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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建立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雄厚基础之上，在话语、学术、学科三大体系的建构方面都有重要推进。
在学科体系建构方面，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提出中国边疆学是“独立知识体系”，“边疆研究的理论（或知识）基础，决定了中国边疆学所具有的独立性，它包含了中国边疆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 [66] 。对于无疆无界、有疆无界的区分，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谈到的拉铁摩尔《历史的疆域》对部落领地、国家“疆域”（或国土 [67] 、领土）的区分， [68] 或可提供思路。周平《如何认识我国的边疆》，针对一些论者所谓自夏时起我国便有了自己的边疆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从来找不到确实的史料来为之证明。先秦时期的中国——夏商周属国家的早期形态，“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边疆”，也就是说，“基于族群的诸侯分别进行统治和治理，并不存在把国家疆域某个或某些区域区分出来进行专门治理的必要和可能”。秦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后，国家拥有了统一而巨大的疆域，国家疆域内处于边缘并与核心具有明显差异并被实施特殊治理方略的区域，便逐渐稳定下来并屡屡以“边疆”指称，从而就塑造了边疆。 [69] 他认为先秦时期有国家无边疆，似乎倾向于有疆无界。
在学术体系建构方面，王欣《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把王朝国家（历史上的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当代中国纳入中国边疆学的范围，中国疆域形态、边疆形态具有动态（相对模糊）、静态（大致稳定）双重属性 [70] 。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是把中国边疆学归入“历史学科” [71] ，主张“以王朝至民国阶段中国边缘地带的人群之间的活动、人群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相邻问题为研讨的内容” [72] ，进而把中国边疆学分为王朝国家边疆学、民族国家边疆学两个阶段 [73] ，这就把1949年后的中国边疆排除出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之外了。
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既有《中国边疆政治学》的论述，无论是基于民族学的学科背景 [74] ，还是基于政治学的学科背景 [75] ，都谈到土司问题，并且把它都归结为政治制度，但是谈的很多是经济问题，对它的东方农业公社性质没有揭示，宋培军《马克思“农业公社”思想放弃论之我见》揭示了这一边疆存在及其性质。 [76] 吴启讷《圣人之道为体喇嘛之道为用——清朝边疆政治与族群政治架构议》，把清朝的成就归纳为三大国策，其一，顺应中国历史独特的动力与独特的演变逻辑，将中国历史上边疆与中原的长期互动合并；其二，不断强化满—汉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其三，“满、蒙、回、藏、汉”五个族群间的政治关联与互动，构成清朝战略安全的有机防线。而在这三项国策之下，清朝为了得到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在经济基础方面，坚持以中原农耕地区为立国“根基”，在意识形态方面，以中原农耕地区的传统意识形态——宋、明理学为核心（“体”），以非农耕、非汉群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其核心是藏传佛教为有效工具（“用”）。这些论述体大思宏，不过下述论述还是有点难以理解：“清朝将‘满、蒙、回、藏’正式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权力体系内，五个族群间的政治关联与互动，构成了清朝战略安全的有机防线，因而共同构成清朝整体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说，‘五族共和’早在17—18世纪期间，即已实质形成。” [77] 清朝将满、蒙、回、藏正式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尚好理解，对于汉是否同样呢？清末“逊位诏书”难道是重提17—18世纪的“五族共和”？如果不是“汉”，有没有代替它的类似形式的“五族共和”？宋培军《从“南洋宣抚使”到“华侨参议员”的法理考察——以北京临时参议院对云南华侨土司案的议决为中心》初步涉及云南土司问题 [78] ，川边年班土司具有政治体的意义，与满、蒙、回、藏构成“五族共和”国体的历史基因。基于此，潘先林《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以云南为中心的讨论》对民国土司的行政性质给予了准确定位：“1912年临时参议院对云南土司问题的争论，核心是土司是否民国政府的行政官吏。因是由云南军都督府提出议案，参议员们的争论也涉及到该议案是行政问题还是立法问题。最后，争论以同意云南政府设置土司特派员的要求，实际上承认了土司是民国政府的行政官吏。” [79] 土司特派员到云南省议会发言而非到临时参议院发言且没有投票权，显示土司更多属于行政组织而非政治组织性质。
习近平使用的“历史中国”“当代中国”概念，很明显源于毛泽东关于“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著名论断中的“历史的中国”“今天的中国” [80] 。两者的不同在于，毛泽东当时所说“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以现代中国为时代坐标，由此“历史的中国”所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自然包括古代中国、近代中国，习近平是以当代中国为时代坐标，“历史中国”至少还要包括整个现代中国。很显然，它与既往学术界言说的“历史上的中国”或“历史中国”有很大不同。学术界既往所谓“历史上的中国”实际上是清代中国，所谓“历史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古代中国”的同义语。把“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作为清代中国疆域的同义语，从国家继承的国际法角度看，自然不失为一种切合新中国建立初期革命与建设需要的、实用而便利的理论阐发。其不足在于，无论是以当代疆域还是以清代疆域为基点逆推、上溯中国国家疆域与中华民族生成史，有强调疆域底定、忽视成长过程之嫌，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和中国疆域来说，历史纵深、历史积淀明显不足，面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一族一国论）的冲击明显乏力，亟须古代历史（不局限于清代中国）、近代历史、现代历史的系统阐发。
2016—2018年，疆域理论、宗藩体制、国家形态理论建构出现新动向。在中国本土疆域理论的建构方面，谭其骧所谓“历史上的中国自然形成”论是一个核心命题。 [81] 张云《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特征刍议》认为谭其骧的中国疆域自然形成理论有助于解决西方理论解构中国历史的挑战，不仅像宋辽金夏等众多王朝属于中国，而且吐蕃王朝、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也属于中国历史。 [82] 对于高句丽、吐蕃是否属于唐朝（历史中国）、是否属于中国历史，历史学者基于当时民族（唐代）还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清代）或者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疆内外的视角，认识表现出一定差异。
赵永春《“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提出“中国”被确定为一个国家的国号始于辛亥革命以后，我们是赞成的，但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开始于辛亥革命以后 [83] ，我们是不赞成的，因为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了。 [84]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号“中国”与国称“朝号” [85] 、族称经常混同。《大唐西域记》玄奘对戒日王说：“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至那（Cina）作为国号，与大唐作为国称（王朝名称），区分明确。据郑张尚芳从音韵学判断，至那（Cina）不是秦而是晋。 [86] 无论如何，汉、唐是基于朝代的国称，中国（支那）是基于地域、文化的国号。辽兴宗重熙二十一年（1052）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 [87] 。辽所言“国号”指向辽、宋，南、北朝是什么，没有明言，应该是玄奘所言“国号”，国称、国号倒置。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认为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 [88] “认为契丹小字中的‘契丹’即‘大中’或‘中央’之意，以此推论契丹建国之初就已萌发了‘中国意识’，似属误解”，他提出，辽末汉文石刻史料《鲜演大师墓碑》出现“大辽中国”一名，而诸如“大中央契丹国”之类国名中“中央”一词出现在契丹大小字墓志的时间均在11世纪中叶以降，说明辽朝从兴宗、道宗之际开始逐渐接受“中国意识”，并体现在相应的契丹语国号名称上。“中央”一词明确见于国号反映了中国意识的影响。在国号中出现“大中央契丹国”，无疑又和蒙古国肯特省女真文摩崖石刻中的“大中央金国”极具可比性。 [89] 女真人的汉化程度较契丹人更高，自从确立了“金”的国号后，就再未像契丹和蒙古人那样采取双国号制。早期的辽金两朝将“中国”所具有的“地理上的中央位置”一义与其建立的国名相结合，从而在契丹—女真文字中组合成了“大中央……国”的套语式名称。而在元朝建立以后，则出现了“中央蒙古国”的蒙古语国名，并被其西北宗藩察合台汗国所采用。正是由于元朝国名的“中国化”和当时东西交通的空前发达，最终促使14世纪的欧洲人首次将具有“中央之国”含义的中国（medium imperium） [90] 本名载入西方文献中，以之同时指代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在此以前，欧洲对中国的国名认知尚长期停留于“塞里斯国”“桃花石国”等他称。 [91]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对于“中国”一名在西方的传播起到巨大作用，同时代的西方人士在历史上首次将“中国”的本名载入他们自己的文献。 [92] 这就在“本名”（中国）与“他称”（支那、塞里斯国、桃花石国）之间作了区分。《旧满洲档》《满文老档》载努尔哈赤于1620年致喀尔喀诸部首领的书信，其中转述了《元史》中所记铁木真羞辱卫绍王不配自称中原天子的内容，汉文“中原”在满文史料中的对应语即“中央金国”（dulimbai aisin gurun）。 [93] 这就在“本名”（中国）与“他称”（支那、塞里斯国、桃花石国）之间作了区分。可见，天下宗大元中国的行政直接统治与其对西北宗藩察合台汗国的政治控制，不是一个概念，吐鲁番则体现了行政边疆与政治边疆的统一。既然这种边疆在行政体制上日趋内地化的大势在清朝后期尤为明显，那么根据边疆的内地化程度不同而把边疆一分为二就是必要也是可能的。
李鸿宾《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提出：“部落、部落联盟、酋邦、早期国家、成熟国家等等政权组织的建构，都是人们据以活动和依托的维系方法或手段，这样的组织与特定地区的结合，便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形态” [94] ，部落、部落联盟、酋邦、早期国家、成熟国家五种政权组织被认为是全球史范式 [95] 下社会组织的演进序列。钟焓《重释内亚史》运用人类学家E.Service等对酋邦人口一般超过5000人的估计，提出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对《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裴注所引王沈《魏书》所谓乌桓“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的理解——邑落为部落、部为部落联盟不甚合理，九千余落、八百余落不可等量齐观，前者是部落联盟，后者不是。二者的共同点在于把部落联盟等同于酋邦”。对此，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认为落是家户、邑落是氏族结合而成、部由若干邑落连接而成。 [96] 对于可汗这一称号产生的具体时代，黄烈《对朴汉济论文的评议》推测2世纪时短暂统一过鲜卑各部的首领檀石槐应当是草原可汗之始，该称号以后又被其他北方民族所借用。 [97] 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称檀石槐建立了鲜卑汗国，一度统治整个蒙古草原，可谓自冒顿单于以来北方民族君长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成就。 [98] 内田吟风《柔然族研究》首次系统引用北魏时期的墓志，证实了《魏书》讳载而《资治通鉴》所记的拓跋氏先祖享有的可汗之号的真实性，并分析提出可汗最初是指鲜卑系部族君长，如拓跋、乞伏、吐谷浑等部的首领，其使用时间可以上溯到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内，以后直到柔然建国时，它才被提升到像皇帝和单于一样崇高的君主地位上。 [99] 据此，钟焓《“四海之内皆可汗”——论内亚汗权体制中的“有限性君权”》提出，可汗（自称）一名的基本含义仅仅是指部落酋长，并非部落联盟长 [100] ，但是并未说明“天可汗”与“天子”“可汗”的关系。
部落既然最少要由两个氏族才能组成，如果邑落是氏族结合而成，那么邑落更大程度上是地区部落而不是血缘部落。部落分大小，并不稀奇，大部并不一定是部落联盟的结果，契丹阿保机就是“所得汉人多矣”在八部之外“别自为一部，以治汉城” [101] 。也就是说，大部成为酋邦、部族，未必以部落联盟为中介。大致而言，氏族部落（酋邦）、部落联盟 [102] 、部族国家（汗国） [103] 、帝国（多民族国家，比如辽、金 [104] ）、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发展的五种形态 [105] ，从民族发展五种形态的升降起伏演进的视角看，部族国家（后金汗国）上升则为帝国如大清，下降则为部落（从龙六十六国、部，即所谓固伦，其实很多是以分部 [106] 为单位）、部族（满洲）。这就为把“辽、金、西夏、大理国等边疆政权” [107] 以及蒙元、清等边疆地区兴起的统一王朝政权都作为一种边疆民族形态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所谓“复数历史中国”到“单数历史中国”的演进研究 [108] 是否都要对“复数历史中国”（比如辽宋金）全部区分内地与边疆，是一个理论难题。“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尚需从国家角度突破。中国边疆学不是历史中国边疆学，后者以历史中国的边疆为研究对象，前者以当代中国的边疆为研究对象，它对“边疆历史中国”的研究以其对“内地历史中国”制度的吸纳和排斥程度为研究主题，而不刻意划分出“边疆历史中国”与“内地历史中国”的边疆部分。
从“中国边疆”到“边疆中国” [109] ，不仅仅是“中国”“边疆”两个词语位置的简单倒置，还是研究视角、思路的调整。不同的时空隧道，不同的动力机制，为更为全面地理解中国与边疆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刘晓原《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与民族关系史述》认为，尽管失地学派、帝国学派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从未中断，前者比如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版，商务印书馆2000年再版）、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都是从反帝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包括厉声、李国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样的边疆边缘学科综述在内的中外著作都“并未对边疆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进行整体性的叙述和系统的分析”，与占主流的中国内地或东部中国研究“少有联系与交流”，也就是说对“边疆中国”的研究付诸阙如，主张不以“中国”限定“边疆史”，而以“边疆”定义“中国史”，从边疆角度审视1949年前后的历史延续性。 [110]
基于刘晓原“边疆中国（Frontier China）”概念，王鹏辉《再观“边疆中国”：近年国内边疆研究的前沿述评》，提出《学术月刊》《文化纵横》都设置了“边疆中国”专栏，前者组织2017年边疆中国论坛，主题为“边疆中国：从地域族群到文化政治”，后者主张从文明—民族—阶级—利益—民族/宗教认同的轮回与强化概括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发展逻辑。而从边疆认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是边疆研究的新范式。 [111] 他说拉铁摩尔“开创了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 [112] ，又说“边疆中国”是新范式，看来是把拉铁摩尔排除在外的。王鹏辉《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提出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包含了西北陆地疆和东南沿海海疆，魏源进一步明确了西北陆地边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他所谓“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互动”与“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 [113] 三个“轴向”，比较费解，如果按照舆地学，车轴方向应该为轴向，西北东南方向不是轴向，长城方向也就是姚大力所说“拉铁摩尔线”延伸的方向才是轴向，“三个轴向”之区别与联系并不显现，而“西北中国—东南中国”二分与边疆海疆二分的区别与联系，也欠明确。
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 [114]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演进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出的五种生产关系（原始公社的、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依次更替论，两者是否一一对应，学界看法尚未统一。基于马克思关于游牧而非渔猎是“真正发展的起点” [115] 的论述，探讨中国内地的农耕生产方式（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与边疆的游牧生产方式及其互动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宋培军《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思考》提出农耕游牧主辅线现代化理论范式 [116] ，有助于从主导民族与主体民族互动互补的角度阐发中国历史演进、疆域形塑的途径问题。与主体辅助、主导辅助的上述区分不同，李大龙的中国夷狄整体论、李鸿宾的中原草原双主体论、赵汀阳的逐鹿旋涡模式、葛兆光的中国政治—文化核心区域黑洞论或恒星卫星论 [117] ，分别从边疆民族、政权战争、核心区域等不同角度对边疆与内地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基于民族史，李大龙《国家建构视野下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的分期与特点》认为长城是中国与夷狄两大族群的分界线 [118]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被认为属于国外学者从内陆亚洲等视角将游牧族群“独立”出中国历史进行探讨的典型著作 [119] ，但是并未具体注明何处作为证据。对于古代中国边疆是否以及何时属于有疆无界，古代中国边界是模糊不定还是清晰可见，长城与国界是否没有任何关系，学者往往有不同认识。
（1）古代中国边疆是否以及何时属于有疆无界的争论
杨军《双重边疆：古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针对外国学者所谓古代中国只有边陲而没有疆界的说法，提出这只是适用于夏商周三代。“国家的控制力呈波纹式外扩，在空间上向外延伸的同时，控制力呈正比削弱。控制力降低至何种程度即不构成统治是模糊的，因而，中国疆域止于何处也就是模糊的。” [120] 不过，其论述重心是帝制中国有内边疆、外边疆双重边疆。他认为，秦汉以后，进入帝国时代，郡县区与非郡县区的分界线，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的边界。大同江以南的箕氏朝鲜“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 [121] ，作为辽东郡东部边界的大同江，只是秦帝国与其属国箕侯国的分界，而不是秦的边界。边郡是汉帝国的内边疆，边郡代管的部族属国以及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等加官辖区，是汉帝国的外边疆，其外向的边界才是汉帝国真正的边境线。匈奴呼韩邪单于愿为汉守边，“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朝答复“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 [122] ，此“边”仅仅是“中国四方”之“塞”。至汉代，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重边疆体制，出于统治的需要，王朝更关注的是内边疆的治理与开发。唐在外边疆普遍设立羁縻府州，羁縻府州均由边州 [123] 都督、刺史乃至都护管领，是对汉代边郡代管统治方式的延续 [124] ，不过，唐边州内涵要大于汉边郡，汉代西域都护辖下为县级道，在唐代都护辖下为羁縻府州县三级。由此可见，唐边州包括内地缘边正州，类似于拉铁摩尔意义上的内省（藏、蒙）、外省（藏、蒙），这就大大拓展了边疆研究的对象。“中国四方”作为中国及其东西南北的五方名词，与汉、唐王朝对等，而与匈奴、突厥部族并立。
对于杨军提出的这一“双重边疆”理论——即中国古代存在郡县区的内边疆和郡县区以外的非汉族居住区的外边疆，学术界有不一样的认识。赵永春、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认为，这一理论比拉铁摩尔过分强调生产方式、民族文化而忽略国家政权管辖的“双边疆”理论“要进步得多” [125] ，周伟洲《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认为拉铁摩尔基于内、外蒙古而提出的“内边疆”“外边疆”即“二元边疆”概念，是可以接受的 [126] ，而杨军所谓“双重边疆”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内地郡县地区非边疆，不能划为或称为“内边疆” [127] 。
这里分歧的关节点在于，对于拉铁摩尔的同一段论述，今天的学者理解往往不同。拉铁摩尔提出：“一个被认为防御性的、用以隔绝少数民族的帝国界线，实际上有两种作用：防止外面的人进来，阻止里面的人出去。” [128] “帝国从中心向外发展的限度”的“中国的长城边疆” [129] ，这被赵永春、马溢澳认定就是拉铁摩尔所说的内边疆，而蒙古草原游牧地区则是外边疆。在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看来，在拉铁摩尔那里，“长城边疆”是整个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统称，“长城边疆”与汉地是中国国土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130] ，不过有一点他似乎未及注意，那就是拉铁摩尔所谓“脱离长城边疆而进入草原” [131] 最起码显示长城边疆有时是狭义的，不包括草原。引据姚大力此文所谓拉铁摩尔“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论” [132] ，赵永春、马溢澳认为拉铁摩尔忽略“国家”政权这一硬件条件 [133] 。这一认识恐怕难以成立，否则书名何以称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姚大力的论断恐怕难有这样的潜台词。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一部分第二章，把“中国”“蒙古”“满洲”“新疆”“西藏”都作为地区（region）来看待，他声明他关注的是每一个地区（each region）在长城边疆（the Great Wall Frontier）诸地区（regions）中是如何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 [134] 从第三章就更可以看出，“中国”其实就是章标题所显示的“黄土地区”（the loess region），但同页二级标题却改译“黄土地带” [135] 。第四章《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一开始就提出：“如果按着地理次序，由满洲起，经蒙古、新疆以达西藏去研究长城边疆，倒不如先来研究蒙古草原，这是所有边疆（Frontier [136] ）历史中最典型的一部分” [137] ，继满洲、新疆、西藏分章连排之后的第八章（The“Reservoir”and the Marginal Zone）则通过对“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的区分 [138] 来进行理论提升，问题在于原来的章标题《“贮存地”和过渡地带》被漏译为《过渡地带》，这就有可能抹杀了拉铁摩尔对贮存地与过渡地带两个概念的并列运用情形。
对于拉铁摩尔的帝国界线两种作用论，袁宝龙《先秦时期边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有所发挥，认为：“防内与防外的两条界线的中间区域，即成为帝国边疆。基于不同族群建立起来的彼此边疆，往往相互重合，即此国的外部边疆刚好是彼国的内部边疆，反之亦然。” [139] 这样，他就提出了内部边疆与外部边疆的概念，以及两者由邻近两国共享的观点。只不过，这一对概念，似乎称为内边界、外边界更好，显然不是拉铁摩尔提出的内边疆、外边疆概念，倒是与范可对边疆的论述类似。
针对同一论述，赵永春、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首先肯定拉铁摩尔将边疆分为“内边疆”和“外边疆”两个层级，分别探讨这两个边疆地区的异同，尤其是两者“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随即表示双边疆理论“应用于清朝这一统一的国家政权统治时期，还能说得过去” [140] ，“若应用于整个中国古代的边疆研究，则暴露出一定的理论缺陷”。不过，在随后的论述中，却作了截然不同的阐述：“元朝和清朝统一了全国……以国号为代表的‘元’和‘清’政权与‘中国’政权实现了重合，因此，元朝和清朝只有‘外边疆’，没有‘内边疆’” [141] ，同样是说清代，前面说双边疆理论适用清代最起码“说得过去”、后面却说清代没有“内边疆”，显示出前后矛盾。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恐怕问题出在他们反复强调的看问题的思路上，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所界定的“内边疆”，有时与长城有关，有时则与长城无关。前一种情况是，在承认匈奴、鞑靼和瓦剌等政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秦、汉、明代的长城内外都是“内边疆”。后一种情况是，中国古代更多的时间，长城内外都与中国的“内边疆”无关，比如辽、金、元、清时期，长城内外地区是中心地区之一，不是边疆地区。这些朝代的长城，被认为已经不存在拉铁摩尔所说的“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的功能，因此，不能称之为中国的“内边疆” [142] 。其实，仅就清代来说，长城关塞查验行人照票放行，是长期客观存在，赵永春、马溢澳的论断或许未及注意此点。所谓并非所有的中国政权都存在“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双边疆”，而是有一些政权只有“内边疆”而无“外边疆”，有些政权则只有“外边疆”而无“内边疆”，前者举例（战国时期的韩、赵、魏等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前蜀、后蜀、楚、南平等政权）比较费解，后者更是直接关乎元、清这样的统一王朝 [143] ，似乎缺乏说理，还需要进一步证明。对此，姚大力《内陆亚洲与中国历史：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札记》早有说明，其洞见在于把边疆王朝区分为两类：其一，10世纪前极高程度的汉化、位于内边疆的对外军事防线，以北魏为代表，包括十六国、北魏的各继承政权、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政权；其二，10世纪后兴起的辽、金、元、清，以兴起的原居地为外贮存地（外边疆），国家治理体系的多元性。
姚大力《内陆亚洲与中国历史：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札记》的独到贡献在于阐明了拉铁摩尔“最带原创性的精辟见解”——边疆王朝思想，而拉铁摩尔“相信还没有人指出过”的独有发现正在于：游牧人的征服来自草原边境而非大草原。在“‘内、外边疆’和‘贮存地’：分析概念的有效性与欠缺”的节题下，姚大力专门探讨了拉铁摩尔概念运用的得失问题。他认为：“内外边疆的概念，可以用来非常有效地解释很多现象”，而借助于内边疆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类似绿洲的河西走廊何以具有“分离主义特征”、内蒙古部落何以“调转方向、背向边界而不是面向边界”、甘青川藏区土司制度何以长期维系下来。除了土司制度，“柴达木和青海高原”作为一个“内边疆”地区的“特殊属性”，也是清代有效治理甘青川藏区“起到极关键作用的因素”。 [144]
（2）从诸葛亮“跨陵边疆”到拉铁摩尔“跨边疆”：边疆标准问题需要理论突破
中国边疆标准如何确定，是学者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于朝贡体系，区分“内圈”和“外圈”。程尼娜《羁縻与外交：中国古代王朝内外两种朝贡体系——以古代东北亚地区为中心》，认为中国古代王朝的朝贡体系大致以隋唐为界限分为早期和晚期，而从东北亚地区朝贡制度的角度出发，之所以能够区分为“内圈”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与“外圈”周边朝贡国的朝贡制度，在于“是否被纳入地方行政管理体系”，“是羁縻建置的君臣身份还是具有独立性的藩属国身份”，“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以及“是发展为民族地区建置还是被条约体系所取代” [145] 四个标准。这四条标准是否适合于认定古代中国边疆的其他地区，需要进一步考察。
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提出，正史中“边疆”一词的出现首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民夷杂处”并不是清朝界定“边疆”的唯一标准。 [146] 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认为古代疆域多是由“直接管辖”和“藩属” [147] 两大区域构成，基于此，《唐代两大藩属体系碰撞中的西南边疆》一文认为，“藩属区域的不断内地化”“是不同藩属体系碰撞和重组的发展趋势，也是导致中国疆域形成的主要因素” [148] ，“唐代西南边疆政治格局的变化主要受到了以唐王朝和吐蕃为核心两大藩属体系扩张和南诏自身发展三个因素的多重影响，而依靠中原王朝的支持才能求得自身发展或许是南诏乃至西南边疆‘内向化’的重要原因，最终成为中国疆域不开分割的组成部分” [149] 。这里，边疆“内向化”与藩属区域“内地化”是同义语，也就是说，藩属区域（边疆）与内地直辖区域（包括羁縻府州）二元并存。如果藩属不是直接管辖，又说羁縻府州是直接管辖，那就意味着，什么标准才是直接管辖，尚需明确。
王义康《唐代中央派员出任蕃州官员吏员考》提出唐代令式虽然规定以内属部族所置羁縻府州，其首领任都督刺史，皆得世袭，但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一些羁縻府州往往是由中央派官员担任羁縻府州都督、刺史、县令。 [150] 部族渠帅担任刺史、都督的羁縻府州，似乎不能算作直接管辖，而驻藏大臣、库伦大臣的设置则是直接管辖，就此而言，清代比唐代更进一步。拉铁摩尔认为“外边疆”或“跨边疆”（“outer”Frontier or trans-Frontier [151] ）包括由清朝控制而非直接统治下的满洲北部、外蒙古、西蒙古、拥有众多使用突厥语的回教徒的新疆以及西藏各族 [152] ，这样就在直接统治与否的标准下区分康熙年间的内蒙古、外蒙古为内边疆、外边疆。与此标准一致，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引用康熙十一年“谕吏部、兵部，陕西幅员辽阔，边疆重点，防御宜周” [153] ，康熙四十九年“云贵四川等处，俱系边疆，殊为紧要” [154] ，乾隆三年“边疆之地民夷杂处” [155] ，光绪二十四年“热河、察哈尔均属边疆要地” [156] ，光绪三十四年“巩边疆而固藩服” [157] 等说法，提出“民夷杂处”并不是清朝界定“边疆”的唯一标准，陕西之所以在康熙年间被界定为“边疆”，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陕西“并非是清朝直接或尚未巩固统治的区域” [158] 。这里需要进一步揭示的是，何以陕西、贵州、四川与云南一样被视为边疆？也就是说，控制而非直接统治是边疆标准。
（3）姚大力对边疆王朝的考察及其意义
姚大力的研究超出拉铁摩尔的地方在于考察了外边疆的历史实情。他提出，北魏迁都洛阳后，差不多完全失去了对外边疆的控制，只是利用在内边疆的部落防范更北边的柔然，而金也是安排降服后的汪古等部守卫边墙，它们的做法与汉利用南匈奴防范北匈奴戍守长城一脉相承。 [159] 辽、金、元、清四个边疆王朝与之前边疆王朝北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各自的“贮存地”都在外边疆地区，至少不限于内边疆。 [160]
彭丰文《从盛乐到平城：北魏王朝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注意到盛乐建都的早期历史：平城与盛乐虽然在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及社会形态方面迥异，前者以农耕为主，后者以游牧为主，前者位于长城以南，后者位于长城以北，但是二者的地理距离并不遥远，两地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呈现互通、互补状态。在迁都平城的前期，盛乐是平城的后方基地，平城是盛乐的前线阵地，两地互动极为便利。北魏王朝迁都平城后，在北方长城边塞沿线一带，长期保留了一批部落大人即“领民酋长”的名号和统领部民之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北魏末年。 [161]
李鸿宾《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提出：唐通过南北的并入而将长城地带的“阻隔”悬置半个世纪，它的意义不啻展露于“包容”南北的能量之内，更重要的是，为旋后草原、东北势力崛兴并建构南北一统化王朝的努力奠定了基础。 [162] 施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与边疆》认为，唐代形成了超越于胡汉之上的混合帝国，但是这种内部均衡关系的机理，并未成为帝国统治者的自觉。 [163] 赵现海《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概括为内外两大山系之间的所谓“核心边疆”。“外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内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太行山脉、六盘山、贺兰山脉、祁连山脉、阿尔金山、昆仑山脉，两者之间是核心边疆。 [164]
宋培军《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思考》第一章《乾隆君臣底定西北及其“双边界框架”》的依据之一是注意到康熙定制：“俱以离边六十里为界”。 [165] 徐冉《农牧交错带的山地环境与界线迁移——以清代宁夏、阿拉善贺兰山界争问题为例》，进一步考察了其后的变化：和啰理之子阿宝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迎娶皇室郡主，授和硕额驸，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后又屡立战功，得到清廷极大信任。雍正帝将地处宁朔县“边外地”的定远营城赐给阿拉善，导致宁、阿界线在事实上移向贺兰山西麓。 [166] 刘祥学《论边地土司与中国疆界的形成》提到万历二十年（1592）云南巡抚陈用宾、广南知府潘文昌在腾冲以西、以南的地区置八处关隘固守。 [167] 从国家建构与领土分裂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纳入中国边疆学视野，都离不开对边疆的理论思维。
（4）关于长城是否是国界的争论
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提出北魏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 [168] ，辽长城完全位于辽的内地，长城以外仍然是辽的辖地，是为了预防女真、室韦等部族的反叛而修建。 [169] 辽兴宗、道宗写给宋仁宗、神宗的国书，表示“境分二国”“两朝事同一家”。 [170] 据此，赵汀阳《惠此中国》认为长城与国界无关。 [171] 其实这未免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汉代中国与匈奴以长城为界（汉文帝已有明言），就是国界的意思。他所谓“长城不仅不是边界，反而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的南北中线” [172] ，值得推敲，正如唐晓峰所说拉铁摩尔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这就意味着这个“中心”概念的建立“纠正了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 [173] 。
无论是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 [174] ，还是刘晓原《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与民族关系史述》，都引用拉铁摩尔对“边疆”“边界”的区分作为理论依据，前者引用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3—166页，把它作为古代中华帝国“有疆无界：移动的‘周边’” [175] 的依据，后者把它作为清代没有突破中华帝国有体无形、有边无境的证明，认为拉铁摩尔第3页描述了“那种漂移不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浪漫的‘边疆地带’，取而代之的是使国家相互分割又相互贴身而立的严厉的国境线” [176] ，其共同点在于都认定拉铁摩尔认为古代中华帝国只有边疆没有边界，和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59、98页引用拉采尔对“国界”与“疆界”的区分以及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边界”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的论述完全一致。
对于长城弃修与防御功用之间的关系，对唐代、清代进行了具体考察。李鸿宾《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认为，唐朝的军事建置相应形成府兵驻防于内地、边军防边的体系，其上设置都督府、都护府，至中期以后形成边地节度使体制，并在军队建设支配下构筑边城，形成新的防务系统。在此过程中，长城的修筑一直没有出现，应当是这种防务政策主导的结果。问题在于，既然唐以前的北朝和隋朝都曾出现过修筑长城用以防守的现象 [177] ，那么唐是否还需要修，如果不修，是否还可以用。至于“长城”出现在时人的话语和记载中，亦有所见。 [178] 关口、城堡属于长城防御系统，概无疑义，与吐蕃在洮水交战，与突厥在河南交战，两者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过渡地带”的长城之战，长城及其附属设施显然发挥了实际的防守作用，并未废弃不用。与唐代类似，学界在论及长城时，多认为清朝未修长城或无需修长城，清朝不修长城似乎成为了定论，邓涛《清前期边疆形势与北边长城建设》提出从顺治二年一直到乾隆十年三月，都有沿边查勘、修补边墙的记载。 [179]
（5）关于兼跨长城南北之意义的讨论与反思
对于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派军征服东突厥、调露元年（679）突厥重新复国、唐朝统治兼跨长城的50年，学界存在不同的认知。
基于中原、草原双主体论，李鸿宾《中华正朔与内亚边疆——兼论唐朝北部长城地带的意涵》对秦经唐到元的长城、河南进行了文献梳理。唐太宗将东突厥降户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吴忠西）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间长城沿线的羁縻府州 [180] ，其上层多集中于长安并任职于朝廷。长城地带边缘特性一度丧失，后得以恢复。他认为唐代长城地带一度起到了如同拉铁摩尔所谓的交往的中心而发挥着“贮存地” [181] 的作用，而草原游牧的主体性与中原农耕的主体性即“双主体性”同时并存则是历史的常态。随着蒙元帝国发展与旨向自北而南的转移，草原主体性的退缩与中原主体性的伸张亦成为趋向，然而终其一朝，前者并未被后者所替代，也就是说，双主体性始终与王朝相伴，蒙古贵族统治的主体性问题所蕴藏的北游牧南农耕、北蒙南汉族群的张力与矛盾并未化解。 [182] 这里的问题在于，“贮存地”恐为“过渡地带”之误。李鸿宾《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提出：唐朝是“继秦汉之后第一个向草原拓进的汉王朝。此前的秦朝虽有此意图，但却被崛起的匈奴阻止，最终以构筑长城而南北分隔；汉朝强盛后亦有军事进拓草原的举措，并打通东西两翼，然而亦未能有效地保持住北上的步骤；唐以后的宋、明诸朝，同样止步于长城沿线以阻隔双方”。也就是说，只有中间的唐通过南北的并入而将长城地带的“阻隔”悬置半个世纪，它的意义不啻展露于“包容”南北的能量之内，更重要的是为旋后草原、东北势力崛兴并建构南北一统化王朝的努力奠定了基础。更能展示唐人观念意识的，是他们内外畛域的开阔，“胡”“汉”的文化分合，使它高居于中国古典时代的“开化” [183] 境地。 [184] 李鸿宾《有关唐朝疆域问题的若干思考》认为，唐朝初创与东突厥对峙之时，夹在双方之间的是一片拉铁摩尔称之的“过渡地带” [185] ，这个地带的特性表现在其南部受到农耕地区的拉力大而北部则受草原游牧的牵引，是一个相对模糊不定的区域。但630年唐廷征服突厥后，这个缓冲区就被羁縻州县取代了；到突厥复国后，双方又回复到了对峙并争衡的状态，这个缓冲区再次重现。就此而言，唐朝的北部疆域就处在这样的变迁状态中。这是唐朝疆域的本质特性。长城地带的边疆之固定化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 [186] ，它的消失则是在元、清这类兼跨长城南北地域的王朝掌控下；康雍乾的开拓之后，其边疆特质就不再出现了。 [187] 与赵永春一样，李鸿宾否定长城南北作为内边疆的存在，而这是拉铁摩尔的核心思想。之所以会如此，恐怕与双主体性观照下，没有“过渡地带”（贮存地是误用）的主体地位有关，把拉铁摩尔的三元动力模式减少为二元势必至此。
在《复旦学报》进行的关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讨论发言中，关于唐对东突厥50年、对漠北乌古斯九姓20年统治的意义，罗新《中华帝国体制的内外轻重》基于边界清晰论从相反的角度进行了反思。任何时代王朝向外扩张的边界都是清晰可见的。这种边界不仅存在于边远州郡，而且也存在于王朝外部边界之内的大多数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内部的边疆”，是国家力量无法进入的地区和人群。 [188] 漠北乌古斯各部决定抛弃唐朝，转而拥戴五十年前已被他们抛弃的突厥。在唐朝统治二十多年之后，大家为什么会突然厌倦唐朝，宁愿欢迎突厥以取代唐朝对漠北的羁縻统治。羁縻统治体系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中华帝国的政治体系中，权衡国家利益、分配国家资源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中华型的古老帝国在治理边境地区与人群时为什么会经常失败？传统帝国的政治体系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许先天就具有某种致命的缺陷。 [189] 他关于边界清晰可见的论断与李鸿宾关于边界模糊的说法形成对比，他对“内部的边疆”的界说似乎处于边远州郡之外，但对先天就具有某种致命的缺陷也没有点明。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把羁縻府州分为设置于边外各国各族原住地和边外各族迁入内地（侨居地）两种类型，后一种隶属唐廷管辖殆无疑义，前一种如同《新唐书》所说“或臣或叛” [190] ，归属不定，他认为当他们臣服时就在唐朝版图之内，待其叛乱自行其立后则不在此限。 [191] 北陲二府就是这一种类的典型。《旧唐书》涉及安北大都护府的地域范围时采用了“北至阴山七十里，至回纥界七百里” [192] 的字句描述。“界”已经比较明白，还说不明确，这就是受西方观念影响所致。钟焓《民族史研究中的“他者”视角——跨语际交流、历史记忆与华夷秩序语境下的回回形象》提出，花门山是唐与回鹘的界山，唐人以其作为最北戍堡之名。 [193] 既然如此，以三受降城一线为界，完全可以划分为内外边疆，朔方节度使辖地为内边疆。同样在《复旦学报》进行的关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讨论发言中，王珂《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同心圆》提示注意如下史实及其分析理路：与构成政治同心圆主体的部分在文化上比较接近的共同体多会选择以政治同心圆为重，相反则是多会选择以文化同心圆为重。 [194]
（6）对于世界历史学者关于农耕、游牧两个世界的论述，中国学者有不同理解，赵汀阳提出逐鹿旋涡模式理论。
黄达远《欧亚时空视野中的“西北”——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地缘区位观》，在引述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后提出：“吴于廑先生认为，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并非存在于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之间” [195] ，但是查核全文，吴于廑实无此言，只说“内部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问题，都不列在这次讨论的范围之内” [196] 。吴于厪引用《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金景芳论证商人来自北方的文章，说明公元前两千年代中叶北方游牧半游牧世界的第一次冲击浪潮。 [197]
与此不同，赵汀阳认定黄帝为北方游牧部族，并且击败农耕之炎帝、渔猎之蚩尤，从而为逐鹿模式的理论奠基。与所谓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类似，并认为“古代战争也不是民族战争，而是政权之间的战争，所谓逐鹿……如与民族冲动无关，那么古代中国的分合动力是什么呢？中国是‘四方万民’（现代的可疑说法是‘多民族’）汇集之地，中国历史也是万民合力之作，是一个多线索交织而成的故事”，也就是说是四方万民政权的逐鹿动力结构。他所谓“在多数情况下，逐鹿旋涡不断卷入的大多数竞争者都化为中国人，竞争者的原住地也因为卷入逐鹿中原的旋涡而合入中国，匈奴、鲜卑、拓跋、突厥、西羌、契丹、女真（满洲）、蒙古等等，尽皆如此”，包含匈奴，其实是东汉的南匈奴，鲜卑与拓跋并列，全然不够后者即是前者一支。他区分历史事实为能说明其旋涡模式的硬事实与史书记载的主观叙述所建构的软事实，称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凭借的是“几近完美的材料”，不难发现其如下政权与民族对应的所谓考证会有多么随意 [198] ：前赵、后赵、夏、北凉、元为蒙古族所创；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北周、北齐、辽为满蒙混血民族（鲜卑、契丹等）所创；后唐、后晋、后汉为回族所创；前秦、后秦、后凉、西夏为藏族所创。 [199] 基于此，区别于中心扩展理论 [200] ，他构建的逐鹿旋涡模式，作为中国生长方式的一种哲学解释，自无不可，但空洞不实有余，最多只触及了拉铁摩尔外边疆理论的一个面向。
就中国边疆学的建构来说，要力避如下五个遮蔽：其一，以多民族国家遮蔽民族国家：有民族无民主，“民族国家”之定语“民族的”被名词化处理而成为“民族—国家”，无视其“全民的”“国民的”这一现代性内涵。其二，以民族遮蔽中国：有民族无中国，中国作为国号被推迟到《尼布楚条约》甚至“中华民国”。其实，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历史中国作为国号不绝如缕，甚至多个历史中国多线交错拧成一股绳。其三，以民族史遮蔽边疆史：有民族无边疆，与《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所说拥有“陆地边境地区”的省区比，《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少了甘肃省。其实，西汉已有先例，安定郡全境大部深入汉地，唯北部毗邻沙漠，与汉朝治外地区并无清晰边界，因此不是边郡。其四，以民族问题遮蔽边疆问题：古代有属人原则无属地原则，当代湄公河联合执法凸显的是中外联合治边的新理念。其实，历史水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与历史性水域（下南洋下西洋）的内外二分，也有地域、边疆而非民族问题。其五，以跨学科遮蔽独立学科：有认识范式无对象范畴，有动态模糊边疆无静态明确边界。其实，政治边疆（地缘政治）与行政边疆（直接统治）通行古今中外。
（执笔人：王义康、宋培军）
[1] 冯建勇：《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综述（2010—201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中国边疆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7—143页。冯建勇：《2016年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中国边疆学年鉴20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2页。吕文利：《2017年中国边疆理论的进展与突破》，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01—312页。
[2] 刘清涛：《“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边疆史地与边疆学”座谈会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
[3] 宋培军：《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9—74页。
[4] 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252页。
[5] 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1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2页注释4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9页。
[9]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3页。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陈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Dietz VerlagBerlin，1972，S.107.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Dietz VerlagBerlin，1972，S.98.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页。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19，Dietz VerlagBerlin，1985，S.318.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19，Dietz VerlagBerlin，1972，S.430，433.
[20]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提到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1881—1882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8、56、62页三处这一用法。笔者查对原著，发现四处：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19，Dietz VerlagBerlin，1972，S.430，433，463，467.
[21]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提到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1881—1882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71页这一用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译为：“民族（Volk）就融化在小的农村公社的联盟之中……由于民族[Volk]是由这类清一色的小公社组成的，因而，……剥削它们的国家政权，便成为民族[Nation]继续生存的条件了。”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19，Dietz VerlagBerlin，1972，S.475，显示[Volk]原文写作VolkS，Nation在第474页被恩格斯限定为deutschen Nation即德意志民族这一现代民族层级使用。
[22] [日]广松涉编注、彭曦译、张一兵审定：《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264页。
[23]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Dietz verlagBerlin，1972，S.149-150.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1—452页。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Dietz verlagBerlin，1972，S.395-3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1、175页显示了恩格斯本人的英文用词与俄文翻译的对应关系。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I\20，Akademie Verlag，2003，S.194，198-199.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26]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27] 《斯大林全集》第2卷，民族出版社1953年版，第301页。
[28]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29] A.Giddens，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Volume Two of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Polity Press，1989，pp.51-52、116、118-119、220、272、270、318.
[30]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8、4页。
[31]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127页。
[32]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页。
[33]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1页。
[34]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
[35] 张凤阳、罗宇维、于京东：《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一项基于西方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36] Gabriel de Tarde， Les Transformations du Pouvoir ，Paris：Félix Alcan，1899，p.9.
[37]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38] 恩格斯把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the Highland Gaels）和威尔士人（the Welsh）都称为nationality，而不是像英格兰人（the English）那样称为nation，尽管把三者都称为peoples。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5页。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I\20，Akademie Verlag，2003，S.199.
[39] 英文世界对nations与one-nation的最近的官方表达显示，统一（aunion）不仅仅看作联合王国不同民族之间（between the nati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的联合，而且看作全体公民之间（betweenallofourcitizens）的联合，前者即演讲前文谈到的thebondbetweenEngland，Scotland，WalesandNorthernIreland，而aone-nationgovernment是其代表。4个民族（nations）构成1个民族（one-nation），这一有些费解的表述由此诞生。参见《特蕾莎梅接任英国首相公开演讲全文》，http://www.kekenet.com/read/201607/454543.s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12日。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18页。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Dietz VerlagBerlin，1972，S.107，117.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Dietz verlagBerlin，1972，S.142.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Dietz verlagBerlin，1972，S.143.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44] 宋培军：《马克思的游牧民族思想及其对中国边疆学建构的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
[45] 罗中枢：《论边疆的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46] 郑汕：《关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47] 吴楚克：《现代社会分工背景下的边疆经济与边疆社会治理》，《北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48] 吴楚克、徐珊珊：《现时代理性认识的特点与中国边疆学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49] 吴楚克、徐珊珊：《现时代理性认识的特点与中国边疆学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50] 崔明德：《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几点看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51] 吴楚克、卢俊达：《21世纪以来国外中国边疆研究重要文本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52] James A.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98.
[53]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1120340081.htm。
[54] 白利友：《大数据时代的数字边疆及其治理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55] 陈宇：《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边疆安全复合体：边疆安全的区域和整体视角》，《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56] 孙勇：《华西边疆评论》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52页。
[57] 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58] 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59] 杨明洪：《关于“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60] 杨明洪：《反“边疆建构论”：一个关于“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解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61] 朱碧波、李朝辉：《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对立抑或共生？——兼与杨明洪教授商榷》，《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62] 方盛举：《新边疆观——政治学的视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63] 周平：《如何认识我国的边疆》，《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
[64] 周平：《如何认识我国的边疆》，《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
[65] 孙勇、王春焕：《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现象的发生及其认识——兼议“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
[66] 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67] 拉铁摩尔：《历史的疆域》，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380页。
[68] 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69] 周平：《如何认识我国的边疆》，《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
[70] 王欣：《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71] 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72] 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73] 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74] 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5] 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76] 宋培军：《马克思“农业公社”思想放弃论之我见》，《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77] 吴启讷：《圣人之道为体喇嘛之道为用——清朝边疆政治与族群政治架构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78] 宋培军：《从“南洋宣抚使”到“华侨参议员”的法理考察——以北京临时参议院对云南华侨土司案的议决为中心》，周平、李大龙主编：《中国的边疆治理：挑战与创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8—456页。
[79] 潘先林、白义俊：《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以云南为中心的讨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
[80] 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年第2期。
[81] 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82] 张云：《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特征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83] 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6页。
[84] 赵永春：《“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
[85]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0页，国号是“国家的称号，如汉、唐、宋、元、清等”。这说明，现代汉语这一解释是国称“朝号”而非国号“中国”，是不严谨的。
[86] 郑张尚芳：《古译名勘原辨讹五则》，《中国语文》2006年第6期。彭海：《汉语佛经中华夏国称的两大音系——“震旦”与“脂那”》，《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
[8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仁宗皇四年四月丙戌。
[88] 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
[89]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页注释2。
[90]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 Polo ，Vol.1，Paris，1959，p.129.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蒋本良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6页《约翰·马黎诺里游记》把政治中心位于阿力麻里的察合台汗国称为Imperium Medium。
[91] 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347页。
[92] 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
[93] 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
[94] 李鸿宾：《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95] 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刘新成，《全球史评论》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96]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247页。
[97] 黄烈：《对朴汉济论文的评议》，韩国东洋史会编：《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
[98] 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99] 内田吟风：《柔然族研究》，辛德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58页。
[100] 钟焓：《“四海之内皆可汗”——论内亚汗权体制中的“有限性君权”》，《文化纵横》2017年第8期。
[101]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拼合部族》，《辽海丛书续编》第一册，沈阳古籍书店1993年版，第240—241页。
[102] 钟焓：《重释内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333页。
[103] 《满洲源流考》卷7《部族·完颜》，可见完颜被清人视为“部族”，从发展程度来说，比党项更为完备，与西夏称帝不被宋、辽承认不同，辽、金称帝是被承认的，因此已经越出“部族”阶段，进入帝国阶段。
[104] 按照辽部大人、金部长（孛堇）的建置，金300户=1谋克，10谋克=1猛安（《金史》卷44《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2页），努尔哈赤300人=1牛录，5牛录=1甲喇，5甲喇=1固山，也就是说金3000户选一猛安（千夫长），后金7500人为一固山（旗）。与《明史》卷90《兵志二》“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93页）相比较，旗超过卫建置。徐凯：《关于15—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193页。
[105] [英]特德·C.卢埃林著、朱伦译：《政治人类学导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提出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论，敖东《某民族单位和它的盖亚体系——兼论史禄国对人类学的贡献》（《第六届中国边疆学论坛开放与创新：新时代视野下的中国边疆研究论文集》，长春师范大学2018年7月20—23日，第403—404页）发展为五阶段论（游群、部落、酋邦、单民族国家、多民族帝国），认为后金是酋邦。
[106] 姚大力《“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107] 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1期。
[108] 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汪晖、陈平原、王守常：《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周、卫、齐、鲁、晋、宋等国都称“中国”的现象，提出“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有一个由复数到单数的过程”；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赵永春、王观：《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09] 唐晓峰、姚大力等：《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82—203页收录宋培军《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的内涵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10] 刘晓原：《永久的边疆：跨越1949》（原题《边疆中国和1949年》，韩钢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三）》，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36页），刘晓原：《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与民族关系史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282页。
[111] 王鹏辉：《再观“边疆中国”：近年国内边疆研究的前沿述评》，《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112] 王鹏辉：《再观“边疆中国”：近年国内边疆研究的前沿述评》，《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113] 王鹏辉：《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14] Marx Engels Werke，Band 13，Dietz Verlag Berlin，1972，S.8-9.
[1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116] 宋培军：《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17]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118] 李大龙：《国家建构视野下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的分期与特点》，《思想战线》2018年第1期。
[119] 李大龙：《国家建构视野下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的分期与特点》，《思想战线》2018年第1期。
[120] 杨军：《双重边疆：古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
[121]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0页。
[122]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5页。
[123]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3页。唐代西域安西、北庭都护府下羁縻州与唐内地一些缘边地区的经制州（正州）同为边州，与汉代边郡不同。
[124] 杨军：《双重边疆：古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
[125] 赵永春、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26] 周伟洲：《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127] 周伟洲：《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128]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6页；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129]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130] 姚大力：《拉特摩尔的“内亚视角”》，《读书》2015年8月，第30页。
[131]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页。
[132] 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读书》2015年第8期。
[133] 赵永春、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34]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Inc.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New York，1951，p.21.[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135]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Inc.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New York，1951，p.27；[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36]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Inc.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New York，1951，p.53.
[137]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138]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Inc.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New York，1951，p.53.
[139] 袁宝龙：《先秦时期边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140] 赵永春、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41] 赵永春、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42] 赵永春、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43] 赵永春、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44] 姚大力：《内陆亚洲与中国历史：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札记》，载清华国学院编《清华元史》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0页。
[145] 程尼娜：《羁縻与外交：中国古代王朝内外两种朝贡体系——以古代东北亚地区为中心》，《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程妮娜：《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35页。
[146] 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147] 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认为藩属体制指的是“边疆民族政权”，《绪论》第7页、第88页认为“藩臣包括外臣”。
[148] 李大龙：《唐代两大藩属体系碰撞中的西南边疆》，《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149] 李大龙：《唐代两大藩属体系碰撞中的西南边疆》，《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150] 王义康：《唐代中央派员出任蕃州官员吏员考》，《史学集刊》2015年第6期。
[15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Inc.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New York，1951，p.87.
[152]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153] 《清圣祖实录》卷38，康熙十一年四月癸巳。
[154] 《清圣祖实录》卷241，康熙四十九年二月丁亥。
[155] 《清高宗实录》卷83，乾隆三年十二月甲午。
[156] 《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丁酉。
[157] 《清德宗实录》卷592，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丁未。
[158] 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159] 姚大力：《内陆亚洲与中国历史：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札记》（清华国学院编：《清华元史》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83页。
[160] 姚大力：《内陆亚洲与中国历史：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札记》（清华国学院编：《清华元史》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82—183页。
[161] 彭丰文：《从盛乐到平城：北魏王朝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7期。
[162] 李鸿宾：《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163] 施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与边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64] 赵现海：《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暨南学报》2018年第7期。
[165] 宋培军：《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166] 徐冉：《农牧交错带的山地环境与界线迁移——以清代宁夏、阿拉善贺兰山界争问题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167]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土司·缅甸盛衰始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29页。
[168] 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248页。
[169] 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4页。
[170]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28页。
[171] 赵汀阳：《惠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31页。
[172] 赵汀阳：《惠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33—134页。
[173]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唐晓峰、姚大力等：《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5页。
[174]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
[175]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6页。
[176] 刘晓原：《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与民族关系史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引言第xix页。
[177] 宋杰：《两魏周齐战争中的河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大渭：《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艾冲：《北朝诸国长城新考》，《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4—142页；艾冲：《北朝诸国长城再探—兼与朱大渭先生商榷》，《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美]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金鑫荣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3页。
[178] 李鸿宾：《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179] 《奏报起程会勘边墙城堡日期事》，《乾隆朝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37-0009-007。
[180] 《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五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75—6078页。
[181]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72、323—327、347—348页。
[182] 李鸿宾：《中华正朔与内亚边疆——兼论唐朝北部长城地带的意涵》，《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
[183] 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
[184] 李鸿宾：《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185]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172页。
[186]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327页。
[187] 李鸿宾：《有关唐朝疆域问题的若干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188] 罗新：《中华帝国体制的内外轻重》，《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
[189] 罗新：《中华帝国体制的内外轻重》，《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
[190]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9页。
[191] 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155页。
[19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0页。
[193] 钟焓：《民族史研究中的“他者”视角——跨语际交流、历史记忆与华夷秩序语境下的回回形象》，《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94] 王珂：《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同心圆》，《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
[195] 黄达远：《欧亚时空视野中的“西北”——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地缘区位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196]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97]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98] 赵汀阳：《惠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4、41、104、119、121—122页。
[199]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序言。
[200] 赵汀阳：《惠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