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思想，但是，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近些年来，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冲击下，唯物史观在我国学术界受到冷落，甚至受到挑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也就意味着唯物史观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近些年来，有的人忌谈唯物史观，有的人甚至以轻蔑的眼光看待唯物史观。 [1] 针对这种情况，信仰唯物史观的学者们不断地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张顺洪等主编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文集》于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代表了当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成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巩固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积极的作用。
学界还对李大钊、吴恩裕、顾颉刚、陈寅恪等民国学者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以及唯物史观在传播过程中的内涵释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宪明等提出：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作出三大贡献：一是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唯物史观”等课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骨干人才；二是将唯物史观当作一种真理，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重建问题；三是运用唯物史观来探索中国发展路径问题，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 [2] 尹媛萍以吴恩裕为例，关注了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唯物史观的党外传播，指出作为较早关注和受到唯物史观影响的学者，吴恩裕青年学生时期在天津和东北地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经由清华大学至英国深造，在拉斯基门下继续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归国后出版了这方面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可谓唯物史观党外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吴恩裕及其研究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院派知识分子与中国人译介、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这一历史过程之间的关联。 [3] 李政君考察了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指出：结合新近所出材料可见，顾颉刚在学术上并不排斥唯物史观。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对唯物史观的史学著述表示赞赏；30年代初，更在其日记中表示，愿意接受唯物史观；他还积极支持《食货》半月刊的创办；此后，唯物史观更在其古史研究中有所体现。当然，他对社会史论战也有所批评，但他的批评，主要针对论战者将唯物史观“定于一尊”的态度和“公式化”的弊病。因此，民国时期，顾颉刚对唯物史观持一种兼容态度。 [4] 王雪楠则分析了1918—1923年中国知识界对唯物史观的解读，指出：唯物史观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思潮”入中国，随即踏上其徘徊于物、心之间的理论妥协之旅。原有的“经济定命论”思路，一再使人陷入物质与人力的互斥困局。重新权衡“物质”与“人力”关系，为迫在眉睫的“社会改造”寻求理论支持，已经势在必行。 [5] 李政君关注了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看法，指出1949年后，顾颉刚面临的主要学术困境，不是要不要接受唯物史观，而是如何论证考据工作具有正确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以获得主流认同。这一时期，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运用了唯物史观，但他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改变。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主要是将之作为一种解释工具，服务于其古史考辨的宏观主旨。 [6] 王日根则研究了傅衣凌的唯物史观认识，指出傅衣凌先生愈加明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通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坚持做坦诚纯真的历史研究，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的根本性转变。 [7] 李维武则关注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指出：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而成的革命家兼学问家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在学理上对唯物史观展开了不同维度的阐释。他们的这些工作，开启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以一种新形态的现代中国哲学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代表了自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起来的新的中国学术方向。 [8] 胡文辉考察了陈寅恪的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认为其可梳理为两个层面：在单纯的方法论层面，陈寅恪受到近代社会学方法的潜在影响，重视社会群体本位和经济因素，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趋同之处；但在学术与政治交涉的层面，他强调学术独立，拒绝政治对学术的干扰，跟意识形态化的唯物史观又是截然对立的。 [9] 陈峰关注了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指出：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和主干传入中国，被解读为经济史观。时人心目中的唯物史观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人生观和社会观。20世纪20年代辩证唯物论开始风行，唯物史观退居派生地位。30年代唯物史观被等同于社会形态理论，具体落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翦伯赞等人的努力下，唯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之下的历史唯物论，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1938年“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出现了“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的呼声，中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最终将唯物史观导向阶级斗争学说。 [10] 学者们对于民国时期唯物史观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对不同群体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可帮助我们了解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演变。
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分析。王伟光指出：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我国史学研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是我国史学发展必须解决好的首要问题，为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历史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要深刻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的利器，弘扬我国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优良传统，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史学建设，需要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努力为人民而从事史学研究；需要不辜负时代要求，努力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话语体系创新建设；需要加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成果普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11] 赵义良则指出：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内嵌于“历史具体”中，这种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唯心史观以精神的历史来取代现实的历史，把“世界精神”当成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其结果必将导致现实的历史被虚无化。马克思基于对劳动问题的探索通过思维具体实现了历史具体，从而跨越了思辨的深渊，打开了一条通往社会现实的道路。只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才能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由思维抽象走向思维具体，从而实证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和暂时性，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12] 吴英通过对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初衷的考察、对唯物史观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以及对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发展自己的考察，阐明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具有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本性。与此同时，有鉴于唯物史观所建构的对人类社会的系统认知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它同样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 [13] 涂成林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对历史阐释指出：历史事实与历史评价既是历史阐释中一个恒久而常新的重要议题，也是当下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的基本前提。历史阐释的形成不仅涉及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本体论互动关系，也涉及历史事实、历史逻辑与历史价值的认识论径路，涉及人们确认历史事实、建构历史评价的内在张力与动态平衡。建构唯物史观的历史阐释学，必须在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先在性的前提下，注意克服历史评价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的羁绊，寻求人类建立共同历史价值观、书写人类共同历史的可能。因此，历史阐释既是无限趋近历史真相的认识过程，也是共同建构人类精神家园的社会过程，最终确立人类认识历史、评价历史的共同尺度，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大价值公约数。 [14]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广大史学工作者有必要对唯物史观学好用好，才能深入推动史学研究水平的提升。