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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方面在尊重世界历史的前提下、发掘自身与其同步前行的轨迹，另一方面又秉承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传统，回应世界历史正在进行时中的现实问题，2016—2018年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不仅延续并且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尊重历史呼应现实的传统。19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交锋中形成；20世纪初至中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从理论走向实践，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并且改旗易帜，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21世纪初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重又唤醒因20世纪末的历史变迁而在某种程度上淡出人们视线的马克思。这一世界历史变迁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2016—2018年这三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同样呈现了这一历史变迁主旋律。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不同方面来把握。
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版的出版节律与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陆续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呈现了依据马克思主义源头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全新局面。这三年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说，最为重要的事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于2017年在德国柏林的出版。鉴于该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最为权威的版本，成为人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新热点，开拓新的研究局面。
由于MEGA2版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的原始手稿，这些手稿不完整、有缺失，而且是一份仍然处于修改过程中的誊写稿，存在着很多反复修改的痕迹。这样在历史考证版与苏联编辑的著作版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鉴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并且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诞生地，如何解读这一重要的新资料，如何解读这一历史考证版与原著作版之间的关系，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最为关注的重要热点问题。一般来说，面对这一新的历史考证资料，学者们的研究是沿着两个路径发展的，即依据于新资料的思想研究，和依据于新资料的文献学研究。
从前者来看，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仍然是一部没有完成、未成熟的手稿，但是它的思想价值、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受损。在对19世纪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清理、批判，并将自己与之区别开来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唯物史观。对这样一种思想形成过程的总体把握和认识，对于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研究者来说，是通过被苏联编辑的著作翻译版进行的。然而立足于著作翻译本的研究在有些时候对问题的理解是受限制的，当问题取决于对某个基本概念的理解时，这时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就能够左右对问题本身的理解，而且不同手稿的编排也能够左右人们对作者思路的理解，此时，从原文本了解这一概念的涵义对问题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同样从原手稿了解作者的思路进程对于理解作者的思想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后者来看，历史考证版第二版为了编辑更加忠实于原作者、具有更高可信度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要对手稿进行大量的必不可少的编辑、整理和识别工作，而且要对不同版本的差异进行比较、借鉴。对原资料的识别、甄别和编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具有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在学者们中间引发了文献学研究热点。学者们的文献学研究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文献学、版本学与文本的思想研究，但是侧重点在于对文献资料的关注，思虑焦点在于考证资料的确凿性。
近三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延续了前几年的发展趋势，着重于从源头上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甚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依据，在尽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语境，现实社会中呈现的基本问题、基本矛盾，从其理论渊源、现实背景、形成和发展脉络上进行具体地分析与研究，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来说，无疑是基础而又必要的理论研究工作。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为：创新研究范式，拓展研究内容，开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探索；保持了对马克思早期文本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贯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例如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与唯物史观在理论上的关系、唯物史观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问题等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更加具体和深入的研究。
从整体上看，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上日益深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学界在对马克思早期文本及其思想、《资本论》及其手稿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思想，以及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等的研究中，不仅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发源、发展，而且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质与当代价值。但是，目前学界对于经典作家思想的关键问题在理解上还存在着分歧，对于马克思早期和晚年著作研究还有待加强，还需进一步结合当今国际国内情势的发展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细化对经典作家文本及其思想的梳理，树立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视角观察时代、解读时代，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向政治哲学的转向发生于20世纪末，其历史背景包含着这样几个基本因素：第一，资本主义自身伴随着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而发生的自我改良，例如与社会贫富分化相伴而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第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践履中遇到理论在实践中的诸多困境，而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又使得这些困境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认真地加以面对，最终导致苏东社会主义的大面积解体。这两个因素在西方世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研究视野的转向，而自由主义理论自身向着左右两翼发生分化，其左翼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对平等理念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从理论和操作层面进行重视，强调其现实可行性。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其进行的理论交锋从外在的方面促使自身发生政治哲学的转向。
这一转向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例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形态社会批判理论、法国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然后波及改旗易帜后的苏东和正在改革中的中国。这一转向既含有积极因素，也含有消极因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进一步消解了苏联模式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解读方式，有助于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重心重新转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尤其是马克思理论的问题域，在这一转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基本原理作为基本的哲学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然而这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政治哲学转向的一个方面；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在西方世界，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由主义左翼思潮的影响，甚至产生了与自由主义左翼思潮的理论交锋，这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政治哲学转向的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的，即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前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一个抽象的道德标准，公平、正义等价值判断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后者认为只有摒弃对价值判断从社会历史角度所做的解释，才能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甚而认为只有诉诸超历史的价值观，才能看到马克思对当今社会的批判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哲学转向近三年以来同样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诸多研究论文、研究课题围绕着这一话题而展开。向前追溯至马克思与黑格尔，向后延伸至马克思与诺奇克、与罗尔斯、与后现代激进批判理论家的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注的理论研究领域。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论争相呼应，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在面临着自由主义理论的冲击下，也在回应和论争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探索理论对现实的可解释性并且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哲学思想继续成为近三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这一热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资本论》而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版首先出齐了第二部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笔记和《资本论》手稿、恩格斯编辑稿、《资本论》的各种主要版本，一方面，这些新出版的资料为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资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从现实方面促使着人们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不同层次的科研项目都出现了围绕这一主题而设计的研究课题，已经陆续出版、翻译了一些新的学术著作，这也预示着将有更多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步问世，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走向世界、面向现实、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风尚。
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首先引发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有学者认为，要给经济哲学一个准确的理论定位，首先要厘清经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双重含义：一重是经济学的含义；一重是哲学的含义。经济学的含义重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过程，而哲学的含义则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的唯物史观的一部分。在这两重含义中，马克思更重视后者，因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令他苦恼的市民社会问题，发现现代社会秘密。正是这样，他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把那种只研究经济现象而不进行哲学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学科分类上却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仅归于经济学学科，这就把政治经济学从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分离出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只讲其中经济学的内容，不讲哲学的内容，而唯物史观的研究只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而不讲政治经济学，既不讲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内容，也不讲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内容，即使讲，也只论及《资本论》的逻辑方法。这种讲法给了人们这样一种观念：《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的著作，而不是唯物史观的著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观念在两个因素的刺激下发生了变化：一个因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开始重视《资本论》的研究，把《资本论》当作唯物史观的著作加以阐发；一个是中国走向全面市场经济建设，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和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和未来发展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哲学在中国发展起来。
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综合，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领域，从哲学的视角反思社会经济领域的问题，发挥哲学强大的思维功能和分析能力，综合哲学与经济学两门学科的优势，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抽象地理解和把握，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是该领域的研究特点。马克思经济哲学最早发端于马克思早期从哲学、史学、法学领域向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转向，今天马克思经济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在我国的兴起与全球化发展趋势有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有关。改革中呈现的新问题，既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题，又难以为经济学领域所驾驭，所以，正如当年马克思转向哲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那样，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面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视野由哲学领域转向哲学—经济学领域。
近三年以来，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研究，首先从马克思批判性研究思路的源头出发，探索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域，认为公平正义这一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社会问题，更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与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开拓性地探索与创新发展，既需要过人的勇气，更需要理性与智慧。其次，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的角度，讨论了解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重要研究思路的准确把握问题，如果说经济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对以往唯物史观研究方式的校正，那么，经济哲学研究的多向度开展则带来了唯物史观研究内容的开新。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哲学的研究是在三个向度上开展的：第一个向度是把《资本论》作为文本，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来阐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打通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的联结，使唯物史观的研究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框架，形成了新的研究框架；第二个向度是从哲学的意义上阐发了马克思的货币、价值、商品拜物教等概念中所包含的资本批判的观念，建构了唯物史观的批判维度；第三个向度是运用MEGA2的资料，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考据学的研究，从而使得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了扎实的文本依据。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经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列宁概括的帝国主义、后来的消费资本主义时期，来到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是金融资本利用金融市场手段，在时间、空间上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全面的控制。金融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所分析的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利用跨国公司、大型金融机构，逐渐取代银行系统，主导全球的经济活动，跨民族地实现对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的金融化影响。面对这种新形势，国内外相关学者开始重新研读马克思的货币资本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金融资本理论。朱东波、任力在《经济学家》上发表《“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从资本循环运动的视角出发，认为适度的金融化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而过度金融化则会导致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的约束，并挤压实体经济。经济金融化既是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要加强金融监控。 [1] 马慎萧在《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解释金融化转型机制的四种研究视角》一文中，解释了金融化转型机制的四种研究视角。作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从资本权力视角分析金融资本的，这个视角的分析善于揭示问题的本质和构建理论框架，但需要从经济学的微观细节上补充分析内容。 [2] 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反思，学者主要集中在对象化劳动、资本家的管理劳动、金融资本等是否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上。总之，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重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经济学思想。他们希望从这些经典作家的理论中寻找到解释和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