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随着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召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中的集中代表就是涌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一直遵循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近些年来，学界在该领域内的研究一般是对以往每个历史时期内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进行继承和深化研究的基础之上，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理论创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与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几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实现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此外，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国内的一些著名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与世界联系和交往的密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还伴随着同外国一些学者在思想理论上相互交流和交锋的过程。

2016—2018年，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尊重思想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在对顺应当今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的研究方面涌现出异常丰富的研究资料，同时学者们在该领域内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并且出现了回应西方学者的一些理论作品。

第一，针对前些年国内学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有误和重视不足的情况，一些学者撰文对这类情况进行了批判和纠正，起到了以正视听的效果。比如陆剑杰指出，在我党历史上，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对毛泽东作出了学术评价，指出他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大理论贡献是突破普列汉诺夫解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硬核，等等。金民卿公正客观地指出毛泽东曾运用矛盾学说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提出了“富起来”的奋斗目标。王伟光、许全兴则强调了“两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王伟光认为“两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两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价值。

第二，2017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比如王南湜梳理了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指出这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到回归《资本论》之“资本逻辑”，再到对教科书决定论体系的重估的过程。而孙利天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依次出现了认识论范式、实践哲学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转换，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有的学者比如王海锋、赵剑英等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及其对实践的引领作用。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包含着深刻的哲学理论，是新时代精神的精华。2017年十九大之后，我国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以及哲学意蕴研究的理论成果异常丰富，其中更是不乏一些著名学者的文章。比如侯惠勤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不忘初心、应对问题的思维方法论以及青年与国家的发展观三个方面的哲学意蕴。汪信砚则探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同时还指出了以往学者对该方面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指出了当前及今后应如何推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随着“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国内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关注和研究更加深入和多样化。比如徐艳玲从正义论和义利观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张雷声从唯物主义的视野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陈曙光从对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解释上研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的“自我”与“他者”内在统一。

第四，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还从其他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比如韩庆祥分析了如何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左亚文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探讨当代中国改革的动力机制和历史逻辑，吴昕炜认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构建中国的哲学话语体系。另外一些学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一些著名学者所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像杜运辉探讨了张岱年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刘军则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前期和末期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何萍则研究了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还有一些学者在注意外国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评价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了回应和再研究。比如汪信砚驳斥了西方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谬见（异端论和复制论），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杨紫秋探讨了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中关于毛泽东《矛盾论》的专门讨论。

（执笔人：魏小萍、李涛、贺翠香、欧阳英、单继刚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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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朱东波、任力《“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2期。

[2] 参见马慎萧《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解释金融化转型机制的四种研究视角》，《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

[3] 参见夏玉汉、朱昱《布洛赫和列宁物质概念之比较》，《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 参见周银珍《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科学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2期。

[5] 参见户晓坤《“帝国主义”理论与革命的辩证法——列宁哲学方法论中的黑格尔环节》，《哲学动态》2017年第3期。

[6] 参见杨晶、陶富源《论列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7] 参见张传平《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三大理论走向及其批判》，《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8] 参见刘维春《重回列宁：责任政治抑或政治行动——兼论〈列宁的重装上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6期；刘维春《重回列宁：实践抑或行动——兼论阿兰·巴迪乌的〈一分为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9] 参见刘奇葆《在“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6版；《“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人民日报》2017年9月28日第16版。

[10] 参见陈学明《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与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2期。

[11] 参见汪亭友《警惕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思潮，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12] 参见赵曜《世界历史重新回到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航向——中央党校赵曜教授论列宁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7年第8期；转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7）》（潘世伟、徐觉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182页。

[13] 参见单超、贾嘉《纪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创作100周年中俄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14] 参见邱卫东、胡博成《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代困境：历史根源及当代启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6年第3期。

[15] 参见李捷《重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16] 参见程恩富、谢长安《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本质、特征、影响及中国对策——纪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00周年》，《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

[17] 参见李晓燕《列宁“灌输论”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18] 参见贾淑品《列宁和罗莎·卢森堡政治观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刘从德、杨光：《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陈娥英：《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李宝国：《列宁执政党建设理论新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赵文：《列宁政府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启示》，红旗出版社2017年版；苑秀丽：《列宁社会主义观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蔡亚志：《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启示》，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

[19] 参见刘长军《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李楠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胡兵：《列宁〈国家与革命〉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刘长军、韩海涛、李惠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靳书君：《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等。

[20] Thijs Lijster，“‘All Reification is a Forgetting’”：Benjamin，Adorno，and the Dialectic of Reification，Samir Gandesha，Johan F，Hartele （ed）， The Spell of Capital ： Reification and Spectacl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7.

[21] [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2] 张亮：《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及其思想史效应：100年后的重访》，《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1期。

[23] Ukka Gronow， On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 ： Karl Kautsky ' s Theory of Capitalism ，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nd Karl Marx ' 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rill.2016.

[24] 仰海峰：《国外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上）——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为例》，《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5] 韩秋红：《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论集》，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6] Christian Fuchs， 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 New Readings of Luk á cs ， Adorno ， Marcuse ， Honneth and Haberma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6。

[27] [美]弗雷泽：《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载[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2页。

[28] [美]弗雷泽：《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载[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2页。

[29] [美]弗雷泽：《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载[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30] 周穗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潮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

[31] 齐泽克：《左翼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回答当真是“MeeToo”吗？》（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8/10/394864.html）。

[32] 胡旭明：《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新共产主义”评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33] 丹·席勒讲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地缘政治学》，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2016年11月2日。

[34] 丹·席勒：《告别信息崇拜，解构数字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8日。

[35] 张一兵：《斯蒂格勒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22日。

[36]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37] 白钢：《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上海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sqyVX9L8igIXkJbGyJh7xF29oEzQm3CyGmUVvuedkMXCtmevFAO0SHFnGK28Sg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