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列宁哲学思想研究

列宁哲学思想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指从哲学的视角和方法出发对列宁整个思想体系的研究。就狭义的列宁哲学思想而言，近年来成果较少，所以本部分既涉及2016年1月至2018年底国内外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也兼顾近年来列宁思想研究的各个领域。

第一，在列宁哲学思想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较新的论题。

夏玉汉和朱昱对列宁和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的物质概念做了比较研究，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物质观是列宁和布洛赫共同的思想资源，但列宁和布洛赫对物质概念的解读有明显的差异。布洛赫通过“尚未存在”的逻辑预设，把物质理解为“过程物质”，把自然物质看作是自然主体，最终走向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则站在实践的基础上肯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界定物质概念，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走向。列宁和布洛赫的物质概念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和正确评价布洛赫的哲学。 ^[3]

周银珍探讨了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科学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认为列宁通过对自然科学革命的分析，批判了马赫主义的科学伦理思想，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学伦理观。列宁的科学伦理观包含了真、善、自由与必然等科学价值理念的阐发，坚持人类利益与局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科学评价伦理维度等内容。列宁的科学伦理思想具有尖锐的批判性、鲜明的实践性、独特的创新性和深刻的辩证性等理性品格，对于指导当今中国科学发展的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4]

户晓坤研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环节对1914年之后列宁的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决定性影响，认为列宁在1914—1915年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等著作之后，辩证法环节构成了列宁帝国主义以及革命主体理论的新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革命的辩证法的确立，意味着列宁对于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论或物质本体论的实质性超越；对“向对立面转化”这一基本原则的贯彻，使列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道路等问题上同当时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开来。 ^[5] 所谓列宁对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论或物质本体论的实质性超越，属于该作者的一家之言，是值得商榷的。

杨晶和陶富源探讨了列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全球化的新阶段，也是资本剥削和压迫普遍化的新阶段。随着全世界范围的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日益明显化，列宁积极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既立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考人类解放命运，又着眼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施“两种制度”共处和共赢的战略。列宁的这些思想与观点对于当代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6]

此外，近年来对列宁文化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三本专著：郑东艳著《列宁文化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陈兆芬著《列宁文化自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和王军著《列宁文化安全思想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二，在西方列宁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进展。

张传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列宁学”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路径、理论特征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三大理论思潮：一是以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ss）和尼尔·哈丁（Neil Harding）为代表的“否定性”的列宁主义观；二是以当代左翼学者为代表的“肯定性”的列宁主义观；三是以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为代表的批判的人道学派的列宁主义观。西方“列宁学”对列宁及其思想的种种新奇解读，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列宁和列宁主义具有启示意义。 ^[7]

刘维春探讨了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肯定性”的列宁主义观：21世纪是否需要列宁？西方左翼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列宁的重装上阵》一书中，左翼思想家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需要回到列宁，列宁不仅是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重构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策略和拯救现实的良药。所谓列宁的重装上阵就是敢于实现政治计划，敢于承担行动后果的责任政治的列宁的真实再现。责任政治的实现离不开政治组织的构建。集中无产阶级能量对付同样集中的资本主义力量是责任政治之根本，也是列宁政治组织的一个主要动机。巴迪乌（Alain Badiou，1937— ）还主张所谓的“一分为二”，即“断裂”“断代”或者是“非连续性”，其本质就是通过断裂来重新激活、继承和坚持那稀少的“政治主体”。 ^[8] 巴迪乌等左翼学者对列宁主义的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们对列宁主义的解读明显带有片面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

第三，与列宁思想研究相关，2017年适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我国理论界开展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2017年9月26日，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前夕，“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并讲话。刘奇葆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百年来，我们国家和民族发生历史巨变，归根于选择了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归根于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实现民族复兴的阳关大道。刘奇葆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9]

关于十月革命，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存在着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刘奇葆同志的上述讲话阐明了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

第四，关于如何认识列宁主义，近年来发表了一批旗帜鲜明，旨在拨乱反正的论著。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有一种错误倾向：一方面，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有机联系，从而抛开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任意曲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又割裂了列宁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混乱。一些学者著文批判和纠正了这类错误倾向。

陈学明认为，在当代中国存在一种错误思潮，它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却竭力割裂列宁主义与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联系。对此，必须重申以下基本事实：其一，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马克思主义倘若没有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也就不可能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其二，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列宁主义的科学认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相关论断与列宁主义有密切联系，列宁主义在当今中国仍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10]

汪亭友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一股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推行民主社会主义、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扫除思想理论上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思潮的实质和危害，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坚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11]

赵曜撰文论述了列宁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世界历史已重新回到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航向。该文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世界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等方面，论述了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赵曜认为，十月革命不只是一个世纪而是从古至今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因为它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从而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十月革命和列宁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列宁就没有十月革命；反过来，没有十月革命，列宁在历史上也不会那么光彩夺目。 ^[12]

第五，2016年是列宁《帝国主义论》创作100周年，相关研究也成为热点。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是继马克思《资本论》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重要标志。2016年7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红旗文稿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纪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创作100周年中俄学术研讨会”，中俄学者共同探讨了与《帝国主义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13]

探讨《帝国主义论》，首先要面对关于这一理论的一系列质疑和争论。邱卫东、胡博成认为，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实质性对立以及这种对立随资本输出不断蔓延到非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模式这一事实，提出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等核心论断。但列宁去世后，随着资本全球扩张不断深入而来的“资本积累”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积累”主要集中在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境遇，还有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物质条件”与“主体条件”在东西方国家内部的分离，使得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两大制度间的关系较之列宁的论断出现了巨大差异，并由此引发了质疑和争论。 ^[14]

对于上述质疑和争论，我国学者也作出了解答。李捷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金融垄断从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还是当代资本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的同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为标志，广大新兴国家开始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这两个重大事件都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分析与科学预言之中得以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灭亡的规律，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发展灭亡的规律，无论需要多么漫长的岁月来实现，但却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提供了又一种现实选择，即通过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摆脱贫困、摆脱压迫，步入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15]

程恩富、谢长安认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金融化进一步验证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生命力。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根源在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本性，其基本特征有：金融部门成为调节和控制市场经济的核心；发达国家操控国际金融、输出知识产权，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少数金融寡头和金融家族及其组织控制本国乃至世界经济命脉。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泡沫化严重、国际局势动荡不已等，经济金融化表明当今资本主义垄断性、寄生性或腐朽性更大。中国处于金融资本推动的全球化中，应采取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改革发展的务实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16]

此外，李雪阳的专著《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系统研究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和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堪称该领域的一部力作。

第六，在列宁政治和社会思想研究领域，列宁的灌输论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

李晓燕认为，19世纪末，列宁为了解决俄国革命面临的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迫切问题，批判了“经济派”主张工人运动“自发性”的错误思想，强调了理论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列宁系统地阐述了“灌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新的历史时期，在“两制并存”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阵地斗争不可避免，列宁“灌输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存在诸多契合点。 ^[17]

孙来斌的专著《列宁的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系统探讨了列宁灌输理论的当代视界、形成与发展、科学内涵、当代境遇、当代价值以及与当代西方灌输批判理论的差异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了“科学灌输”等一系列新观点，堪称该领域的一部力作。

此外，在列宁政治和社会思想研究领域，近年来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从思想史视角出发的有徐芹著《列宁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思想及对错误思潮的批判》（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俞敏著《苏俄非常时期列宁的常态性思想》（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和周尚文著《列宁政治遗产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另一些专著则属于专题研究，探讨了列宁的政治观、社会主义观、和平共处思想、民族自决权思想等主题。 ^[18]

除了以上诸领域的研究，在列宁原著出版方面，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60卷由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3月出齐。此外，近年来中央编译出版社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系列专著，其中包含了解读列宁经典著作的读本。 ^[19] B0M1Oeu0VF/9J+KNy3qyuUZA04JbAJOS2RnV+m7FcK0jzQr2NQSMNpIr434R0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