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2006年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确立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上升势头。无论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物与流派的介绍与分析上，还是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上，都涌现出大量、丰富的优质作品。但反观近三年此学科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过去十年那种仅仅以介绍和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代表人物、主要流派的作品已经乏善可陈。经过这十多年的译介与沉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产生了一些回溯性、纵深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作品重新关注。其中，对其物化思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意义的重新挖掘，表现出一种持续的热情。在2017年出版的《资本的丧钟：物化与景观》一书中，作者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已经由工业资本主义转向一种文化资本主义，知识与非物质劳动在生产中已占据统治地位，信息与经验变成主要的消费品，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物化已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那种隐藏关系，即以物的关系隐藏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现在的社会关系本身就直接是一种商品形式模式。如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卢卡奇，包括后来本雅明、阿多诺等人的物化思想，重新审视当前物化的潜在风险。 [20]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始终没有离开卢卡奇所开创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路径。自霍耐特2005年发表《物化：一个承认理论的研究》（这本书的中译本2018年已出版）之后，他的学生、当代杰出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出版了《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在这本著作中，罗萨指出不断强化的增长逻辑造成了科技进步、社会变迁、生活节奏的不断加速。尽管智能手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品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我们也越来越被捆绑到不断加速的社会化大生产中，无法自拔，以至于人们与过往的空间、物、行动、时间、自由和社会不断的疏离与异化，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新异化产生了。罗萨主张用一种共鸣关系克服新异化，即让身体的生存节奏与社会加速的节奏处在同一个频率上。 [21] 此外，张亮在《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及其思想史效应：100年后的重访》 [22] 一文中，分析了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三个阶段。这篇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卢卡奇早期思想及其著作，认为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产生了超出其主观意图的多重思想史效应。
第二，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回溯，从而重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原因。这主要表现在2016年出版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卡尔·考茨基的资本主义理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尤卡·格罗瑙认为，考茨基所阐述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经济核心思想的阐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描述，还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他们二者在策略、政治上的结论不同。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共同的。他们对帝国主义、未来革命条件、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分析，都对后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23] 北京大学仰海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上）——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为例》一文指出，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背后，是对革命的一种宿命论式的信念。卢卡奇、柯尔施与葛兰西通过重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来源，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方法论特征、主体创造性的维度，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不同的解释思路直接影响到后来者，形成了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径。 [24] 这些有关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著作和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我国这个学科领域的空白。这既是这个学科学术思想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某些专题的整合与深入反思。我们知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因其自身的特点有很多专题研究。比如说对意识形态、对科技理性、对不正义的空间生产、对新帝国主义和生命政治、对生态危机和消费社会等的批判与反思。简单地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方面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近些年来，这些专题研究出现了某种整合、勾连之趋势。以东北师范大学韩秋红老师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在2018年推出一套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批判》《阿尔都塞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现代性批判的审美场域与乌托邦的重建》《图像的狂欢与幻境的超越——现代性理论视域中的视觉文化研究》等。这套丛书从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彰显的两种现代性逻辑出发，致力于把握西方哲学文化从古至今的理论生成进路和西方当代社会的现实状况，突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自身的生成性逻辑。 [25] 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精准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建设性的借鉴意见。此外，2016年出版了一本《交往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重新阅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霍耐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当前我们需要超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在劳动与交往、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超越之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文化还原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劳动与交往二元论，而走向二者既是同一的又不是同一的辩证论。 [26] 总之，在经过对各个流派、人物、专题的分别整理后，当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道路。
当然，除了这些新的特点之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依然在一些专题、人物研究上表现出一定的温度。如对生态问题的持续关注。受当下世界环境污染的紧迫压力，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特别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利润动机，而且还有不合理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模式和及时行乐不顾后代的代际关系。而以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和菲利普·克莱顿为主要代表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和西方“现代性”思维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坚持有机的生态思维方式，以“共同的福祉”为理论旨趣，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批判资本主义，致力于探索生态灾难和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从而走向一种后现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刘怀玉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活水源头——法国黑格尔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再发现》、蓝江的《从存在主义到后解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的转折》等文章，则在梳理法国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思想的关系上，作了很多努力。在人物方面，除了对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人关注，对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阿多诺、哈贝马斯、霍耐特等人继续追踪之外，近来本学科还增加了对埃里克·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柯亨的政治伦理思想、拉克劳、墨菲的阶级理论、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等法国激进左翼、斯蒂格勒技术哲学、詹姆逊的文化批评思想等的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门现实性非常强的学科。近年来，由于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方面的诸多变化，本学科相应地兴起一些重要的理论争鸣和热点问题。比如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对民粹主义崛起现象的分析、对共产主义问题的关注、对未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担忧，等等。下面我们主要围绕三个热点问题展开论述。
美国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南茜·弗雷泽指出，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英国的脱欧公投、意大利反对伦齐改革、伯尼·桑德斯竞争美国民主党提名、法国国民阵线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都说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抵制企业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作为它们推手的政治体制。” [27] 弗雷泽以美国大选为例，指出美国真正左派的式微和缺席导致一种“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形成并盘踞美国社会三十多年。这种进步的新自由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新社会运动中各类主流势力（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LGBTQ权利）的联盟，另一方面是高端的“象征”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商业领域（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 [28] 这些精英们宣称的进步口号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结合而成一种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而选民们反对的就是这种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弗雷泽批判这些精英左派远离了20世纪60—70年代对进步的理解，即那种更普遍的、反等级制的、平等主义的、对阶级敏感的解放运动，忽视了产业工人、小企业主、管理者、靠工业生产谋生的人、乡下人的利益。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一文中，弗雷泽指出我们不应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应该建立一个新“新左派”联盟，来反抗经济金融化和虚假的解放运动，从而重新制定现有的秩序。 [29]
齐泽克在《左翼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回答当真是“MeToo”吗？》一文中，也指出激进的左翼联盟应该反对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本身，而不是某一多元文化主义运动诉求。左翼应该联合多种反抗力量，如传统工人阶级的、女性主义的、生态的、劳动与就业权的，等等，这种多层面的组合和层叠才是对资本的有效抵抗。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周穗明在《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潮述评》一文中，也准确地指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全球化中西方实力相对下降导致的危机，是西方精英在危机前无所作为导致的一种结果。实质是西方民众造了整个西方精英民主体制的反，反映了对“政治正确”教条不满的文化情绪，要求重新复兴和回归传统价值观。她还在文中分析“政治正确”原则上是对的，与美国价值观一致，但其理念和政策在现实中的极端发展破坏了社会公正和平等主义共识。右翼民粹主义是对西方社会的一次强行矫正。 [30]
总之，分析与争论指出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对西方左翼这些年面对新自由主义不作为的失望，左翼在经济领域的放弃，导致斗争的中心转向了政治文化领域。“正如彼得·曼德尔森说的那样，在经济中，我们都是撒切尔的支持者，所以，留给左翼的，就只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斗争了：人权，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特别是多元文化主义。” [31] 即便是这种斗争也因其形式化或教条主义，导致了一种新的不平等。面对这种形式，现在左翼能做的就是联合所有反抗阶层，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系统，进行一种总体性、系统性的革命。这个争论也体现出西方学术左翼或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对自身的一种反思与批判。
关于欧洲激进左翼近些年来对共产主义观念的讨论，从而掀起新一轮共产主义思潮的事实，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非常重视、关注的现象。我们知道，从2009年至2014年间，西方左翼以“共产主义观念”为主题召开四次系列研讨会，以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哈特、奈格里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学者也出版了许多以共产主义观念为核心的文章、著作。过去，我们只处于介绍、关注、翻译这个思潮的阶段，翻译了相关学者的很多文章和著作，对激进左翼学者的观点肯定和点赞得较多，批判反思得少。学界都很赞赏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时代敢于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回归共产主义理念的勇气。但经过这几年的争论、反思和研讨，学界开始客观地甄别、分析、比较这个共产主义思潮的性质、它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差别。
上海理工大学的胡旭明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新共产主义”评析》一文中，指出这些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理论观点主要有：其一，告别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重新发明“新共产主义”作为后社会主义解放政治的行动纲领；其二，以生命政治学的“共有”“非物质生产”等核心概念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新共产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其三，以所谓的共同性参与的多元政治替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国家理论，而所谓“非部分的部分”（朗西埃）、“被排除者”（齐泽克）则是其“新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这个理论范式决定了新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根本的异质性，我们应对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性质保持清醒的认识。 [32]
至于这些激进左翼的性质，学界还是有分歧的。韩振江认为他们不同于作为修正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它们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后马克思主义；胡旭明认为他们与后马克思主义不一样，还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还有的学者指出，西方激进左翼与极左翼有交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不管怎样，激进左翼眼里的“共产主义”概念就是一个具有解放意涵的能指符号，是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占据主流的一种激进反抗。至于它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
这个问题无疑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数字资本主义是比喻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我们享受信息网络时代带来的便利和经济红利时，美国著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丹·席勒指出，在网络和数字化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剥削、商品化和不平等，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正在不断发展和加速。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意味着，在未来的危机应对中，数字技术和资本这两股力量将起到支配性作用，从投资生产到销售流通、全球贸易体系的各个环节，正围绕数字化技术进行新一轮改革创新。 [33] 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正在收集、更新、利用大量的信息数据。哪些信息是我们人类的真正需求，哪些是为了服务于某公司或某人的私利，对此的决策，谁来制定？无疑，靠信息获利的垄断资本拥有更多的权力，而那些毫不知情的客户则被剥夺掉一部分权力。 [34]
张一兵教授在《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一书中，介绍和分析了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思想。斯蒂格勒认为，随着电视、手机、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的普及，所有人都依赖于这些记忆装置的运转，一旦离开这些技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行动和生活。这就造就了知识异化状态中的“废人”，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行动的人。面对数字化技术的先天塑形对现代人的宰制，斯蒂格勒提出要接着马克思的批判线索建构一种“新政治经济学”。他要将当代技术颠倒过来，建设一种巴塔耶式的新经济模式——贡献式的经济，从而建设一种全新的知识共产主义。 [35]
南京大学蓝江则围绕数字异化和数字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他认为，在数字化网络中，人们必须依赖一个虚体才能在数字化界面上进行交往。它让人感到自由便利的同时，也使人沉溺于、受制于交往的数字媒介，从而产生一种数字化的交往异化，而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变得疏离、冷漠。此外，那些垄断数据和交换平台的大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榨取了巨额的剩余价值。未来的解放之路应该打破这种垄断，走向数据信息的共享。 [36]
吉林大学的白钢则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以经济学革命的名义掩盖了私有化生产方式，以技术决定论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以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掩盖了剥削，以资本积累掩盖了贫困积累和不平等，所以，数字资本主义依然处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域中。 [37]
学界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热议，代表了他们对现代人正在经历的或将要经历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敏感与担忧。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每天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还适用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异化、数字拜物教能避免吗？如果不能避免，我们还有什么解放路径？这些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和分析的问题。
以上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些年发展的总体状况。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在跟踪、引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前沿和热点问题方面，做的是非常好。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达到与国外同步或稍晚一些的进度。但不足的是，研究的重心似乎有所失衡。很多学者都热衷于追求西方左翼的最新观点、最新专著、最前沿的热点问题，而忘记了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国情。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现代性批判、民主政治、生态危机、公平正义、分配等方面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