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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面对日趋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中，学习借鉴、研究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内涵、价值取向、方法路径不仅是现实文学实践的外在要求，也是我们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在需要。
伴随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深化，以何种方式去看待和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赵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及归宿、其文论的实际效应等方面，对其理论的循环进行论述和反思。 [107] 王晓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文论关键词进行研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欧美学界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其社会文化状况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借鉴和补充，在本质上亦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探索方式和理论话语形态。 [108] 王庆卫分析总结了西马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与使命意识，认为西马文学批评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典来说是一种理论旅行。 [109] 周晓露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从文化批判的层面反思了“大众”的被动性和能动性，其中文化精英主义者把“大众”视为有待救赎的对象，反文化精英主义者则强调“大众”的主体意识，而后马克思主义者哈特与奈格里倡导在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行动的结合中来考察“诸众”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 [110] 这些研究，既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同时也初步揭示其存在的不足。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学派研究方面，周世兴、韩昀认为，在“葛兰西转向”前，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路径经历了一个由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转换，其成就与不足，可以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11] 姚文放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往往是处于历史的惨痛记忆而作出的过激反应和过度阐释，导致其理论存在明显的盲点和缺环。 [112] 章辉指出，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揭露宰制性意识形态的虚假，伯明翰学派寻找社会变革的主体；前者着眼于权力的控制，后者瞩目于在地文化的抵抗；两者文化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重点的差异，导致其对大众文化看法迥异。 [113] 李昕揆分别论述了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对美国媒介研究的影响，指出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我们衡量和评价美国不同媒介研究学派之间异同的一个标尺，成为书写美国媒介文化理论之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一种重要参照。 [114]
在相关专题研究方面，王庆卫《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批评理论》 [115] 指出，文化批评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人类学理论成为文化批评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将文化视为整个人类生活的观点，是沟通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文化批评的关键。王庆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形态》 [116] 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政治理论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斗争则是它的实践指向；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美学而言，政治也是其必有的维度。段吉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及其理论意义》 [117] 认为，“生产转向”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中展现出的新的理论发展动向，其中艺术生产、文化资本、审美趣味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等得到广泛探讨，对当代美学问题域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范永康、刘锋杰《后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论》 [118] 分析了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理论特征和理论价值，其所谓审美意识形态不再停留于“形而上”的语言、文化、符号层面，而与“形而下”的物质系统、社会现实融为一体，寄生于“机构/制度”之内，从而具备了物质载体和实践效果；但其哲学基础有偏离历史唯物主义之弊。
总体来说，相关研究不再停留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简单介绍，也初步改变了简单跟着说的倾向，对其理论不足等也开始进行反思，但反思的全面性、深刻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李莎聚焦本雅明的“Aura”观念和其《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所举中国古代画家之联系，从德意志观念论的直观问题钩沉“Aura”的美学肌理，揭橥本雅明的“Aura”会通于中国艺术观念“气韵”。 [119] 胡国平指出，本雅明拒绝对失败者的遗忘的体制化未来，建立了一种未来由过去的非正义性所启示的历史哲学，这种忠实于时间伦理的历史哲学将过去视作是未完成的，它携带着记忆的责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一种伦理关系，并最大限度地向他者开放。 [120]
常培杰《阿多诺对先锋艺术“自发性”的批判》 [121] 指出，阿多诺认为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所依据的“艺术逻辑”，既吸纳了“演绎逻辑”的合理之处，又批判了“演绎逻辑”的压抑形态即“工具理性”。王月颖《音乐与社会批判》 [122] 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进行了研究。
姚文放从谱系学角度揭示，阿尔都塞关于“症候解读”的创见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和拉康，他是从黑格尔逻辑学的否定性形式中获得了方法，从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精神病心理机制的研究中找到了概念，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发现了问题，从而铸成“症候解读”的理论，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123] 杨乔喻《不在场的“理论实践”》 [124] 研究并揭示了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联，指出阿尔都塞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思潮进行的深度反思，为我们今天面对各种新思潮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提供重要启示。杨建刚《阿尔都塞学派的兴起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变革》 [125] 指出，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为武器来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科学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3期连续设置了伊格尔顿研究专栏，其中，第2期刊登的王健《通向暴力的“语言乌托邦”——论伊格尔顿关于“恶”的话题》指出，伊格尔顿的独特之处在于将阐释的重点拓展到了语言的维度上，认为语言中所蕴含的超越性既能够被当作创造性的源头，也会因忽视作为界限的他者而成为暴力的渊薮，最终形成“恶”；王伟《论伊格尔顿的革命批评》指出，伊格尔顿在解读本雅明时使用的“革命批评”范畴常被研究者等同于“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而“革命批评”与文化革命、革命文化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中蕴含的革命性能量则被弱化乃至忽视。第3期刊登的尹晶《事件文学理论探微——“理论之后”反思文学研究的重建》指出，“事件”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作家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通过语言事件表现生命事件，关注的是读者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接受这些生命事件，通过自己的生成让它们颠覆日常生活中的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等；王健《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的伦理维度》认为，伊格尔顿批判了意识形态是“欺骗”“治理术”和“永恒的”等说法，指出它同样含有承诺性、复杂性和解放的维度，而后者更有助于开启一个解放性的未来。此外，刘晓慧、段吉方《批评理论的责任与批评家的任务》 [126] 指出，伊格尔顿努力凸显批评理论的责任和批评家的任务，提出在当代文学处境和理论现实中，批评家的任务不是演绎各种理论话语，而是在充分深入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和思想现实中实现批评理论把握现实的功能，展现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的价值。
徐熙分析指出，1931—1945年是卢卡奇的重要转折期，是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革命坚守的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是其文艺批评思想的核心观念，其理论基础，是他的“总体论”理论，同时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型特征。 [127] 陈舒盈、段吉方《批判与回归——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现代性审美救赎》 [128] 指出，卢卡奇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揭示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生产领域以及伦理心理领域的“物化”现象，他通过对史诗时代的召唤与对现实主义叙事的捍卫，表达了对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的渴望。许瑞涛《由卢卡奇的总体性困境反思主体性》 [129] 指出，如何处理内在于马克思思想中的自由与必然的张力问题，不仅是卢卡奇的难题，更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难题，由卢卡奇的总体性困境反思近代精神的主体性原则，正是出于恢复马克思的“现实的人”这一有限主体的考虑。孙建茵《从〈小说理论〉看卢卡奇思想的一致性》 [130] 从《小说理论》出发，指出其探讨的问题切中了人类如何应对生存危机的哲学命题，尤其提出了卢卡奇在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哲学视角。通过对卢卡奇早晚期思想的比较研究发现，《小说理论》中隐含的“历史性”和“总体性”视角在卢卡奇后来的自我反思中被不断加强。从《小说理论》中提炼的哲学视角和改变世界的哲学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卢卡奇思想的一致性问题。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卢卡奇在中国的影响。杨林、张学丽《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一个接受史的回顾与启示》 [131] 梳理了卢卡奇文艺思想自从20世纪30年代被引介到中国直至今天的80多年的历程，指出其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典型性、总体性和物化理论已为国内文艺界耳熟能详。王银辉《论胡风对卢卡奇的接受与“遮蔽”》则具体分析了胡风对卢卡奇的接受与“遮蔽”问题。 [132] 王银辉《卢卡奇与他的中国印象》 [133] 指出，在文化发展层面上，卢卡奇对中国的印象明显带有落后与禁欲主义的符号印记，在社会变革层面上，又流露出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向往之情；他对与中国相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中，则明显存在欧洲优于亚洲、西方优于东方的认知倾向。
徐洁、戴雪红回顾总结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在国内近40年的研究历程，认为学界的探讨主要围绕三大论域进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另译“文化霸权”）的理论内涵，葛兰西文化理论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现实向度。 [134] 李世涛《詹姆逊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及其问题》 [135] 指出，詹姆逊的文艺、文化理论与批评理论对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我们要以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来推进和拓展国内的詹姆逊研究，并在借鉴其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中国自己的文艺、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
随着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越来越多的文论家进入研究视野。李永新《以阅读介入社会——论托尼·本尼特的阅读构型理论》 [136] 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尼特提出的阅读构型理论是一种新的文学介入理论，强调读者与文本的交互作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发挥介入性作用的具体过程。蒋洪生《阿甘本文论视野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137] 指出，长期以来，诗和哲学的分离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一种自然的事情，但阿甘本认为两者的分裂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是西方文化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主体无法“完全拥有知识之客体”，无法经验人性的完整性，从而导致了自我和文化的异化。阿甘本致力于倡导一种融批评与创造为一体的创造性批评，以此来重新恢复西方文化中碎片化语词的统一性。单传友《现代政治批判的不同路径》 [138] 指出，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和朗西埃的“为平等而斗争”代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两种路径，两者实质都是从理性批判展开政治批判。韩清玉《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139] 研究了T.J.克拉克的艺术批评，认为克拉克的批评话语，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的方法论资源，将“艺术生产”“意识形态”“阶级”等核心范畴与艺术风格、作品结构结合起来。
总体来说，近三年来，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个案研究的专业性、学理性有很大提升，也开始反思其不足，但是反思的全面性、深刻性还有待提高，尤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疏离甚至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以深入、系统反思和探讨。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拥有多种各具差异的研究形态，就文化格局而言，不仅包括英国、德国、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涵盖了俄苏、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大大拓展了相关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在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方面，近年来，傅其林取得较多研究成果，其《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 [140] 指出，人类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阐释、戏剧作品的历史性批评，构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的三个核心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研究方面，安静研究了形象思维理论在俄苏的流变，形象思维与苏联的美学大讨论联系在一起，成为美学讨论中的一个综合的话语场域资源，从而奠定了形象思维在俄苏文艺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141] 朱佳宁《中苏文化交流中的〈苏联文艺〉》 [142] 研究指出，《苏联文艺》创刊于上海，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唯一一份专门介绍俄苏文艺的大型译文类刊物，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地区集中展示俄苏文艺的重要窗口，也是搭建中苏文学关系的重要桥梁。傅其林《里夫希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旅行》 [143] 指出，里夫希茨是苏联时期和卢卡奇齐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本土化旅行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三种形象：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文献编撰者的形象，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身份，作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复兴者的角色。里夫希茨美学促进了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整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建构，同时也遭遇到理论本身的合法性危机与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富有创造活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合法性建构。此外，曾军、李维指出，将巴赫金置于俄苏和欧美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学术史中展开研究，是新世纪中国巴赫金研究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学者围绕巴赫金与俄罗斯文艺思想的渊源、与法国理论、与英美文化理论以及与德国传统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冷热不均，成果亦不均衡。 [144]
综上所述，2016—2018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较大新进展，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有累积性的较大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成果尤其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文化重要论述的研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相关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细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有关“三个体系”建设的自觉意识还不够强，过分偏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的整体格局还有待进一步调整，研究视野还不够广阔，跨学科的综合创新意识还不够强，结合新时代新现实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文艺、文化重要论述为指导的理论建构还亟待进一步推进。
（执笔人：刘方喜、贾洁、宋铖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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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30] 孙建茵：《从〈小说理论〉看卢卡奇思想的一致性》，《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1期。
[131] 杨林、张学丽：《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一个接受史的回顾与启示》，《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3期。
[132]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33] 王银辉：《卢卡奇与他的中国印象》，《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第2期。
[134] 徐洁、戴雪红：《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近40年研究综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135] 《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6期。
[136] 李永新：《以阅读介入社会——论托尼·本尼特的阅读构型理论》，《学术研究》2018年第11期。
[137] 蒋洪生：《阿甘本文论视野中的诗与哲学之争》，《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138]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2期。
[139] 《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140]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41] 安静：《从艺术独特性走向意识形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42] 朱佳宁：《中苏文化交流中的〈苏联文艺〉》，《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1期。
[143] 傅其林：《里夫希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学术论坛》2018第1期。
[144] 曾军、李维：《新世纪以来中国巴赫金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