、皮海峰认为，生态移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重大。生态移民是解决农村生态问题的主要途径，对于改善农村的环境、整治村容村貌、使用好农村有限的资源、减少土地的浪费和水质的污染、改善民居条件以及倡导移民群众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9] 王红艳主要分析了宁夏生态移民区面临的新问题，包括在扶贫目标规划上缺乏科学的论证、用水矛盾突出、贫困发生反弹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跳不出传统农业思维的框框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措施。 [40] 刘学敏根据对鄂尔多斯的调查认为，由于把生态脆弱区的人口迁移出去，迁出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同时，还需要把禁牧和在迁入区舍饲圈养结合起来，以此来改善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因为移民在搬迁以后提高了农用地的利用效率，对移民迁入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也使新型农村牧区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41]
（8）脱贫攻坚视角下的生态移民。2006年，国家发改委在颁布的《异地扶贫搬迁“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异地扶贫搬迁就是生态移民，把异地扶贫搬迁和生态移民看作同一个概念。尽管学术界使用“异地扶贫搬迁”这一概念发表的相关论文还不够多，但就其涉及的内容来看，也是将“异地扶贫搬迁”与“生态移民”作为同一个概念来使用的。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十二五”规划的实施，脱贫攻坚的步伐明显加快。与此同时，生态移民更多地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联系，逐渐成为实现精准脱贫的方式之一，也成为实现脱贫“六个一批”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是以减贫为目的而进行的搬迁活动，因而突出强调了移民的减贫功能。通过把居住地生态环境恶劣的贫困人口，迁往宜居人居的地区，在新的环境下和新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经济系统的重建。 [42] 通过人口迁移和人口的再分布，有助于改变地区的强约束状态，是一种打破空间约束，突破资源投入约束，实现地区或个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方法。 [43]
相对于生态移民的概念、类别的划分、移民的理论基础和不同区域生态移民状况等问题的研究，在对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一是专门研究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的学术成果数量还相对较少，经知网查询发现，除了针对三江源移民和三峡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研究的文章较多以外，其他有关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成果少之又少；二是在已有生态移民研究的文献中，虽然有些文章也有涉及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内容，但是，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比较零碎，内容也比较单薄。总体看来，围绕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概念及其意义。关于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概念，虽然学术界已经普遍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并未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基本上都是将其作为一个模糊概念而使用的，默认后续产业就是移民迁入到移民安置地之后所从事的产业，而不论这种产业是何种产业，与移民安置地区域的主导产业是何种关系。对于移民个人或者家庭来讲，后续产业实际上就是家庭生计或者谋生的手段。张梦尧、冯雪红通过对藏族地区生态移民的研究，指出生计和后续产业是生态移民研究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计问题解决了，移民就能够稳得住，后续产业则是移民搬迁以后规模化、产业化的生计方式，产业发展的好坏和移民是否“能致富”以及能否可持续发展有关。 [44] 马生林认为，生态移民的现实生存和长远发展两者都很重要。只有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发展后续产业，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45]
（2）关于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影响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陶少华对渝东南民族地区各生态移民区域的调查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渠道狭窄、可供选择和适合地区实际的产业较少，这些因素是影响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此外，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和资金的缺乏，也会影响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 [46] 侯茂章、周璟通过对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的调研，指出在当地的自然条件、劳动力素质、土地资源、资金和产业基础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影响了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 [47]
（3）关于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模式。刘晓平从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的角度，总结了三江源地区移民应该重点发展的三种产业模式，即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业和高原特色加工业。 [48] 侯茂章等在湖南省一些国家级贫困县进行调研，对相关案例进行研究，根据移民地不同产业发展主体的不同组合，将后续产业发展模式概括为“合作社+农户”“专业协会+农户”“合作社+能人/大户+农户”“能人/大户+农户”“公司+农户（家庭农场）”“公司+合作社/协会+农户”“公司+基地/产业园+农户”“公司+基地/产业园+合作社/专业协会+农户”“公司+基地/产业园+科研院所+合作社/专业协会+农户”“能人/大户+农户以及农户（自主创业）”共11种模式。其中，最核心的还是“企业+农户”的模式。 [49]
（4）关于当前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朱芙蓉认为，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缺乏超前规划、产业扶持手段相对较为单一、缺乏具有一定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等问题。 [50] 李胜连、张丽颖、黄立军等指出，移民搬迁到安置区之后，由于土地资源锐减和养殖场所受限，部分移民群众不得不面对“无田可种、无畜可养”的尴尬局面。宁夏的生态移民安置区大多为新建区或者处在城镇周边的较为偏远的地区，当地的市场发育程度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加上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动力缺乏，这些都限制了移民安置区后续产业的发展空间。 [51]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移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从理论指导意义方面，对我国生态移民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和国外学术界对生态移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相比，国内对生态移民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反映在研究的层次、内容、视角以及方法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如下：
虽然研究内容方面的文章不少，但就事论事的文章较多，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对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移民研究的深度、广度也还不够，缺少对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尤其是缺少对生态移民与后续产业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这一点，在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大部分文章都属于工作调研或者报刊宣传，而对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以及后续产业发展的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还不多。
从研究方法上看，目前大多数学者对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文献分析和统计调研的方法，虽然部分成果也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但基本上还是以定性分析为主，总体来看，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较少。生态移民作为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面比较广，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原理和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生态移民及其后续产业发展问题，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仅限于大量的定性分析，就会因为缺乏实证的支持，研究的结果可能缺乏说服力。所以，在生态移民及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方法上，应该重视和加强定量分析，适当地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对生态移民效果及影响的系统评估和研究，也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当前，国内生态移民的实践很多，但对移民搬迁任务完成之后的效果问题，缺乏系统的跟踪调查，对移民搬迁所造成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也比较缺乏。
研究者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普遍，而在特定区域内采取参与观察、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对生态移民及其后续产业发展持续跟踪的深度调研。还应该看到，对生态移民效果的评估，现在各地都在进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对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从哪些方面评价更为科学合理，这也是今后生态移民研究的重点问题。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相当多的研究仍然集中在移民的安置也即“移得出”的问题上，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比较多，而对“留得住、能致富、不反弹”的问题，研究相对较少，而这一问题对生态移民来说则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关系到生态移民的成败。少数移民工程由于没有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未能解决好后续产业发展的问题，不仅使移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影响，而且给当地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因此，本书试图从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着重研究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问题，以期提出适合连片特困地区实际情况的后续产业发展的途径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