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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来，有关习近平文艺、文化论述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细化，出现了有关“人民性”“文化自信”等专题较为集中的研究，围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纪念活动，也有一系列专题研究。此外，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其当代建构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也有持续性的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重要命题之一，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重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处于不断建构的状态中，近三年来，文艺理论界已开始以此为专题作深入、细化的探讨。
《学习与探索》于2016年第9期开设名为“文艺的人民性与俄国进步文学思想”专栏，发表一组专稿，其中，吴晓都在界定和梳理了文艺人民性的基本内涵与思想来源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来重视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人民性问题，在欧洲进步文艺特别是俄国进步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艺术属于人民”这一重要的思想原则，是列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主要贡献。列宁文艺人民性思想的核心要义是文艺家必须具有了解、把握并提高人民审美情趣的能力——这对于我们当下文学实践依然也有借鉴指导意义。万海松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中去探索其对“人民性”问题的认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倡导的根基观或者说是人民观，反映了他以东正教文化为唯一核心和最终落脚点的理念。我们需要警惕其“人民性”概念容易从防御的立场演变为进攻的姿态，容易从文化本位主义滑入文化封闭论，最终有沦为唱大国沙文主义之同调的危险——这对我们在当代语境中探讨人民性问题有重要启示。
更多学者是结合习近平相关讲话精神展开探讨的。《文艺评论》2016年第7期开设“文艺的人民性”专栏：王卫平《文艺人民性思想的历史承传与现实重建》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梳理了文艺人民性的来龙去脉，以此为基础来探讨研究习近平文艺人民性的历史承传、现实发展和重建意义；杨允、刘菲《“情深而文明”与文艺人民性创作导向建构》分析了文艺人民性的思想内涵、情感取向与方法途径等。
在关于我国文艺批评的新标准问题上，丁国旗通过廓清误读、逐个分析、具体论述，认为习近平所提出评判和鉴赏作品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是非常及时并切中要害的，是对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今后我国文艺批评的新界定与新提法，是推动文艺批评科学有序开展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标准的时代化、中国化。 [24] 丁国旗还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在有关文艺问题的系列讲话中对文艺“人民性”命题的理论阐述，科学总结和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体现出对新时代我国文艺发展阶段及其特殊规律的新认识、新把握，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具体性。 [25] 崔柯认为，人民的和艺术的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丰富、充实和发展，是立足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的历史和我国当前文艺的典型症候的科学论断。 [26] 王银辉《关于文艺人民性的四维度理论构建》 [27] 指出，人民性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可以从话语源流论、内涵构造论、中国特色论、创作实践论等方面加以认识和建构。万建中《“人民性”：民间文艺的核心所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重要论述的理解》 [28] 则从民间文学角度展开相关探讨。这些研究从多角度、多层面，对“人民性”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作了较有成效的探讨，对于细化、深化“人民性”理论的研究有重要推动作用。
郭世轩《人民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文化建构》 [29] 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就是要进行人民性的文化建构，具体表征为文学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其价值诉求是掌握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张富文对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人民中心导向进行探析，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基本价值导向，人民立场是文艺工作的基本立场，人民群众是文艺工作的主体、服务对象以及最终评判者。 [30] 金莉指出，人民是文艺作品的创作主体、表现主体，也是评判主体和服务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的理论之基、实践指南、价值之维和最终指归。 [31] 喻琴、范懿指出，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为“人民性”文艺思想的思想建构、文化传承提供了话语资源和精神血脉；中国现当代“文艺社会学”思想、“人本主义”文论，为“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本质认识、内涵掌握创造了条件和语境；西方文论中“现实主义”的理论阐发，为“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反思、艺术表达提供思想资源及方法路径。 [32] 这些研究揭示了“人民性”理论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以不同方法路径去探索发掘文艺人民性的内涵价值。范玉刚《论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人民性价值取向》 [33] 从多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文艺以人民为中心论述的重大价值：人民性价值取向是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文艺热爱人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功能定位、人民需要文艺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价值论、建构以人民为文艺评判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论、以人民性价值取向健全文艺生态和统筹文艺发展格局等等。范玉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34] 指出，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当代文艺发展道路问题，阐明了当代文艺的根本是文艺的人民性，文艺创作要处理好文艺家和人民以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些研究从多方面揭示了文艺“人民性”理论的时代价值，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等初步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放在一起而成为“四个自信”，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和文艺界相关专题探讨的热潮。
陈晋指出，中国道路生长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文化自信是中国道路的根脉所在，理论自信立足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是一种价值自信，我们需要用文化自信去克服各种挑战。 [35] 丁国旗指出，文化自信为文艺工作注入了底气和灵魂，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时代精神已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识，文化自信正在推进文艺的繁荣与发展。 [36] 赵炎秋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围绕文化自信和文艺发展这个中心，从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为什么需要文化自信、如何实现文化自信的问题，六个方面环环相扣、全面深刻。 [37] 代金平、秦锐提出，从文化引导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凝聚力、文化包容力、文化防御力、文化影响力、文化领导力等七个维度系统深入地研究习近平有关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38] 邹慧认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是习近平文化逻辑思维的三个维度，三者之间为并举融合的联动关系，以文化自觉为认识起点，经由文化自信发展到文化自强凸显纵深延伸、动态推动的生成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39] 徐立文、舒建华指出，“文化自信”作为“四个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40] 林映梅认为，“文化自信”这一论述充分显示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41] 张克兵指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其中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形态，是具有深刻文化根基、文化内涵和文化理想的复合体系，是当代中国之所以可以并且能够实现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 [42] 这些研究对“文化自信”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作了广泛的探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是当今中国文化自信的保障。张兆端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以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身体力行、活学活用，成为全党读典与用典的光辉典范。 [43] 陆卫明、孙喜红认为，习近平从战略高度阐发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对于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关系的研究、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价值。 [44] 以上这些研究从多方面阐述了习近平有关“文化自信”论述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学界自觉的使命担当。
2017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设置“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笔谈”专栏，在这组笔谈中，程凯指出，1991年10月和1992年1月，围绕《讲话》发表前后的情况，胡乔木做了两次详谈，后以《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标题收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回忆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准备情况、修改发表过程与传播状况，澄清了许多事实；而作为理论家，胡乔木更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解《讲话》的理论命题及如何认识其时代局限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张炯从争夺民族民主革命的文艺领导权、总结新文艺以来的文艺论争、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情况等方面论述了《讲话》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毛泽东的天赋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及他对当时延安文艺问题的调查研究，详细地阐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生成进程。这些历史梳理对于更深入理解《讲话》精神有重要助益。
阙艳华从戏曲研究的角度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戏曲实践与政策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戏曲工作者从旧剧目、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从整理改编传统戏到创作新的历史剧和现代剧，从实践到政策，进行了全面探索。 [45] 杨向荣认为，《讲话》有着明确的文艺美学政治诉求，呈现为审美政治话语的建构。 [46] 吴圣刚《民间立场与政治建构》 [47] 从“民间立场与平民价值观”“社会视角与政治建构”“历史深度与思想理论价值”几个方面，阐明《讲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丁国旗《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文艺的中心位置》 [48] 从“关于文艺与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关于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关于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关于文艺的评价标准”几个方面，重点探讨了《讲话》与习近平文艺论述之间的理论联系以及它们的时代贡献与理论价值。
以上这些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深入，对于深刻领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等有重要助益。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的文论发展经验得到较好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主创新意识进一步增强。
首先，理论界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论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金永兵、朱兆斌《“回到马克思”与当代性建设——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49] 分析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改革开放40年间成果丰硕，其在时代变迁中进行着问题域转换与话语转型，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开放性与实践性品格。当代中国历史始终伴随着“马克思的幽灵”，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更趋向于“回到马克思”。张永清《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在场”》 [50] 分析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存在着两大不可忽视的不平衡问题：从文艺政策层面对批评标准问题进行解读的过多，从学理层面对批评标准问题展开探讨的则相对不足；在批评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就，但在批评实践方面的探索则不尽如人意；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始终“在场”，必须始终处于主导性、引领性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必然要求。这些研究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当作中国当代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探讨，突出了其重大时代价值。
其次，许多学术刊物开设专栏总结40年文论发展的经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开设的专栏有两篇文章讨论了相关问题：谭好哲的文章从内容结构、建构机制和身份认同三个面向反思了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张宝贵的文章把这40年我国文论发展分为诗化和散文化两个时期，以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立场、观点作为立论根基，全景再现了这一时段我国文论发展的主要话题和理论诉求。《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刘锋杰的文章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经历了从革命化到人本化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反对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张扬以人为本，进而创造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李金花的文章则对20世纪30年代胡秋原与左翼论争进行了再思考，指出胡秋原主要受第二国际普列汉诺夫等影响，左翼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第三国际列宁的影响。这些研究梳理了相关历史脉络，对于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重要启示。
再次，在反思和总结中，本土化、自主性意识进一步加强。傅其林《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命题的理论自觉》 [51] 指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典话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界上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跨文化的全球传播与创造，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命题的自觉的理论建构。季水河、季念《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的中国问题意识》 [52] 分析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变革、文艺发展、理论建构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逐步形成了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的政治形态、以解决文艺现实问题为主的批评形态、以解决理论体系建构为主的理论形态，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景观。这些研究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有重要价值。
最后，理论界还对40年文论发展进程作了初步的分期研究，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中国文论的一系列构想。高建平《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 [53] 勾勒40年文论的三大阶段：“新时期”突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禁锢；“新世纪”与世界接轨，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的国际对话，成为时代的主流；“新时代”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当下的文论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之路。刘方喜《创新中国文论正当其时》 [54] 认为40年文论经历了语言、文化、技术三次转向，在当下新技术条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迎来了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张永清《构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所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55] 提出：进一步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批评，批评主体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技术素养、文学素养等。孙士聪《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再现实化》 [56] 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既体现在其理论特质上，也贯穿于其历史传统中，而其当代非现实化迷思则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再现实化的基本背景。张江提出“公共阐释”的理论构想，何光顺《公共阐释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实践》 [57] 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涉及公共阐释的可公度性也即公共视域的转换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是在中华美学的公共视域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在性生长，为解决中国问题和建构华夏民族公共意识形态服务。这些分期性和问题性研究，有助于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发展规律，对于其进一步发展有重要助益。
此外，丁国旗《从邯郸学步之失败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自主性之缺乏》 [58] 分析指出：新时期之后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缺乏自主性，既有盲目崇外的原因，同时也是没有文化自信、没有自我文化认同的结果。中国文论要想获得自主性，就必须处理好自主性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必须对中国文论的成绩作出客观的评价，理性对待外国文论，重视文论与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并根据现实需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问题。丁国旗《多元化创作观念也应该分清是非》 [59] 分析指出：文艺领域各种错误思潮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创作观念的多元化以及对这种多元化创作的模糊认识与无度宽容。
以上这些研究从多方面总结了40年文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清理出了坚实的理论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现当代发展史，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专题研究。在现代理论史研究方面，魏天无《革命论、本义论与实用说：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 [60] 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陈独秀在文学批评中，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要求文学尽其所能地贴近现实，发挥其现实性和批判性功能，也秉持着个人对文学之为文学的认识，力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泓峻《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传统教育背景及其对“左翼”文论的影响》 [61] 指出，中国第一代左翼理论家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当中，传统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此形成的艺术观念与文学修养，是他们接受、理解从国外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无法排除的前见。“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鲁迅、茅盾、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建设作出突出贡献与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艺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黄念然、李耀威则深入研究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方式和传播特点，这种研究对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62] 这些学术史的清理，对于科学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规律等，有重要价值。
在当代理论史研究方面，时宏宇《宗白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论析》 [63] 指出，宗白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如“自然人化”理论、实践的理论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艺术进行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艺术理论的新视野，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结合起来，实现了意境理论的第二次现代转化，增添了传统艺术理论的新意，同时又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中国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徐碧辉《“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朱光潜后期美学观点的实践维度》 [64] 指出，朱光潜后期自觉运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相关著作中的实践哲学观点来分析美的本质等基础理论问题，得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结论。安静《朱光潜形象思维论探赜》 [65] 指出，朱光潜所提出的“物甲”“物乙”是形象思维结合马克思主义美学进一步思考的结果。刘芳、黄念然《黄药眠“生活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 [66] 指出，黄药眠是中国学界中较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处理文艺与生活复杂关系并从价值论角度理解和阐发文艺与审美本质问题的文艺理论家。他所提出的以主体的“生活实践”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基础、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生活实践论”，是对当时流行的机械反映论的理论反拨，从而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认识。这些研究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并推动其当代创新发展等有重要启示。
在文艺理论建构方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3期以“面向21世纪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命题开设专栏，发表相关专稿，其中，董学文提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建构和发展这一理论形态是为了解决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如何阐释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二是如何阐释清楚未来的文艺创作怎样无愧于时代、能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在建构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发挥原创精神的统一结合。崔柯指出，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并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契机，是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起点。李龙认为，推动并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总体性、批判性的原则，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孙士聪《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当代反思》 [67] 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当代反思，内在于理论的反思性、去蔽性、开放性以及对于人的生存现实的关注之中，而批判锋芒的重现有赖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这些反思，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有重要助益。
在文学批评研究方面，范玉刚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其有效性要与中国文学实践和文化现实相结合，“文化现实的构建”是理解当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性的重要视角，要通过凸显问题意识来提升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审美判断；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建构开放包容与现实有效互动的新范式，以增强批评的学理性和前瞻性。 [68] 胡亚敏认为，民族之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重要理论特质，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民族与人民同构，中国形态民族维度的视域即文化身份和价值尺度。 [69] 吴亚南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显示出自身知识系统的开放性，实践观是其开放性的理论前提，逐步形成了现代革命伦理型批评，面对经济全球化、消费文化崛起的现实情况，我们需要构建蕴含个体价值关怀的人民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批评。 [70] ——这些研究，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基于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瓶颈问题，不少学者也撰文加以反思和探讨。董学文认为，近几十年来，我国文艺理论出现了以疏离和抵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特征的“西化”式“转型”，强调中国文论家主体身份的基本前提应是中国文艺现实，所依傍的应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71] 同样针对当代文论“西化”现象，丁国旗通过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引入背景、后果和引介原因的历史性回顾和梳理，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引介与研究曾经对新时期之后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若不顾中西文学的差异以及我国文学艺术发展所具有的独特性，盲目崇拜西方文论，强制性地用当代西方文论分析中国作品，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72] 赖大仁指出，应当尊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独特性，还原其本来的特质和精神，需重视意识形态批评，强化现实批判性，坚守人学价值立场。 [73] 也有学者对既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问题史进行反思研究，如张清民认为，在20世纪前期现实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由于文艺研究者认知的差异而产生了方向差异，理论资源的来源影响并制约了理论本土化的性质与方向。 [74] 以上这些专题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研究引向深入和细化，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初步奠定了历史和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