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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近三年，学界保持了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的一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挖掘经典文本的时代价值，从哲学层面回应新时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时代自觉。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界的热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形成了诸多可观的研究成果。近些年，学界对马克思早期文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宣言》等都予以了细致的关注，重新思考了诸如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的劳动本体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总体构思以及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哲学史上的革命意义等重要问题。鉴于篇幅与研究时限的要求，本报告对近三年马克思文本研究形成的热点展开述评，主要是围绕《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纪念活动展开。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中国，都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就国内来说，2012年《资本论》的哲学研究已经颇具气候，2013—2016年，这股热潮持续高涨。其中，2013—2015年，《学习与探索》期刊设立专栏，以“《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为主题进行“专题讨论”，以空前力度刊发了11期专题研究论文，更是助推了这一研究热潮。201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资本论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随即成为2017年度第四大学术热点。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资本论》研究同样“炙手可热”。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反思和挖掘《资本论》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是应运而生的事件。基于这一背景，在许多期刊推出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栏中，都刊发了《资本论》研究的相关论文。同时，相关专题研讨会也陆续召开，具有代表性的是2017年12月16—1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主题为“当代视野中的《资本论》哲学”的“第十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和2018年4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主题为“对话《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学术论坛。如果说前者将《资本论》置放在“当代”的广阔视野中，探讨《资本论》及其相关问题，那么后者则直接将《资本论》接入“新时代”，在理论与现实的深入互动中，剖析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生命力，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从这些研究成果看，学者们聚焦的问题主要有：《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本论》的内容、性质与方法，等等。就研究成果来看，相较于前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的研究要略显“逊色”。
第一，关于《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有学者认为，《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因而依然持续地影响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隐含且包含着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未来文明样态。 [1] 还有学者指出，《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观的深化，不仅对于我们在学术辨析的维度上正确认识国外学者在《资本论》解读上的相关观点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自觉地把握当下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律性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2]
与上述从社会运行视角展开《资本论》的价值论述不同，有学者指出，《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以此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因而《资本论》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基于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仍然需要从《资本论》出发，结合21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展开对“我们的时代”的资本的批判。 [3]
在研究和挖掘《资本论》哲学的同时，学者们也关注《资本论》哲学的时代意义，特别是关注《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以及《资本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问题。有学者认为，《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基本理念、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指导，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实体性内容。也有学者认为，要回归和发挥《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思”和“穿透”功能，从中国问题的考察、中国经验的总结和中国道路的探索等方面，合理发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功能，充分凸显《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4]
第二，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哲学研究。
这一主题是近几年国内哲学界的一个热点。这一研究的核心在于恢复《资本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而这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视角清理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关于“政治”和“价值”规定的问题意识和问题结构，以便澄清《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据此，研究者指出，《资本论》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哲学著作，更不是单纯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而是三者有机结合的真理，把握这一真理必须从“政治哲学”去解读《资本论》。他认为，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资本论》揭示的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揭示“资本之谜”，来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进。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最佳的政治秩序和生活方式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哲学”著作。正是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开出了“政治哲学”之维。 [5]
第三，《资本论》的内容、性质与方法研究。
应该说，马克思确实没有写下关于辩证法的专著，甚至他一度想写本小册子的愿望也没有兑现，但马克思却写出了作为“大写逻辑”的《资本论》。其实，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本身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资本论》的灵魂，《资本论》与辩证法是一种“双生”关系。在中国，研究《资本论》的目的是寻求“中国辩证法”。
有学者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资本论》哲学的研究。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提出来了，但真正科学制定和具体规定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没有对《资本论》的深入了解，确实很难透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本论》的分析研究过程，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深化和发展。 [6]
关于《资本论》的方法研究，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首先是方法论性质的，而《资本论》无疑最为系统而深入地展现出马克思方法的本质特征。作为辩证法，《资本论》方法首先表现为历史的观点或历史批判的方法。由于历史进程是通过特定的实体性内容展开并具体化的，所以辩证法不可能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形式方法。《资本论》方法的本体论基础是“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正是这一基础拒绝各种形式的“外部反思”，而要求面向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并由之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因此，这一方法在有助于把握当代世界之本质的同时，将从整体上极大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7]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集大成者，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经济学，覆盖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研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是整体性研究。有学者指出，《资本论》中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体现在，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目的并不是解剖单独的资本主义的现象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分析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8] 从近几年的研究趋向看，《资本论》研究热潮方兴未艾，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产生的必然。就现实来看，它是时代发展及其主要问题提出的必然要求。不过，笔者关切的是，如何真正从《资本论》出发，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对于社会运动的机制、结构、动力进行深入研究，透过《资本论》的“哲学”之光透析新时代中国的“资本问题”以及新时代中国社会遭遇到的“资本危机”，进而追问新时代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价值关切”以及“未来道路”，从而通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也许是每一位研究《资本论》的学者都应关切并回答的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这部人类不朽著作和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最好方式之一便是研究《宣言》的传播及影响。基于《宣言》发表170周年，国内一些重要期刊纷纷开辟专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和第3期，等等）刊发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从中国知网文献检索（以《宣言》为“主题”）看，1998年刊发论文228篇，2008年刊发论文264篇，而2018年至今就已刊发529篇。相较于前两个整十周年的研究，2018年的论文成果明显要丰硕得多。除了论文，还有研究专著相继出版。主要有孙应帅、唐辉、杨雨林著《〈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韩云川著《重温经典——〈共产党宣言〉解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张亮、乔茂林编著《〈共产党宣言〉传播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杨金海著《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陈学明著《重读〈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李海清著《〈共产党宣言〉导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2018年学界对于《宣言》的研究又取得了一系列丰富成果。其中，在《宣言》的文本考证、思想论析、当代解读以及这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于中国的影响等研究主题中，相关的学术成果尤为丰富和具有代表性。这些成果丰富了我们的有关认知，拓展了我们的研读视野，深化了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解，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如何科学、合理地将《宣言》这部经典著作同现今社会发展相结合的问题，彰显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及当代意义。
《宣言》出版距今已经170周年，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理论价值赋予了它持久的学术生命。国内学者针对《宣言》的研究集中在以下的领域：对汉译版本、翻译与传播情况的考证；《宣言》的核心思想、基本思想和重要内容的理解和探讨；聚焦中国，全方位探究《宣言》的当代性与当代价值。
第一，《宣言》版本、译介、传播的考辨。
《宣言》于1848年2月问世于伦敦，此后便在世界上传播开来。170年来，它传遍各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改变人类社会效果最为显著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开头写道，这个宣言将“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9] 。据统计，到1892年恩格斯为《宣言》写波兰文版序言时，《宣言》“已经以14种语言出版了83个版本” [10] 。根据学者考证，到19世纪90年代，《宣言》已经有20多种语言文字的译本，有130多个版本。而今《宣言》在全世界已经用200多种语言文字出版，有一千多种版本，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社会政治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 [11]
对《宣言》汉译本的考证与甄别历来是研究的重点。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筛选梳理，学界对于汉译本种类、文本内容和传播情况有了更加细致全面的掌握。有学者区分了“译本、版本、版次”和“中译本、汉译本”这两组概念，认为共有十个《宣言》汉译版本。它们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版，1930年华岗版，1938年成仿吾、徐冰合译版，1943年陈瘦石版，1943年博古校译版，1948年莫斯科版，中央编译局的四个版译本，1978年成仿吾校译版，2001年中国台湾唐诺版，2004年中国台湾管中琪版。 [12]
还有研究表明，目前可考证的中文版《宣言》是由八个单独出版的译本和一个“译本系统”组成。研究者以译者、蓝本、文章内容的变更幅度为判别参考，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指出新中国成立前有七个汉译版本，即1920年陈望道版、1930年华岗版、1938年成仿吾、徐冰合译版（简称徐合译版）、1943年陈瘦石版、1943年博古校译版、1948年乔冠华校译版和1948年莫斯科译本；新中国成立后则有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四个版本（1964年版、1978年版、1995年版和2009年版）所构成的“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和1978年的成仿吾校译本。 [13]
从以上引介可见，在中国从20世纪初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向国人介绍《宣言》，并且多次翻译出版了《宣言》的部分内容，宣传其重要思想。
第二，《宣言》核心思想、基本思想和理论问题的再探讨。
即使距离《宣言》发表已经170年，回归文本、重读《宣言》，这本小册子的内涵依然有待发掘分析，一些论述仍存争议。《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它的问世标志马克思主义作为成熟的科学理论正式诞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14] 《宣言》中阐述了哪些基本原理，长期以来，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很多的探讨，也做过各种概括，推动了对《宣言》的深入研究。
《宣言》篇幅不长，但内涵极为丰富厚重，因而，对其理解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什么是《宣言》的核心思想、如何理解“消灭私有制”、怎样把握“两个彻底决裂”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研究范式，即“冲突范式”与“发展范式”，两者观点鲜明、激烈交锋。
有学者以《宣言》的整体性和科学价值性为视角将其包含的基本原理概括为六个方面：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及社会运动规律的思想、关于“两个必然”的原理、关于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原理、关于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原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原理、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想。 [15] 《宣言》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刚刚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深刻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及其运动的特殊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为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类解放指明了正确方向。
有诸多关于《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体系、全球化的观点）、现代性理论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学者从《宣言》中所蕴含的转型思想加以阐述，以求对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有所启发。文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蕴含着丰富的关于社会转型的思想。例如，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着社会转型；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阶级结构及其变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运动及其表现形式；社会转型促发了社会伦理规范的转型。在当下的中国，生产力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然而，生产关系并没有跟上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必须尽快调整生产关系，以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速率。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6]
可见，《宣言》所阐发的原理只有与时代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社会实践中使其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而使其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宣言》的科学价值和时代意义之所在。今天解读《宣言》不仅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当今时代特点和人民群众迫切需求等因素，还应当充分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历史积累的经验教训。
第三，《宣言》对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
《宣言》从问世之日起就显示出强大威力。它直接指导了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指导了后来由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立并亲自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深刻影响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也是20世纪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理论先导。《宣言》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开辟了人类自觉推动社会历史进程、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时代。
170年来，《宣言》一直是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人必读的经典，也是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必备的著作。它的许多科学思想不仅为今天的共产党人所掌握，也成为全人类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宣言》也成为大学生的必读书。据有关专家2016年统计，《宣言》是美国历史课上选用的第三大著作。2015年，英国人经过网上投票，选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高居榜首，位列第二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莎士比亚、柏拉图、康德的著作依次位列其后。
《宣言》深刻影响了人类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研究表明，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中，以《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思潮：它促成了许多新学术流派的诞生，包括世界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等；开拓了许多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包括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造就了一大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像萨特、德里达、哈贝马斯等。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话语”体系，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所构成的概念体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套“话语体系”，人类的“现代文化”会是什么样子。 [17]
《宣言》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在于其思想是科学性与道义性的高度统一。它把劳动人民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第一次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预见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而且找到了改造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道路。因此，170年来，它一直是各国共产党人实践的理论依据，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精神支柱。也因其科学性，《宣言》没有任何宗教教义的神秘色彩，它的思想总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
第四，《宣言》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刻影响。
自《宣言》传入以来，中国发生了根本巨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本小册子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扭转了中国的国运，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重塑了中华民族的道路，是无可替代的马克思主义红色经典。如何置身当下深刻理解《宣言》内涵，怎样运用其中的原理指导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是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近年来研究者在协调“从经典理论出发、以社会现状为平台、充分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尝试发掘和探索《宣言》在新时期新背景下的价值与作用，回应现实需要，彰显时代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重温《宣言》，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把《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四个伟大”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18] 这次学习不仅对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宣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学术界研究阐释《宣言》也给予了莫大的鼓舞和推动。
围绕这一重要讲话，学者们主要以“新时代”为根据，围绕《宣言》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宣言》与新时代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宣言》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关系、《宣言》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一批理论成果。有研究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能否对大转型的中国、对中国道路作出学理上的描述，把中国道路的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这是我们今天读《共产党宣言》应当获得的启示。 [19]
综上所述，《宣言》是一个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历史观，建立在人类解放理论基础上的价值观，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的制度论，以及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的实践论构成的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知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演化的大趋势，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观可以帮助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制度论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实践论则成为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条件下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的重要基础与策略。实际上，以社会实践为根本取向的理论学说，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宏观的基本原则如何同不断变化的具体环境合理结合，进而对现实形成有效指导。所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充分、更深入、更思辨地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共产党宣言》，是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与社会担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重温170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共产党宣言》，既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强大精神动力，也必将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