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六 史学新视角的探讨

目前中国史学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西方史学理论不断传入,学者们还从全球史、微观史学、区域史、史学大数据等不同视角,关注了历史研究的视野问题。如孙卫国总结了中国史研究,认为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大学与学术研究体制的建立,中国近现代的史学研究得以蓬勃发展,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家。就研究取向而言,大多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因为20世纪初以来是中国走向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重要历史阶段。民族救亡与政治革命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最强音;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则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进入2l世纪以来,随着东亚汉籍史料的大量刊行,全球史与区域史的发展与兴盛,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 [70] 李光宗、王永平关注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指出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地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 [71] 邓京力则指出:近年微观史学研究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史学理论与方法发展的某些新趋势。一方面,以个体化、事件性、区域性、叙事化为表征的微观历史写作展现出抵制简单真理与解构宏大叙事的创新力;另一方面,也触发了有关历史学碎化的种种争议,似乎微观史学与宏观历史之间天然铸就了某种不可逾越的矛盾与隔阂。然而,事实上真正成功的微观史研究总可以从不同规模、多重维度、各类语境中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从而发掘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通道,结构性、长时段与全球化过程具体化的路径。 [72] 董欣洁关注了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指出: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可考虑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作出总结,并分析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思路,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这将会推动中国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而在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中,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全球史。 [73]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史学理论不能盲目照搬,必须根据中国历史与国情的实际来分析阐释。

区域史研究,也是学者探讨较多的问题。赵世瑜指出:从区域史研究到全球史研究,就是从建立一个空间内部的关联到建立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把江南区域史研究与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的,是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所以从一开始,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就是与更大空间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新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取向和路径,在任何一个区域建立历史关联,都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中发现尺度不一的历史关联,以充满弹性的方式来对待“全球性”或者“区域性”。 [74] 刘志伟、孙歌的新著《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对华南学派所做区域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思考,两人通过访谈的形式,围绕华南学派的乡村研究,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形而下之理与普遍性想象、从人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研究、“中心”与“边缘”、局部与整体、区域研究中的“国家”及寻找中国原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目前各类历史数据资料库层出不穷,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史学月刊》编辑部推出了《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对大数据背景下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史料的运用、历史研究的创新及数据库建设等进行了专题讨论。张宝明指出:“大数据”时代历史学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它一方面减少了传统以勤补拙之“笨”功夫治学的成本,让历史学处于最好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中增加了诸多自扰的成本,譬如“知识”的易得、便捷、碎片化,动摇了知识的确定性、真实性与可靠性。身处信息过剩、互联网连接一切的“大数据”时代,堆积成山的史料之易获性使历史学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恰恰在这个时候,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显得更为紧要,因此就更需要回归初心,在历史深处打捞这“一心两翼(意)”的学科之人文心魂,面对并重撰这一兼具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古老学科。 [75] 李伯重也指出: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反过来说,研究方法的变革也会引起史料的重大变化。很多材料原来不被视为史料,可现在变成了重要史料,比如各种文书。 [76] 《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与2018年第9期分别推出了“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笔谈及“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 HzqNrKLgIKXvyCmHaFRKTDhi2MGH1frXc+1Px+UiWq6hBrSykk9T6nAUmMNySoAj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