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公众史学与口述史

公众史学也是近年来史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此问题的学术群体。他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对于公众史学的特点与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如对于史学大众化，王记录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研究主要是肯定了史学大众化的意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指导和书写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上解决了大众化史学的历史地位问题，明确了其传播内容，讨论了历史知识普及者的素养。90年代，人们对史学大众化价值的认识出现了“内转向”，特别强调它对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并确立了大众化史学的学科史地位，对庸俗化倾向进行了理论反思，研究了“影视史学”等大众化新形式。21世纪以来，专业史家的介入，提出了史学大众化应遵循的原则，积极推进史学大众化学科建设，尝试建立了中国式公众史学的理论体系。 ^[57] 孟钟捷则指出：当“历史”一再成为公共产品的热销内容时，当“历史”反复充当社会争议的聚焦对象时，当“历史”不断现身于国际交往空间时，这种“历史热”除了引发人们对过去的不断关注外，更提出了是否以及如何建设一种“公共历史文化机制”的要求。所谓“公共历史文化机制”，指的是对公共领域内历史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加以理性疏导的系统性工程。它既包括个体的自觉性，也指向学术界的参与意识，更对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提出挑战。 ^[58] 上海博物馆编《公共历史教育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则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解“历史记忆的传承”“历史文化的视野”“历史实践的维度”和“博物馆与历史教育”等问题。此外，在2018年，部分高校推出一批公众史学辑刊，如浙江大学的《公众史学》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第一辑，宁波大学的《公众史学评论》第一辑都已出版，推动了公众史学研究的繁荣。

对于近年国外甚为活跃的公众史学研究在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学者们还进行了探讨。王记录等指出：当下，中国公众史学在发展路径上应立足本土，借鉴西方，走出一条符合中国自身社会及历史实际的公众史学发展道路。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上，必须考虑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点及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的复杂关系。继续进行多学科对话，深化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丰富的实践催生原创性理论。加强公众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和实践，利用不同的文化资源丰富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样态。 ^[59] 钱茂伟则提出公众史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史学的应用问题，认为：公众史学是公众本位的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帝王本位的旧史学。“公众史学”是“民史”的最新形态，是一种以“公众”为中心可以多层次建构的史学形态。公众史学概念的提出，将完善传统的“国家/政府史学”，使历史学更为开放与多元，与公众的距离更为接近。只有政府政治与民间生活得到共同记录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国家“总体史”。公众史学使历史学内涵更为丰富，更接地气，成为真正的“大众史学”“普罗大众的史学”，不再是少数人的历史学。至此，史学也就成为真正的大众之学。君史与民史的共存与融合，将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特点所在。由“君史”而“民史”而“总体史”，是人类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60]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还推出《多元视角下的中国公众史学》的笔谈，刊发了邓京力《在跨文化视野下建构中国公众史学》、左玉河《书写公众的历史与公众书写的历史》、钱茂伟《与专业史学相得益彰的公众史学》、周俊超《公众史学学科推广的理论与方法》、王记录《当代史学通俗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文章，从多元视角下审视中国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的联系，以及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学科推广、视野审视等问题，提出中国公众史学的理论困惑。钱茂伟主编的《公众史学读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则论述了有关公众史学的代表问题。但对于公众史学在中国如何加强本土理论与学科建设，如何与时俱进，仍是学者们亟待加强研究的问题。

口述历史作为近年来各学科学者广泛参与的学术领域，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方法急需规范，在真实性、法律及伦理方面存在许多争议等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讨论。对于目前口述史存在的问题，学界也多有探讨。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2日发表一组专家的采访文章《明确基本理论问题，推动中国口述史科学发展》，分析了口述史存在的问题。全根先指出，口述史理论研究薄弱和缺少公共平台是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原创性的成果较少，大多仍是引用、阐发西方学者的观点，深度研究成果稀少。虽然当前以“口述史”为名的著作不少，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一般的资料采集、整理阶段，没有提升到研究层面。同时，目前缺乏一个权威的口述历史搜集、保存、管理与传播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很少被社会分享。陈墨指出：口述史研究内容狭窄及口述史素材档案化程度不够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如一些档案馆对口述史档案价值认识不到位，将口述史档案拒之门外。这就造成口述史文本的可信度难以通过档案查证，经不起检验和质疑。 ^[61] 杨祥银认为，口述史学科还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创新中不断发展，我们对其的理解也要与时俱进。应该对口述史进行更高定位，将其与其他一般性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区别开来，突出其开放性、实践性与兼容性，以利发掘由口述史本身跨学科及跨领域特征所带来的巨大应用价值。未来，学界同仁应努力使口述史在更新学科研究方法、加强文化代际传承、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以及提供决策咨询信息等多个方面发挥更大价值与功能。 ^[62] 李娜则针对口述史中伦理问题指出：基于口述历史与公众史学的共同关注点，引入“公众口述历史”的概念，提出公众口述历史的主要伦理议题，并探讨权力、利益与真实的历史的冲突，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博弈以及个人记忆成为公众历史、口述历史的公开出版和数字时代的口述历史面临的伦理挑战。 ^[63] 陈全黎关注了口述历史的证据问题，指出：口述历史的证据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历时维度的“传闻”，共时维度的“罗生门”，以及取证的“非常手段”。在历时维度上，只有活着的目击者提供的口述证据才能称为“口述史料”，否则只能视为“口头传说”或“传闻证据”；在共时维度上，两个没有“串证”而且“诚实”的证人，就其见证的事实作出的相互吻合的陈述，才能证明该事实的真实性；在取证方法上，采用“酒后吐真言”、催眠诱导、偷录等欺骗方法套取他人的口述证据，不仅违背口述史学家的职业道德，而且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64]

在口述史具体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口述史的作用、方法及未来发展进行了考察。王艳勤认为：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的家族共性，在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时，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口述历史接地气的气质是其时下受到欢迎的重要质素，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现，但需要以求真为前提，在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口述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它对历史抱持温情和敬意，是一种敬畏历史、致敬生命的实践，它把感性请回历史学，与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当之无愧的“活历史”。 ^[65] 左玉河指出：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双重主体特性，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均为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这种特性决定了历史研究及其书写，不再是历史研究者的专利，历史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参与历史研究和书写，因而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既定模式，有可能带来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 ^[66] 钱茂伟指出：用边缘化的新兴学科看待口述史，难免会焦点模糊；而如果将口述史纳入公众史学体系，其性质与意义立即就会清晰起来。有别于传统的文字再现，口述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它打通了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隔阂。有别于传统的间接单向研究，口述史是一种直接的双向互动的当代史，它开创了主动留史的新模式。如果说传统史学是一种“组织本位”的史学，那么口述史则是一种“人为本位”的史学，它使历史学成为接地气的行业，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67] 王怡探讨了口述历史研究的三个时代，指出：从20世纪初，口述历史主要通过蜡盘滚筒、钢丝录音机、盘式录音机、盒式磁带录音机、数码录音机、光碟和闪存卡等手段进行访谈记录，直至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口述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多样、更为便捷的记录与传播媒介。而未来，个性化定制回归人的本质，大数据与云计算整合一切，这些都将给口述历史研究的技术思维和技术手段带来巨大突破。可以说，口述历史的兴起与发展很大程度上直接得益于现代技术的发明、应用与创新。从技术的角度切入，对“电路”时代、“网路”时代及大数据时代口述历史技术手段的时代嬗变进行梳理。 ^[68] 施佳慧则分析了近年来口述史的发展，指出：多年来，口述历史从萌芽、初步发展到逐步发展到各个领域，这种历史探寻方式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真实性、客观性，扩充了传统史料，丰富了历史知识的角度和层面。另外，在当下多媒体共存的社会时代中，口述历史积极地融入这一潮流之中。但是一些不完善的因素也逐渐显现，如口述历史真实性的难以界定、理论体系的不完备、专业性团队的缺失以及相关出版物版权归属的纷争等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借助个案分析，将口述历史规范成一种客观、科学的历史研究方式，并力求借此推动我们的国家进一步提高民族意识，建立价值共识及政治认同是今后我们依旧需要努力的方向。 ^[69] 此外，人民出版社2016年还推出了美国学者唐纳德·里奇著的《牛津口述史手册》的中文本（宋平明、左玉河译），对了解国外口述史研究现状大有裨益。 rh3V67xIyJxVVFFyCjpTzbeGl7uAoPvJrHiGDwyPSDO0h9zeVEV4tX+vME15OK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