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学者讨论甚多，并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化，普遍肯定了其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如吕惠东、丁俊萍关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谱系，指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传播，30年代涌现出一批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史学家。他们创作了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谱系，具体表现为：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以回应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为研究指向，探索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开辟和拓展了诸多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细化和剖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范畴和问题，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34] 李红岩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它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以“史论结合”为基本方法，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它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历史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历史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35] 左玉河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性（求真性），以求真为目的，探寻历史的真相，强调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属性；二是现实性（致用性），注重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用属性。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求真与致用、科学性与现实性，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 ^[36] 左玉河还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质。它顺应时代发展并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际，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同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立足中国现实而继承中国史学传统，顺应时代发展而着力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既是中国马克思主史学的基本品质，也是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根本保障。 ^[37] 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史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学者们也有责任、义务维护其指导地位，确保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继续发展。

在具体问题上，学者们从个案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如叶建研究了近代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指出：报刊媒介是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建制中的重要内容。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家身兼学者、报人双重身份，参与了报刊的创办、编辑及投稿等活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内在的学术价值，为近代报刊接纳并加以专栏或专辑刊载，但终因刊物的政治性影响了其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地位。不过从近代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来看，随着报刊的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权逐渐从学界的边缘走向了中心。 ^[38] 朱慈恩关注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9] 李玉莉考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经学的关系，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揭开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篇章。经学为传统学术文化之渊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着复杂的联系。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学功底扎实，传统教育沉淀的经学知识为其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传统经学，将其与古代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经学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彰显。作为新的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待经学之态度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经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哲学思想的内在融合也是诸多联系中的重要内容。 ^[40]

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上，学界对郭沫若、范文澜、荣孟源、蔡和森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推出了“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专栏，包括邹兆辰《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与发展》、何晓明《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赵国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李勇《郭沫若唯物史观接受史》及尤学工《重塑科学性：“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向》等文章。马勇还关注了老辈史家近代史叙事的调整，指出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在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就是“革命叙事”，几百种同名作品中，大致都在使用这个叙事模式描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改革开放后，近代史学界在叙事模式方面有重大进展，历史的多重面相在丰富的叙事模式中也获得了展示。在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模式调整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老辈史家，他们的学识、见识、探索精神与坚持，使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调整有了可能，有了开始。 ^[41] 赵庆云研究了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编纂，指出：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革命战争年代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集众之力修订、撰写中国通史，进一步完善了其通史叙事。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撰著通史，仍能为我们今天的通史编纂提供借鉴。 ^[42] 赵庆云还考察了荣孟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荣孟源先生笃信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有深入钻研，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从事近代史研究，勤勉治学，多有建树，同时对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考证辨伪等传统学问颇有根底，并数十年潜心于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编纂，卓然成家。他主持编纂的这些资料著述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为学界所推重。 ^[43] 张杰考察了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撰写的《社会进化史》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过程中迫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答的问题。蔡和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44] 陈峰以吕振羽为个案，指出：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早期构建者之一。他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致力于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实验主义、机械论等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此基础上，他立意“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倡导加强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以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吕振羽与翦伯赞共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完善。 ^[45] 当然，目前学界多是对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较多，其他普通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深化。 pQLqbOV1UMvGoSgamPk4SDnCyeDPEvGTEJE8E5DsJkA5x1JOCN43jxXNGWqcxx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