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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中国学者围绕唯物史观理论的研究沿袭了新世纪以来的实证风格，文本研究和概念史研究是其中的两大亮点，也是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而由此产生的学术争鸣更是反映了唯物史观研究的活跃状态。以下主要从唯物史观形成、发展史的研究和唯物史观内涵及其基本原理的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近年来，有关唯物史观形成与发展史的研究中，富有特色的研究热点是，以某一经典文献为中心，考察它在唯物史观产生和发展历程上的作用。比较典型的有聂锦芳、黄建都等人合著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该套从书被誉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专门探究马克思本人著述及其思想最集中、最系统和篇幅最大的研究成果”，“是继黄枬森、庄福龄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后，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其特色在注重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开展研究，涉及《巴黎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历史学笔记》等众多文献的再研究。如关于《历史学笔记》，丛书12卷——王莅的《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就以马克思晚年的两部笔记为研究对象，围绕笔记有关资本主义史前史研究的12个问题展开，力图突破以往学界有关两部笔记的“思想补遗”的解读范式，肯定笔记中的思想代表了晚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构想。另外，张一兵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也是唯物史观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作由张一兵、孙伯鍨、唐正东等南京大学学人的相关论文集成，以文本研究和范畴研究为主要特色，其中三、四、五卷集中探讨了马克思诸多哲学、经济学著作所内含的哲学思想，对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评价。该著的出版无疑有助于了解当前学界在唯物史观研究上的现状，并展现出南大学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鲜明特色。
除了上述丛书外，还有许多独立研究成果。如在《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的研究上，李百玲指出，《历史学笔记》作为马克思晚年历史研究的代表作，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入阐发、世界史观的集中表述，以及对民族国家形成史、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系统推进。 [1] 而林锋的《“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及〈资本论〉的关系》一文的观点则类似于上述王莅的认识，不过其批评的重点则是放弃《资本论》写作说。 [2]
又如，围绕《资本论》中所蕴含的唯物史观的研究是一个为众多学者关注的论题。孙承权的《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紧紧围绕《资本论》的创作、立场、方法与史观等内容展开，旨在阐明《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现代社会内在本质及其规律。石建水认为《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建构中的“重要理论环节” [3] ，周露平也认为《资本论》的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建构与推进是协同演进的。 [4] 唐正东则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阐明的是资本逻辑这种具体问题分析层面的内在矛盾观，而这与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所阐明的历史观层面的内在矛盾观不同。 [5] 李西祥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价值评价更高，他认为学界以往对《资本论》中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而实际上，马克思在其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人的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以及辩证的唯物史观，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性质是哲学的。 [6]
除《资本论》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著作中唯物史观的研究也很多。尤其需要提到的是王为全主编、现代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丛书”，以及艾四林总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两者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间集中出版，涉及《资本论》《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等著作的分析与解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李成旺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路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对康德哲学等西方传统哲学的系统研究，从多个维度诠释和再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路径与逻辑。此外，李亚丽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 [7] ，吴宏政、费东佐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研究 [8] ，等等，都值得注意。这些研究多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对于推进唯物史观理论文献的解读有一定价值。
在关于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史的整体研究上，着力联系中国实际，突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特色，是一个重要研究趋向。一方面，相关著作注意沟通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朱荣英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与汪信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与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注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体历程上进行考察，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和实践的结合。例如，金邦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吴元梁总主编，徐素华、欧阳英、孙伟平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6、7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作了梳理。此外，郝立新、陈世珍著《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梳理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走过的100多年的发展历程，甚至还联系到中国实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上述研究考察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际上也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历程的总结与回顾。
在唯物史观传播的阶段性研究中，近年来成果有所减少，但也不乏有价值的成果问世。例如，向汉庆的《社会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关系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考察了社会进化论与唯物史观传播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铺垫、借鉴和超越的关系。王雪楠则梳理了1918—1923年间中国知识界对唯物史观中“物质”与“人心”（即经济因素与人类意志）之矛盾的不同认识，问题意识突出，揭示出中国学人唯物史观早期解读所具有的中国特色。 [9] 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唯物史观认知近年来也受到学界关注。例如，李天华、郭广迪指出，在1927—1937年间，有不少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出版或发表的经济学文献中仍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他们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大体上也是正确的，有人还对唯物史观持基本肯定态度。 [10] 尹媛萍则以吴恩裕青年学生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为考察对象，侧面揭示了学院派知识分子与中国人译介、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这一历史过程之间的关联。 [11]
有关为唯物史观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张闻天、李达、艾思奇、杨献珍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有代表性的如，安雅琴通过考察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接受史，指出石川祯浩的“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的不恰当。 [12] 澳洲学者尼克·奈特的《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汪信砚、周可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也是值得关注的著作，作者分析了李达主要哲学著译的内容，阐述了李达哲学探索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不仅开创了国外学术界系统研究李达生平和思想的先例，还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或变种的谬见，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
2016—2018年间，学界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国外学者之唯物史观阐释的研究。黄瑞祺的《欧美历史唯物主义新论》（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以柯亨、埃尔斯特、哈贝马斯为对象，考察和比较了欧美学者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与发展。吴苑华的《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于英美学者理论的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版）梳理和分析了活跃在英美地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五种思潮在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的主张及其个性化的内容。李清崑的《唯物史观与哲学史：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则探讨了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贡献以及普氏对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贡献。此外，卢卡奇、拉法格、阿尔都塞、E.P.汤普森，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英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围绕麦金泰尔、莱尔因、库诺夫、康吉莱姆、望月清司等学者，也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
21世纪以来，在所谓“回到马克思”的思潮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唯物史观的生成语境入手，探讨唯物史观的具体内涵，这使得人们有关唯物史观的概念认识不断趋向丰富。首先就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而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1999年）中更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正式提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这种认识在21世纪以来也不乏支持者。尤其是近年来，围绕《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史观理念的研究非常热门，据此，有学者重提“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以前者描述建构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以后者描述社会历史普遍规律的历史发展理论。李广平、郭元元就鲜明地主张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以资本为主体结构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规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 [13] 胡刘、刘晓薇虽然没有直接提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但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基于“资本批判”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形态，其用意也与此相近。 [14] 实际上，关于狭义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有些类似于传统所谓政治经济学（针对资本主义）与广义政治经济学（针对前资本主义）的区分，虽然这在理论上不能算是完全的原创，但确实拓宽了人们的认识视角。对于上述观点，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赵家祥就撰写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及其唯物史观》（《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一文进行回应，认为任何生产都是生产一般和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的统一，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属性。
其次，关于“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区分问题。张奎良2011年曾在《哲学研究》上撰文《关于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辨析》，主张两个概念在时间、背景、初衷、内涵和运用上都应作出一定分辨，认为唯物史观主要阐发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晚期，其基本问题是观念和物质实践的关系，它与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密切相关，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著作则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中期，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其基本问题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对此，舒远招在2016年发表了商榷文章《略论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与张奎良教授商榷》 [15] ，认为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两个只具有表面上的区别而实质上同一的概念，不应过分夸大两者的区别而人为地造成理论分歧。王莅也撰文对“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背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两者提出时间不同，但是同义语，是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对“唯心史观”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变革时提出的两个概念。不过，它们都不适于命名马克思叙述历史的话语体系，“马克思历史理论”概念更加适合。 [16] 2018年，隽鸿飞、周丽再度发声，仍然主张将“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乃至“马克思历史观”相区分，强调只有把这些概念纳入到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和把握，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 [17]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劳动唯物主义”概念。宫敬才在《论马克思的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指出，通行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表述有缺陷，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量理论内容没有得到展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命名为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18] 这种认识是劳动观念抑或实践观点影响不断增强的结果。
当然，也有学者坚持以往的“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唯物史观理解。如李弦、王让新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与“世界观”的统一》就坚持认为，唯物史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们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两种表述方式，不存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19]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视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辩证法，是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理论的一大贡献。这种认识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具有其内在科学性与合理性，在21世纪以来的今天仍然为许多学者所坚持。李弦等的观点就是其中代表。不过，如何处理这种旧有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唯物主义、劳动唯物主义、狭义唯物主义等概念间的关系，则是考验中国研究者智慧的一个重要命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在唯物史观概念和内涵的研究上，坚持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认识不能算是守旧，反而可以看作是守正，但也不能止步于此，学术研究还应当创新，劳动唯物主义等概念的提出与受到学界的关注，补充和深化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无疑是富有价值的创新。
实践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阐释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众多学者所提倡，所以针对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有学者强调要从实践角度进行认识。例如，安启念在《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及其史学价值》中指出，“劳动生产实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把劳动实践活动作为历史的基础，在唯物主义前提下深刻揭示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可以科学地回答人的创造性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的相互关系这一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 [20] 这突出强调了劳动生产实践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刘晨晔、王特的研究比较有特色，他们在肯定实践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对实践的内容作了富有新意的划分。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确认了人的三大基本生存实践：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为核心的劳动谋生实践，以人自身的生产活动为核心的生理延生实践，以自主自由活动为核心的休闲乐生实践。 [21] 侯继迎、倪志安的研究则拿“实践”和“生产力”作对比，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是“实践”，而不是“生产力”。 [22]
由于“实践”这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主要以“劳动”的形式存在，所以一些研究者也从“劳动”的角度认识唯物史观的起点问题。如王卫华就曾从“物化劳动”的角度考察唯物史观的理论始基，他认为旧史观虽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有某些合理性，但是都未能找到决定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物化劳动，由此陷入理论困境；要克服困境，我们必须回到唯物史观，并坚决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23] 袁杰在《论物质劳动、精神劳动与两种历史观的关联》中也指出，与旧史观把精神劳动作为历史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劳动的科学考察，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而劳动概念不断变化的内涵，将是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生长点。 [24]
人本观念的渗透也对唯物史观逻辑起点的认知有重要影响。“现实的个人”的说法就是典型代表。如刘宗碧就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是“现实的个人”理论的提出，而不是其他。 [25] 也有学者强调唯物史观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如王让新、李弦著《“现实的人”的理论跃迁：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解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就强调要突破“人学空场”的思维定势，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理论研究实现了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此外，陶富源、陶庭马的《马克思学说现实人本主题论》（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内涵做了考察。
这方面的成果众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如于金富提出了“东方史观”的主张。他认为，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论述了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固有特征与特殊的发展规律，并强调要科学地阐明亚洲及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规律，构建唯物史观的崭新形态——“东方史观”。两年后，于金富又将研究聚焦于互联网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认为互联网技术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性转变，还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推动了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走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26] 又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李何春尝试从所有制的角度解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本质和内涵，并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代表原始所有制，确切地说是土地公有制。作者希望以历史—逻辑的方法理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但就结论而言似乎并没有得出太大新意。 [27] 这些研究多聚焦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形态理论的概念辨析或再阐释。2018年，相关研究则聚焦于社会形态理论的生成和再阐释。如王丽丽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空间转向，从以英国为“样本”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对东方社会农村公社的研究。 [28] 徐浩就马克思有关西欧封建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内涵、适用范围及其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富有深度。 [29] 刘建军则尝试对“五大社会形态”进行了再阐释，认为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长跨度的、第一层级的大尺度社会形态，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第二层级、小尺度的社会形态，第一层级的两个形态内部还包含着一系列第二层级的社会形态。 [30]
此外，围绕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世界历史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关于阶级斗争，张夺、罗理章认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科学内涵的揭示，经历了由哲学逻辑出场，到人道主义本质呈现，再到唯物史观真正发现，最终到政治经济学科学论证的提升和转换。 [31] 刘雨、石镇平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它虽不是主要矛盾，但仍然存在，表现为腐败与反腐败、公有制为主体和私有化的斗争等，对此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 [32] 而在生产力、生产关系问题的考察上，胡钧著《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汇集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世界历史，王彩凤等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来源，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吴英的《重释唯物史观》（《理论与史学》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文则针对唯物史观有关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阶级斗争等诸多基本原理进行了重新解读，见解独到。杨耕的《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也是从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发展对马克思历史观基本观点进行重新解读的佳作。曹军梅的《唯物史观新诠释》（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同样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考察对象，全书从人的活动与社会结构相统一的视角来诠释唯物史观，富有见地，如书中认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完整内涵是基于人的活动的社会结构的辩证运动，这种主张在当下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算得上是一种新识。
唯物史观在当代世界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国内学界也从未放弃过对相关挑战的回应，并一再重申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近年来，就有研究者通过现代哲学、科技、考古等知识反观并论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如刘森然的《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的多层反思》（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考察了实践唯物主义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它希求现代化，也必然遇到现代性，它居功至伟，但也使得一系列问题逐渐凸显。与刘森然的哲学视角不同，房广顺则着眼于科技，认为科技进步并未改变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历史演进的规律性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唯物史观的论断。 [33] 刘庆柱在《考古学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中则从考古学成果出发，指出现代考古学在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然史与人类史构成真正的“历史科学”、生产工具发展与社会形态变化密切相关这三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证实、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吴英的《纠正关于唯物史观的几个误识》则探讨了唯物史观的认识误区，集中列举并端正了几种对唯物史观的错误认识，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阶级斗争决定论”、绝非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并没有忽视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不是历史终结论，也不是抽象的社会学公式。 [34] 而在《唯物史观：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史学集刊》2017年第6期）一文中，吴英则从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发展等角度正面阐明了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具有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本性。这种观点可谓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游兆和则试图辨明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学界的歧见。他指出，马克思的学术立场在于批判历史哲学而建构历史科学；而国内理论界却长期存在对“历史哲学”“历史科学”等概念及其关系的误解；实际上，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作为人类认识历史的两种形式或两种研究理路，也具有互异互补的辩证关系；“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其基本特征是具有经验性与实证性，而历史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部类则具有超验性与思辨性。 [35] 这些研究能够积极回应挑战，正本清源，对于纠正当下学界和社会中有关唯物史观认识的不良风气和错误思潮无疑有积极意义。
总之，2018年中国学者围绕唯物史观理论的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这彰显了中国学界在深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上作出的努力。其中所反映的趋势，正如论者所描述的，是理论基点上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观点得到进一步强调和发展，研究方法上的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日益结合，而有待进一步推进的方向则是，使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强化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能力。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