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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取得突出成绩，但中国史学理论还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本土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学者们也提出了诸多建议。如2016年《史学月刊》第4期、第6期组织了两期“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刊发刘泽华、瞿林东、彭卫、赵轶峰等一批名家文章，专门讨论我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建设问题。如陈其泰指出：为了推进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我们应着力探讨中国史学演进中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要努力总结和阐释那些显示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彰显民族文化伟大创造力，具有当代价值，具有中西融通学理意义的内容、思想、命题、方法，以展示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成就和独特魅力，促进中国学术向世界的传播。 [46] 瞿林东指出在历史学领域，为了推动学术创新，一方面要关注社会提出的问题，如加强历史教育、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以历史知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等等；另一方面要继承优秀的史学遗产，在研究、阐述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 [47] 乔治忠还认为要用中国话语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源远流长、连续不断、特别兴盛的中国史学，为史学理论的探研提供了丰富、清晰的素材与发展线索，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研究，完全可以揭示中国史学起源与繁荣的原因和机制，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 [48] 杨晶等探讨了史学理论学科定位，指出：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的学科定位一直比较模糊。史学理论由传统史学方法论发展而来，唯物史观则拓展了历史理论部分，但亦因其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化，遂使人们不断深入思考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为辩护历史学独立性，国内史学界重建了史学理论学科，历史认识论成为其主要内容，历史主义则是其思想内核。然而随着当代历史认识论由历史主义日益转向历史相对主义，它在去科学化及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亦使历史学“去知识化”。实际上，史学理论作为理论学科，最终要走向历史哲学。但在当前，哲学界并没有历史哲学的学科位置，其原因在于历史相对主义不仅使历史学“去知识化”，它亦令哲学“去知识化”，哲学中只有“历史转向”，但没有“历史学转向”。史学理论由是只能作为史学学科存在，导致其深陷与史学研究的范式冲突。 [49] 随着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向历史学领域的渗透，历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愈益模糊，《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发表一组文章，讨论历史学科边界与渗透问题，刊发了郑大华《学科渗透与历史学的边界：学科渗透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边界》、左玉河《互鉴共赢：历史学与各专门学科的交叉渗透》、马勇《学科渗透与历史学的本质》、焦润明《文化史学之学科渗透及其边界》的文章，探讨了对于这种跨学科的发展趋势会不会引发历史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受到威胁甚至丧失？历史学能否在保持学科地位的前提下同各门社会科学建立起双向互动关系，由此形成互补双赢的结果？面对共同的研究领域，各门学科如何通过合作给出更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等史学界关心的问题。
在近代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也面临着研究范式、基本线索问题的争论，学者们也进行了研究。董从林指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与基本线索问题，既是宏观理论问题，又密切关联研究实践，且有着较大争议；而于“宏阔”与“细微”之间，则存在着选题与叙事方式上的巨大伸缩空间，能够显示演变中前后的醒目反差。通过轮廓性勾勒与具体例证列举相结合的揭示方式，对上述两大方面的相关内容予以反思性回顾，这构成论文的主要部分。最后的“发展态势展望”涉及四点，即新的整合性研究成果可期加强、“潮涌”与“平流”态势仍会延续、新史料可望支撑相关新成果陆续问世、不断加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会愈发增添学术活力。 [50] 赵庆云总结了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理论问题，指出：近十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对于宏大理论问题渐趋淡漠，理论建构不足。但仍有唯物史观及社会形态、中国近代史的范式之争、对“中国中心观”的反思与批评等理论问题受到学界较广泛的关注。而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研究之影响、“碎片化”问题、公众历史学问题、数字技术在近代史研究中的运用等问题，也在近代史学界有较为热烈的讨论。理论与实证本为史学之两翼，可以有所侧重却不宜偏废。近十年来的这些理论争鸣，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51] 龚云指出必须正确评价近代中国革命，认为：当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妖魔化革命，正确评价近代中国革命，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正确评价近代中国革命，必须认清近代中国革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近代中国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彻底扫除了障碍。 [52] 对于目前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华南学派，王传则总结了其史学理论溯源，指出：华南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植根于中山大学文科设立以来“眼光向下”与跨学科治学的学术传统，师承傅衣凌、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并在与海外学者长期的合作与交流中形成了共通的治学理念。华南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及其学术思潮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出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某些共有特征。 [53]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仍缺乏中国学者提出且被国际公认的理论话语，这仍需要学者们的继续努力。
学者们还对史学理论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进行了讨论。如吴英强调：目前的一些史学理论研究缺乏批判性，对待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理论家基本持完全肯定甚至是同情式理解的态度。这些研究基本上都以叙述性和解释性为主，很少有批判性的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因果链条上进行更深的追溯，所以无法跳出既有的研究视角，无法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指出其中的可取之处与不足之处。 [54] 乔治忠则指出：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是现今中国史学界的要务。这首先应从辨明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开始。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厘清至关重要。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不能屈从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议论，也不能从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推衍而产生。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原理，史学理论建设的基点，是系统性的史学史知识，中国史学史在其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史学理论的内容结构，应当由三大部分构成，即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其中蕴涵广阔的学术探索领域。 [55] 陈慧本则从历史叙事与历史表现、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后叙事主义、历史时空以及历史认识主体等方面梳理了当前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他指出：虽然叙事主义将不再是历史哲学领域的整合性框架，但它仍将作为学术研究的诸多路径之一为人们提供洞见。而在叙事主义之外，有关史学理论方方面面的研究，以及其他学科中可能有助于历史思考的研究，仍有待我们在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下去细细梳理和探索。 [56] 此外，王健主编的《中国史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回顾了国内有关新文化史、数字历史及后现代主义史学、医疗史等方法的最新研究动态。彭刚编著的《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则收集了当今史学界巨匠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经典论述。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邹兆辰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于沛的《与时代同行：中国史学理论研究40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等文章，则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史学界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