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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有关文艺、文化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巨大理论效应，引发学界研究热潮。党圣元指出，要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纲领，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我们需做到：第一，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第二，要始终面向动态中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第三，必须充分重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第四，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 [1] 景小勇、叶青辨析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分析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并探讨了文艺生产中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因以及如何确保“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一原则的实现和实现机制。 [2] 张鑫通过研究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思考如何抵制中国当代文艺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探讨中国当代文艺工作者如何调整与文艺的关系，以实现文艺工作者的价值。 [3]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党的领导人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有三篇重要文献，一些学者对此进行梳理研究，总结归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思想特质和价值取向。赵炎秋通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梳理分析，指出虽然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三篇讲话的内涵与侧重也有不同，但都与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及其话语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4] 与此相近，杨娇认为，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应为“革命武器”的思想，到2014年习近平在京召开文艺座谈会上明确的“前进号角”理念，为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5]
习近平有关文艺的系列重要讲话，把文艺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任务上来，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主张、新思想，对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新阐释、新思考。丁国旗指出，习近平系列讲话是对文艺本质属性的新界定、对文艺功用的新阐释、对艺术家素养的新要求、对文艺精神价值的新期盼、关于文艺人才培养的新思路，对我国文艺文化的繁荣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6] 陈娜、骆郁廷认为，以文化人可以看作是习近平有关文艺论述的核心，创造性回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为何化人”“何以化人”以及“如何化人”等关键问题。 [7] 程仕波、谢守成指出，习近平关于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和论述，系统回答了发展怎样的文化、怎样发展文化与为谁发展文化三个根本问题。 [8] 丁国旗从“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谈起，阐明了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9] 丁国旗指出，“世界文学”的民族指向与“民族文学”的世界视野所期冀的最终归宿，必然“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是全球化时代文艺健康发展的目标与愿景。 [10] 常培杰认为，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就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站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给出了富于创见的指导性意见，这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1] 贾洁指出，习近平在重提文艺批评应采用“历史的、美学的观点”的基础上，及时增加了“人民的、艺术的观点”，有助于在大众文化来临的时代有效地防范文艺批评“有人民、无艺术”现象的滋长。 [12]
2018年可谓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此，许多学术刊物开设了相关专栏。《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开设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栏，刊登了泓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使命》、赖大仁《重铸新时代文论主体精神》、孙士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现实品格》等文，从多方面分析了在新时代如何把十九大精神贯彻到文艺活动之中去。此外，《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开设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专栏，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作了多方面探讨。
为充分贯彻十九大精神，《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1期开设了相关专栏，刊登了5篇文章，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新时代文艺的丰富内涵。张江的文章提出，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新时代对文艺的迫切需要。文艺要做新时代的参与者、推动者、建构者。记录新时代，为时代前行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成为时代的推动力量，这是文艺最本质的使命。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伟大实践，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也构成了文学艺术最丰富、最深厚的创作源泉，文艺工作者应以人民的伟大实践为中心，谱写新时代复兴史诗。白烨的文章着眼于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提出文化自信决定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影响民族复兴，强调在文艺创作上，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写出“中华新史诗”。丁国旗的文章从阐释事物的本质属性入手，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人民性”命题的理论阐述，科学总结和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体现出对新时代我国文艺发展阶段及其特殊规律的新的认识，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具体性。段吉方的文章则从理论内涵上对文化自信的哲学维度、现实维度和世界维度加以阐发。杨向荣的文章认为，在新时代的文艺语境下，反思西方理论的阐释向度，强化本土经验的可阐释性，是当下中国文艺话语精神品格建构的基石和基本立场。
此外，董学文《习近平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13] 指出，习近平有关文艺与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解决实际文艺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内涵、问题指向、话语风格、系统构成作出综合创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迎来机遇。蒋述卓、李石《论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14] 把习近平相关论述的思想创新性，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上加以审视，指出其最大的创新性发展在于：从全球化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文艺与中国精神的塑造、文艺与市场以及文艺与人民之间的重要关联；在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多元分化状况下重新确立了主流的文化价值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强调了文艺创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位立场，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走向重铸中华民族魂的大方向。党圣元《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的文化与文学经典观》 [15] 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都是本民族的精神图腾，它构成了本民族内部成员的深层精神结构。文学经典则是这个图腾和深层精神结构的重要扇面，而习近平深受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浸润；他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在许多重要会议、重要场合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经常如数家珍地提到相关经典。
文论界在这方面研究的重要突出成绩，还体现在不囿于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对习近平相关论述作更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丁国旗认为，文艺工作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重视中西文艺文化的交流互鉴，对在新历史条件下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作了全面部署。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艺治国理念的延续，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是根据现有国情、民情、文情与时俱进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新理念。 [16] 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学习和研究对象，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心范畴，顾海良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准则予以研究总结，指出其基本要求和显著标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其必然遵循和根本方向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指导新实践，将其贯穿于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和话语体系建设全过程；其基本任务和重要目标是全面把握和彰显指导思想、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的基本特点。 [17]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及“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命题，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有机统一，完整构建起社会主义“共享”理论体系，堪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获。刘方喜《习近平“共享”论与物联网中国话语体系初探》 [18] 指出，诞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物联网生产方式正在全球蓬勃发展，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正在逐步展开，习近平“共享”论对构建物联网中国话语体系有直接指导作用：物联网分享主义平台，可以使人免费、无偿分享部分文化和物质产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无偿生产的大众“创客（产消者）”又使其具有“共建共享”特性。推动物联网“分享主义平台”向“自由人联合体”、“创客”向“全面发展的个人”转化，将会在创新发展中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渐进共享”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刘方喜《由“使用权”而“劳动者的个人所得制”：物联网时代社会主义“全民共建共享”所有制建构的进程》 [19] 指出，物联网高度的联通性有助于“广泛汇聚民智”，而弱化“所有权”对“使用权”的支配、推动生产资料碎片化使其最终落实到劳动者个人手中，则有助于“最大激发民力”。这是在当代新情况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推进生产资料向“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演进，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全民共建共享的进程。刘方喜《由“区块链”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物联网时代社会主义“全民共建共享”生产关系建构的进程》 [20] 进一步研究指出，与由“使用权”而“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所有制”建构进程相对应，由“区块链”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体现的是物联网时代社会主义全民共建共享“生产关系”全面、渐进建构的进程。作为当代“极致技术”与“极致生产力”创造出的人类“交往关系”的新型生产方式，第一代物联网分享经济主要处置“闲置资源”，以“区块链”为技术和金融基础的第二代物联网则创造出代表“极致信任”的“极致货币”即“比特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了互联网点对点、分布式、民主化、协作、开放、平等和共享等特性，冲击着以“交往形式”为手段而以“交换价值（货币）”为目的、基础和中介的资本主义物质性、经济性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落后生产关系与当代“极致生产力”之间的冲突达到极致。刘方喜认为，深刻领会和落实习近平共享发展精神，深入研究并推动物联网生产方式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此外，丁国旗《文艺创作的世界视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21] 指出：民族的立场、世界的视野与人类未来的眼光，这是习近平思考文艺问题时三个不可或缺的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对于文艺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的重要论述，使新时代我国文艺在出发之始便处在了世界文艺发展理念的最前端。刘方喜《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享理念的文化战略学意义》 [22] 则对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其巨大的文化战略学意义作了充分揭示。刘方喜《新时代：反思错误思潮的新立足点》 [23] 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有关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勾勒出其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文艺领域的错误思潮作了深刻的批判性辨析。以上这些不囿于文艺问题的探讨，大大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