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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本来、面向未来，近三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文化思想的研究也有较大新拓展，尤其在2018年出现了较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首先，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经典命题的研究，大多是以文本细读为路径来深化探索的。如张永清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有关恩格斯“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通过具体分析“观点”与“方面”等关键词的翻译与理解，考察了恩格斯“歌德论”与“歌德论战”各方观点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恩格斯在“《济金根》问题”中的角色与功能，并指出，正是现实与理论的双重需要，使得“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及其相关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问题。 [75] 吴晓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世界文学”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并对其内涵作出了科学的系统的阐释，并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建立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76]
王元骧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反映论，在理论上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而发展成为能动的反映论，只有按能动反映论的思想，把“体”与“用”，“潜在的”价值与“实在的”价值统一起来，才能充分显示它的性质，确立评价其优劣的客观标准。 [77] 刘方喜认为，关于中国当代文艺思想的历史叙事，或存在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或存在僵化而无法把握新的社会文化现实的问题。马克思强调，“观念的历史叙述（文化史、思想史等）”必须与“现实的历史叙述（经济史等）”充分结合在一起，艺术生产等作为“非结构性”问题应置于政治经济学整体“结构”中来考察，学科的过度分化、独立化有违这种整体“结构”精神。文艺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的关系是双重的，“意识形态”论所揭示的只是两者间的“社会关系的观念投射（反映）”关系，而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马克思“意识形态阶层”论还揭示了两者间的“剩余价值的现实流转”关系。 [78] 这些研究围绕相关原始经典文献展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丰富性。
其次，如何以整体的视野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史进行把握，这不仅是一个整理归纳的历史性研究的问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回顾过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趋向。张永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1833—1844年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而且还是其初始、科学、政治、文化及发展这五种批评形态的基础。国外相关研究经历了萌芽与胚胎、形成和发展、反思和深化三大阶段；国内相关研究经历了“苏联化”和“西马化”两大阶段。学界对马克思的相关既往研究存在种种思想和方法上的错误倾向，我们必须结合历史和现实语境对该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 [79] 金元浦则概括总结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区别于历史上其他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人的全面解放思想、中间环节论与“五阶段说”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经济学思想等。 [80] ——这些研究，对于在整体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高楠指出，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正遭受方法论的束缚，二元思维的方法及观念化的方法，使文学理论僵化且远离文学实践，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其对于现实重要问题的研究，及求解这类问题运用的由一般提升为具体的逻辑方法，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方法论突围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81] 高楠还认为，社会变革的时代语境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与繁荣提供了广阔思路并推进着研究的深入，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展开认识论文论转化为审美反映论文论的思考、对文艺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进行开放性理解与思考，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艺学问题等思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体系性问题、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时代性与民族性建构问题等问题性建构中收获成果。 [82]
最后，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还包括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与问题阐释结合起来，把探索研究植入到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传统之中。刘方喜指出，使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日趋融合的当代物联网生产方式，宣告西方传统美学范式的式微和马克思美学范式的复兴。马克思审美分享主义以生产性自由个性为审美主体的基本特性，以劳动者共享生产资料为这种主体建构、生成的物质基础。审美分享主义的建构，一方面有助于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从美学的角度深入理解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 [83] 赵逵夫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先秦文化元典，指出近大半个世纪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未能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先秦各家思想，存在着简单化、贴标签的现象，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论各家各派，重在论一家与一家之异，而忽略了一家内部之异与各家间的影响流变。 [84] ——这些研究，对于如何在广阔、纵深的时空背景下，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路径等，有重要启示。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不忘本来、面向未来而“回到马克思”，成为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重要的理论亮点，这方面研究也取得较多高质量成果。
首先，近年来，许多学术刊物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化理论研究，陆续开设了相关研究专栏。《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5期连续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栏”，刊登了曾军《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张弓《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傅其林《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形态及其启示》、金艳《从中日韩“文艺大众化”论争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张一兵《后现代文化与资本帝国的全球统治》、王庆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意识形态批评辨析》等文。此外，《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还刊登了陈奇佳《自由之病：伊格尔顿的悲剧观念》等文。这些研究文章从多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化思想在极其广阔的文化时间、空间中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思想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开设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专栏，指出，就理论的力量与思想的深邃性而言，马克思仍然活在21世纪，其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美学等各个领域，如果能把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恰当地运用在我们的美学、文学问题研究上，那么新时代美学理论的创新性就会有所呈现。其中，汪正龙《马克思论悲剧与喜剧——历史哲学、戏剧学与美学的三重透视》从三个不同维度分析马克思悲剧观与喜剧观，指出，悲剧和喜剧是马克思对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的有效范式，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张宝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本体论生活美学思想初探》从“生活本体论”角度、谷鹏飞《时间性与实践性：马克思美学解释学的生成逻辑》从“时间性—实践性解释学”角度阐释了马克思美学思想。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拓展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
《东岳论丛》2018年第5期也开设了相关纪念专栏，其中，万娜《资本、现代性批判与文化研究》指出，鉴于“资本”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各个层面的渗透性及其在阐释上的复杂性，如若对“资本”做过于片面的理解，则极有可能使资本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批评主体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丢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来的实践维度，由此可见，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很有必要。罗京的《“考德威尔论争”中关于本能的争论》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考德威尔论争”涉及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此外，《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也开设了相关纪念专栏。
另外，肖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美学重构》 [85] 以一种回溯性的视角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复杂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其独到的悲剧性视角，从悲剧中发展出一种乌托邦政治学，在现代性的美学视域中重新构筑了乌托邦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张敬梓《论马克思审美视域中情感的“现实”转向》 [86] 指出，马克思文本中包含的审美理论实现了对德国古典美学批判的继承、发展和超越，马克思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将“美”置于活生生的现实或生活实践之中来讨论，进而探讨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的价值，其“美学”实现了三大现实转向，即审美主体实现由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审美方法实现由唯心主义抽象向唯物主义具体转变，审美目的实现由理论解构向现实批判的转变。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哲学基础等方面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相关论题的研究也进一步细化。谭好哲《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 [87] 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成两大形态：历史形态往往都具有历史具体性，理论形态则超越了这种历史具体性；历史形态包含着许多理论形态的内容，也包含着许多尚未被或不一定能够被提升为理论形态的内容，而理论形态是从历史形态总结、提炼而来的，是对于全部历史形态思想内容的一个简略、浓缩；历史形态的研究能给理论形态的建构提供更为充实的思想资料，理论形态的建构则能使历史形态的研究具有更为自觉的目的导向，二者相互促动、相辅相成；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原则、建构主体以及历史化、经典化问题涉及当代理论形态建构的全局性与整体性的格局和取向，应予特别重视和关注。宋伟《前提性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 [88] 指出，长期以来，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始终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备受关注且充满争执的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以往相对固定的阐释模式与理论框架，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意义，进而重新阐释马克思美学的理论实质和精神旨趣。王杰、王真《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七十周年而作》 [89] 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出发对相关论题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赵炎秋、王欢欢《百年中国19世纪英法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学术史研究》 [90] 对19世纪英法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作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再次，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当代价值继续得到高度关注。王杰《文化经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91] 指出，在文化经济时代，以大众文化为物质基础，以人民的“感觉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告别精英主义美学，并通过研究文化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而成为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当代艺术批评因为具有在复杂的多重语境下把握具体的审美意义的能力，应该承担起“参与并且唤醒大众的文化解放”的历史责任。金永兵《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话语》 [92] 则探讨了从“战争与革命”转入“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如何有效创造性转化革命话语的问题。
刘聪《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形而上学重建——从思辨艺术理论到马克思哲学》 [93] 指出，作为对话形而上学的核心领域，现代性的审美批判话语开启了思辨艺术理论重建形而上学的诸多尝试，然而这种理路却使其对形而上学的扭转陷入了困境，马克思哲学对艺术之思与思辨之思进行了双重审视，对于超越这种困境有重要指导作用。宋伟《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 [94] 指出，伴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域的深入展开，究竟应该在何种意义和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已引起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与现代性”“马克思与后现代性”等问题的辨析因而成为十分重大的当代理论议题。这些理论议题无疑也是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界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域。詹艾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问题》 [95] 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在当下时代与世界语境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视野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形态的坚持与发展。以上这些研究从多方面揭示了相关经典理论的当代价值。
最后，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侧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所弱化，近年来有所改观。张永清一直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其《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44—1895年的批评理论》 [96]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此间的文学活动及其评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在如何理解与把握其文学评论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以往的国内外研究形成了意见说、连贯说、体系说三种主要观点，而该文认为，应该从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渗关系这三个向度来加以认识。张永清《论青年恩格斯思想视域中的白尔尼因素》 [97] 分析指出：白尔尼的自由思想、人格理想等曾对青年恩格斯产生了极为独特的影响，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呈现出从文学政治到哲学政治再到社会政治这样一个嬗变过程，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接受意味着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尽管白尔尼的思想从此淡出其视域，但对他仍有一定影响力。张永清《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对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98] 分析指出：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接受历经初步接触、诚心归附、自觉疏离、自我清算、严苛批判五个阶段，对此加以研究，既可以提供恩格斯文学思想相对完整的时间发生图，也可以为进一步探索恩格斯的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之间的多重关系拓展新的研究空间。这些成果对于深化、拓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此外，丁国旗《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99]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缅怀了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重温了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非凡意义，提出了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汪尧翀、曹卫东《审美资本主义批判》 [100] 分析指出：传统资本主义批判以马克思与韦伯为主流，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生产转入消费阶段，桑巴特从奢侈消费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重新受到重视，并在现代思想中形成了四种理解奢侈的思想范式；德国学者伯麦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审美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在于私人领域经济化，关注的重点是消费或者说生产的展示，产生了一个名为审美价值的新价值维度；审美资本主义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积极诉诸传统资源，在价值层面上不断地自我理解和自我建构的特点；这启发我们反思社会主义也应该从传统资源中寻找支撑，实现自身的价值建构。
近年来，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文艺、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被马克思主义文论界所关注。李春青《互联网时代的“文艺”与“人民”之关系》，将文艺人民问题植入到互联网时代，就“大众审美文化”中的“大众”与昔日之“人民”的有何异同，以及在互联网时代新的文艺形式如何才能为作为“消费大众”的“人民”服务等问题展开探讨。 [101] 马欣《本雅明“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探讨了本雅明“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认为可视之为其“机械复制”美学思想的重要补充，在数字复制时代具有启示意义。 [102] 刘方喜关注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引发的生产方式新革命的当代条件下重构马克思文艺、文化理论的哲学基础的探讨，2018年发表了《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新探索》 [103] 《物联网分享还是人工智能垄断：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数字资本主义》 [104] 《工艺学批判重构：物联网生产方式革命与马克思归来》 [105] 《技术、经济与社会奇点：人工智能革命与马克思工艺学批判重构》 [106] 等系列论文，通过对马克思相关原始文献的系统梳理，提炼出了“工艺学批判”这一具有创新性的标识性概念，初步清理出了在当今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引发的生产方式革命、社会变革等时代条件下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化理论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