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国内学者在2016—2018年间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上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在于有学者尝试提出了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新思路，而跨学科研究也丰富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体系的认知。2016年，邹兆辰在《关于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考》中探讨了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话语体系。 [37] 2017年是《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创刊30周年，该刊第2期曾组织专题文章予以纪念。其中，于沛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中的有益内容等。 [38] 这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主张在当前学界无疑是一声响亮的号召。同年，乔治忠在《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中提出，建设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史学理论体系首先应从辨明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开始，至于史学理论的内容结构则应当由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三大部分构成。 [39] 同时，瞿林东在《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中指出，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就是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宏观上，要逐步形成符合历史特点和历史进程之清晰的脉络和整体性框架；微观上，要对一些史学术语、概念、范畴作细致的分析和谨慎的抉择。在两相结合的基础上，或许可以摸索出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的学科体系建设之路。 [40] 到2018年，李振宏又提出了构建中国历史哲学的设想。他在《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中指出，“中国历史哲学”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考察，其主要任务则是要建构中国历史的过程体系，要建构一部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形态的中国历史，而其研究的理论范畴则包括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中国社会矛盾、中国文化精神及文化属性、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等等。 [41] 上述研究对于构建中国史学理论体系无疑有启示意义。
在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成果相对较少。有代表性的如张顺洪的《世界历史学的意义》，该文指出“世界历史”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二是避免任何形式的“中心论”；三是要努力克服阶级和民族的局限性，坚持科学性。 [42] 庞卓恒对“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关系的争辩的梳理也富有价值，他认为“辩证统一说”“相互补充说”等解释都难以令人信服，就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发现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关系——即经济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科学规律。 [43] 而赵华飞、马彦涛则针对学界有关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的优点在于以“现实的历史”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为基本原则。 [44] 包大为通过考察封建所有权及其历史嬗变，指出封建所有权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生是私有制发展和生产力累计的必然结果，而“蛮族入侵”或“礼崩乐坏”不过是近代政治哲学抽象的历史想象。 [45]
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要比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成果更为突出，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独辟蹊径，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是受后现代思潮的潜移默化影响，很多学者转而将历史认识论作为深耕领域。如杨耕的《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就主张从历史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历史观，明确提出历史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该书以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现代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为理论背景，认为应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基础，在深化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强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统一。
如果说杨耕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深化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必要性作了论证，那赵轶峰、于沛等人的研究可谓历史学视角下的主张。赵轶峰《“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肯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基本成绩，同时指出史学理论要推进，就要直接面对当代世界范围史学理论的高水平前沿问题，而这类问题主要在于历史认识论、知识论层面，历史学永远需要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保持警觉。 [46] 这是从世界史学理论发展趋势的角度所提出的主张。2018年2月，《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公共阐释与历史阐释”，于沛、朱孝远、吕一民、李宏图、孟钟捷等人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对历史阐释问题的见解。于沛的《阐释学与历史阐释》较具代表性，他赞成张江所提出的“公共阐释论”与“强制阐释论”，主张以之为参考构建当代中国的历史阐释学。 [47] 所谓历史阐释，实际还是突出历史认识论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在《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从历史认识的阐释性谈起》（《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中，于沛认为历史流动地存在于人们永不间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历史研究是在认识论的范畴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的，历史认识是具有阐释性的认识，而对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离不开历史的阐释。这种研究可谓是解释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宋德孝在《历史唯物主义对解释学“历史主义困境”的破解》中针对美国学者詹明信的“解释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做了点评，认为它能超越历史文本与历史本身存在的历史主义困境，但是否可以避免主观主义史学倾向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48] 这种认识和评断也同样适用于对历史阐释的认识。
此外，彭卫对历史学的实践性的考察也富有价值。他曾结合中西史学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运用中西尤其是西方史学材料，回答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也即历史学的实践性问题。他相信，历史学的“致用”不是将历史简单地与今天比附，也不是将历史知识作为应付当下的实用工具；历史学的实践性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是对“历史经验”的关注；而历史学的实践性存在一个有效范围，即历史学的实践性必然集中表现为对人类智慧的提升方面而不是其他。 [49]
有关中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例如，由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2016年由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对于探索中国史的撰述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该书用一百个专题叙述了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为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全书开创了以专题式的综合体叙述中国历史的先例，以历史普及化的方式传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被陈其泰先生誉为“史学大众化的成功探索” [50] 。
又如，由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总主编，全国180余位学者参与撰写的《中国大通史》（14卷23册）2018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该书力图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吸收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以新的理念和撰史方式来展现中国历史的多样性的统一。全书在中国社会历史理论和中国通史理论的探索上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如强调要正视历史多重合力的作用，在肯定经济基础是决定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的前提下，对精神文化等其他因素予以极大关注；承认历史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认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但历史的无数具体事件和过程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书中大量论述和分析了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民族信仰、生活方式、重要人物意志等问题；历史分期上不再采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避免以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而依据生产力形态演进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史前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三大阶段，而农耕社会又以周秦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为界限划分为四个阶段，采取一种较大跨度的模糊分期，各卷分期则以中国历史时序即朝代划分为准；民族问题上也力避汉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中国大通史》的撰著无论在思想、体例、内容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学人尝试创新中国通史编撰体系以揭示中国历史独特发展道路的努力。
史前社会以及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是近年学界研究的热点。如何艺培将唯物史观与定量考古学相关理论相结合分析整理了齐家文化的考古资料，指出齐家文化时期社会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开始由农耕文化向混合的农牧文化转变，社会私有制已经确立，可能是我国最早的阶级与最初的国家的产生期。 [51] 张碧波则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探究中华早期文明模式，认为从女王模式、黄帝王国的战争模式、良渚文化的玉琮模式及唐尧王国的部落联盟转型模式等例证可以看出，中华文明早熟性主要表现在酋邦—国家提前产生、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是借助政治权力来实现的、政治结构由血缘宗族所维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出现等。 [52]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面，仍有一些学者保持了社会形态论研究的兴趣。如关于殷商社会形态问题，孙永岷认为五帝、夏、商时期中国并非奴隶制社会。 [53] 李峰则是从国家类型的角度考察西周史，主张将西周国家表述为“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 [54] 同时，李秀莲通过考察金代女真国家文明，认定它孕育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阶段，而奴隶社会则不适宜概括金初社会，女真社会实现了由高级部落联盟向专制国家的社会形态的大跨越。 [55]
围绕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来也涌现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主要以吴怀祺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为代表。全书共16卷，纵向论述了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历程，横向上则又将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历史思维论、历史盛衰论、经史关系论等中国史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独立成卷，专门论述，以横通与纵通相结合的方式表现出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研究。吴怀祺所撰《总论卷》，在总结各卷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全貌、成绩及发展趋势、走向与特点等作出了论述，讨论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在当代史学理论上的贡献，瞻望历史学的前景，思考未来中国史学发展走向。主要论述的内容包括史家修史的主体意识与修史理论、史学二重性与史书的编纂、四部文化与史学的关系、博学传统与史学思想、历史学的属性与功能、民族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史学等。
近年来还有大量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的著述，限于篇幅，这里只重点介绍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李红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概说》（《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作者认为，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主题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它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以“史论结合”为基本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而其价值则在于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李育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近代中外条约研究》视角也比较独特，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近代中外条约所涉主要问题的指导意义。 [56] 谢辉元的《社会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观念的递嬗》（《人文杂志》2018年第5期）则梳理了中国学人在历史主体论、动力论、过程论、规律论等方面扬弃进化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历程，有助于理解民国时期中国学人历史观念的局部变动。在人物研究方面，关于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闻天、吴玉章、何干之、翦伯赞、华岗、嵇文甫、吴泽、吴晗、刘大年、黎澍等的史学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挖掘的重点，研究成果众多。 [57] 关于今人，习近平史学观的研究是近年来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习近平的历史观、传统文化观、党史观、历史人物评价论、历史教育观、历史借鉴观等方面的内容。 [58]
同时，还有一些挖掘唯物史观方法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成果。如李红岩将“从社会性质出发”视作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指出真正科学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现历史”，恰恰在于他们运用了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这样的研究方法，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是历史根据论。 [59] 这种认识富有见地，抓住了唯物史观的整体社会史视野。陈其泰和乔治忠则分别从阶级分析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谈了如何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 [60] 张艳国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肯定了唯物史观所倡导的人民立场和求实精神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指导意义。而对于唯物史观所内含的普遍性的方法论原则，刘云将其概括为现实逻辑框架论、历史辩证分析论、历史动力推进论、历史主体创造论和历史标准评价论。 [61]
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金冲及在访谈中提出撰写领袖人物传记应把握三原则：力求真实；力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对传主存在的一些弱点和失误，要有分析，特别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解释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使人理解，而不能简单地回避问题或苛求于前人。 [62] 宋学勤则尝试在讨论历史人物过错评析的基础上，从方法论的角度厘析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标准，以此来探寻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乱象之源、厘清中共领袖人物评价的真象之本。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